明朝後期書壇、畫壇，以董其昌名氣最盛、影響最大，在晚明五家崛起之前，可以說一度形成了“一人獨大”的局面。世人皆知董其昌，卻常常忽略了在當時幾乎是與董其昌並駕齊驅、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超過了董其昌的“隱士大V”陳繼儒。
陳繼儒是誰？董其昌的摯友，晚明出色的文學家、畫家、書法家、收藏家。因其一生遠離仕途朝堂、權力傾軋，卻又能以隱士高名，周旋於王公貴族、達官顯宦之間，因此後人送他一雅號——“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陳繼儒
既開文就說了陳繼儒是晚明巨咖董其昌的好友，我們便來試看一下這二位各自的生平軌跡——陳繼儒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比董其昌晚了三年；去世的時間亦比董其昌晚了三年（1639年）。倆人活得歲數一般大。真是一對命定的“好基友”。董其昌一生宦海沉浮，雖然時不時給自己休個“長期病假”，但起起伏伏，總也沒真正離開了官場；而陳繼儒呢，一生也沒有走這條仕途之路，山中隱居一直到生命結束。
歷來讀書人講究“學而優則仕”，陳繼儒又為什麼不想做官呢？其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陳繼儒所身處的嘉靖、萬曆年間，正是明代官僚集團之間鬥爭最為激烈、矛盾最為尖銳的年代。或是生性的灑脫，亦或是出自一種怯懦，少有高才的陳繼儒在二十九歲那年做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當街焚燒了自己的儒生衣冠，昭告天下自己永絕仕進，布衣終老。
三十未滿而了卻自己終身的仕途念想，這對一個風華正茂、文采過人的年輕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陳繼儒卻毅然作出了這樣的選擇。此後他便隱居小崑山之南，潛心著述，熱衷書畫，靠這些技藝謀生，並在這諸多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一般來說，文人靠賣字畫為生，過得都是最清貧的日子。但是陳繼儒的後半生卻一直過得很充裕，還買了一塊地，蓋起了新房子，過著很有格調的“小資生活”。
聽起來陳繼儒雖然沒有做官，但是好像過得一點不比做了官差。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到一個人，那就是陳繼儒的妻子衛氏。陳繼儒原本出身寒門，後得妻衛氏。雖非顯赫，但賢良無比。陳繼儒一把火絕了自己的仕途之路，落了一個瀟灑痛快，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妻子衛氏需要扛起更多，才能與他合力支撐起這個家。陳繼儒早期販賣詩文字畫收入並不高，幸有衛氏殷勤操持，這才為陳繼儒提供了殷實的生活保障。
當然，感妻深切的陳繼儒，也用一生回饋了衛氏——雖然陳繼儒後半生一直過著衣食無虞的生活，但他一生未納妾，惟與衛氏相伴。他和衛氏育有三子一女，相敬如賓，堪為人間佳話。
從陳繼儒家庭和出身來看，他既沒有顯赫的先世，也沒有發達的子孫後代、甚至是門生（這可能也是陳繼儒影響力大不如董其昌的原因），但他可以憑藉一己之才，成為中國晚明時期的藝術高士，實屬不易。可見妻子衛氏的賢良，也對他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明代女子
當然，我們這裡說到陳妻賢良能幹，絕不代表陳繼儒就撒手不管、一門心思“吃軟飯”去了。其實處世圓通的陳繼儒，自有一套自己的生財之路。他的交友十分廣泛，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除了我們先前提到的董其昌之外，陳繼儒與當時的首輔徐階、禮部尚書陸樹聲、刑部尚書王世貞、首輔王錫爵及其子編修王衡……都保持著親厚的交往。他不兜售聲名，聲名卻總能自動找上門來。權貴們仰慕他的人格魅力和傾世才華，競相登東佘山（陳繼儒後從小崑山移至東佘山）拜訪。也足堪為一時盛事了。
在陳繼儒的交往圈中，當以他和董其昌的交往最值得稱道。這倆年少時就是好友，雖然後來社會地位懸殊（陳繼儒一生布衣，董其昌卻一路做到了禮部尚書的位置），但是這倆人的黏糊勁卻是一年超過一年，真是友誼愈老愈醇。陳繼儒就曾這樣感慨他和董其昌的“基友情深”，“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刺史相連，八十餘年，毫無間言，山林鐘鼎，並峙人間。”這是多麼動人的情誼呀。
董其昌
晚明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兼雜劇家，叫作王衡。這位王衡是陳繼儒的同窗好友。他年少成名，散華落藻，名動海內。也曾榜眼及第，得授翰林院編修。但最終對仕途失望，辭官隱歸，和陳繼儒一樣做起了隱士。他一生和陳繼儒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倆人經常詩文唱和，切磋書畫，不亦樂乎。
王衡
陳繼儒的好友圈中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咖——徐霞客，明代鼎鼎大名的地理學家、旅行家、文學家，一本《徐霞客遊記》幾乎是人盡皆知。我們久聞徐霞客大名，卻鮮有人知道徐霞客本名並非徐霞客，而是名弘祖，字振之，這“霞客”之號，還是陳繼儒取的。徐霞客比陳繼儒小了近三十歲，徐霞客“出山”時，陳繼儒已經是名動當時的藝壇大咖。在友人的引薦下，徐霞客專程去東佘山拜訪陳繼儒，併為母親王氏八十壽辰求作壽文。往後的日子，直至陳繼儒去世，徐霞客一直保持著造訪，足見對陳繼儒敬仰情深。
徐霞客
此外，李日華、莫是龍、僧人擔當等晚明文學大家都與陳繼儒保持著密切的往來。我們就不再一一介紹了。
別看陳繼儒人不在朝堂，但這人脈之廣，卻足讓他在廟堂中產生著相當的影響力。這也是一部分人對他頗有微詞的原因——認為他這個隱士做得不純粹。陳繼儒這個隱士的確不太像“隱士”，他處江湖之遠，卻極為關心民間疾苦。在萬曆年間的中後期，蘇州、松江一帶地區常常發生水災，陳繼儒看不過，因此連寫《救荒煮粥事宜》、《修橋樑道路條》、《上王相公救荒書》、《上徐中丞救荒書》、《復陶太守救荒書》等文章，呼籲明君體恤民情，賑災救荒，並提出具體的辦法，言辭懇切動人。
天啟二年(1622年)，陳繼儒又針對民窮財絀的問題作《金山衛議》，提議將金山衛改州改縣，減少民間疾苦。崇禎五年(1632年)，時松江白糧解戶，造成民怨，陳繼儒堂批先創條議，上之郡邑，使松江祿米之煩得以徹底解決。崇禎十一年(1638年)，時值松江流寇猖獗，已經八十有餘的陳公又懇之郡侯方岳貢曰：“今若先卸民居，未防亂本，先示亂形，民心一動，將來不知究竟矣！”方侯俯從面止。
他總是致力於解決民間疾苦，又以才名傾動寰宇，先後向朝廷舉薦他做官的人不計其數。但每當朝廷徵召他去做官，他又以各種理由推辭掉。他終身隱於山中，又能縱橫捭闔左右時局，還不忘關心民間疾苦，人皆稱之“山中宰相”。
“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這是“山中宰相”陳繼儒送給自己的一句話。
事實上，他確非等閒。正如我們開文所說，他是晚明時期享有盛名的文學家、畫家、書法家、收藏家，並且名傾海內。
陳繼儒一生編纂、出版了大量書籍。僅僅在《四庫全書》系列中就收錄了他所編纂的《筆記》二卷、《讀書十六觀》一卷、《群碎錄》一卷、《珍珠船》四卷、《銷夏錄)四卷、《闢寒》四卷、《古今韻史》十二卷、《福壽全書》無數卷。萬曆中，刻《寶顏堂秘籍》6集，收書229種，多掌故、瑣言、藝術、譜錄之類，其他散見於市的著述可想而知。
陳繼儒最顯於世的作品，莫過於他的《小窗幽記》。《小窗幽記》全書分為醒、情、峭、靈、素、景、韻、奇、綺、豪、法、倩十二卷，共一千五百餘則，內容涉及修身、養性、立言、立德、為學、致仕、立業、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達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寧靜致遠、超凡脫俗的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其文字清雅，格調超拔，論事析理，獨中肯綮，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又與《菜根譚》和《圍爐夜話》並稱為中國文學史上修身養性的三大奇書。書中警世言語精妙絕倫，又具道眼清澈之慧解，真可謂“熱鬧中下一冷語，冷淡中下一熱語，人都受其爐錘而不覺”！
更值得一提的是陳繼儒的畫作，作為晚明“雲間派”代表人物，陳繼儒和老友董其昌一樣，都是明代畫史上開宗立派的大人物。他所畫的山水，名重一時；其畫空逸清幽，點染精妙，水墨繪梅，更是首創，為後世所法。陳繼儒一生崇尚松、竹、梅等意象，常以它們自比，亦常以它們入畫。《橫斜疏梅圖》是陳繼儒的畫中代表，此作以大草橫塗枝幹，瀟灑流暢，不失法度，又由細筆勾勒、點、染，大氣之中見真率，豪情奔放時見嚴謹，能收能放，將梅的暗香浮動，表現得極為生動，畫出了梅的“凌寒獨自開”的孤傲性格。
通過陳繼儒《橫斜疏梅圖》，我們不妨將陳繼儒與老友董其昌作一比較，董畫一味的柔，陳畫卻柔中有剛。董畫雖有淺有墨，然更偏於墨，陳畫則有筆有墨。董畫清潤，水分飽滿，“暗”處近於模糊；陳畫雖也清潤，但水分不象董畫那麼多，雖“暗”但筆墨尚能清晰，而且總的看來，陳畫較之董畫骨鯁的成分多一些，其“氣韻空遠”“蒼老秀逸”甚至為董畫所不及，陳繼儒主張作畫要“文”不要“硬”。要隨意不要過於用心，並言儒家作畫，便畫涉筆草草，要不規繩墨為上乘。基本上能在他的此幅作品中找到印證。
陳繼儒《橫斜疏梅圖》
通過對比，很多人會發現陳繼儒的繪畫水平在某些層面上要高於董其昌，凡是董其昌的影響，同時也皆是陳繼儒的影響。正如王時敏《國朝畫徵錄》記其“少時即為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所深賞而過之”，又如擔當項聖謨等人得董其昌的指點，同時又得到了陳繼儒的指點，新安畫家活動於董其昌的周圍，同時也就活動於陳繼儒的周圍。“南北宗論”見於董其昌的著作，同時也見於陳繼儒的著作。然而陳繼儒在後世的名聲卻遠遠不及董其昌響亮，真令人唏噓感嘆。
在書脈傳承中，陳繼儒主要學蘇軾、米芾而來，對這兩位的書跡最為喜愛。雖殘碑斷簡，也必搜採，手自摹刻，成《晚香堂帖》及《來儀堂帖》二帖。他所留下的作品如《梅花詩冊》、《讀書雜錄軸》等作，瀟灑勁健，既可見米芾之“沉著飛翥”神韻；又不乏蘇軾“渾厚灑脫”之筆意，誠然是難得的佳作。
陳繼儒《梅花詩冊》局部
陳繼儒《讀書雜錄軸》局部
陳繼儒的一生，壯歲即隱，終生不仕，卻常以其聲望，關心百姓疾苦，為民請願。其所作所行，遠非沽名釣譽之流。無愧其一代大文學家、書畫家之名。雖在晚明江南社會的歷史長河中，他不是影響力最大的那一個。但是“山中宰相”，出世而經世，亦為一種難得，值得為後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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