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4月28日7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全球實時統計病例數已破300萬
全世界的確診數字依然在每天增長。
如果從2019年12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處收到中國報告不明原因肺炎開始算起，新冠病毒只用了四個多月時間就改寫了世界。一些人被治癒，一些人就此訣別，一些人夢想破碎，一些人獲得新生，一些人被隔離，另一些人，則從未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這次疫情是現代社會第一場真正意義的大流行病。這就像一場世界大戰，不同的是，這次我們都在同一條戰線。”比爾·蓋茨說。
這場疫情何時才會結束，人類社會將走向何方？
沒有人有確定的答案。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警告，新冠病毒是如此之危險和狡猾，利用了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分歧，“最糟糕的時刻即將到來。”
壞消息是，科學家告訴我們：短期內，我們仍然沒有最重要的武器——特效藥；在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我們不會有“援軍”——疫苗；我們的生活將進入“新常態”——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並且要為今年秋冬季可能襲來的第二波“攻擊”未雨綢繆。
好消息是，只要研發出疫苗，這場疫情就將逐漸走向終結。
如何在大流行的時代“與新冠病毒共舞”？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開始思考的問題。
毫無疑問，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征途的長短不僅取決於科學，也取決於人類的集體行為：作為一個整體，我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團結在一起，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
人類最終會從這場大流行中復甦。但直到那一天來臨之前，黑夜漫長。
紐約市街頭
真實的情況
截至北京時間2020年4月28日凌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突破300萬例，全球20.8萬餘人死亡，總體死亡率約為6.9%。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到第一個100萬用了94天。而達到第二個和第三個100萬，總共只用了25天。
每天的各種統計數字早已讓人麻木，但是隻有兩個數字是最重要的：這場疫情究竟會感染多少人？導致多少人死亡？
從表面上看，此前全球的一些疫情熱點國家和地區，正在逐步穩定下來。不過數字並沒有告訴我們全部的事實。
“無論是確診病例，還是死亡人數，目前統計的數字都遠遠低於真實的情況。實際感染人數很可能已經超過千萬級別了。”牛津大學流行病學專家陳錚鳴對澎湃新聞說。
目前全世界大多數政府和權威媒體援引的疫情數據來自於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兩者的數據雖各有所長，然而都無法迴避一個關鍵問題：確診人數始終受限於檢測的人數和次數。
“沒有檢測就沒有確診，即使是在英國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檢測能力到今天依然沒有到位。”陳錚鳴說道。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衛生部門有沒有能力進行大範圍、高密度甚至是反覆的檢測，直接影響了確診人數的多少。這一點已在許多國家得到證實。
儘管世衛組織反覆強調檢測作為第一道防線的重要性。至今許多疫情嚴重以及有著潛在暴發可能的國家檢測能力依然遠遠沒有到位，一些國家甚至已放棄了檢測，轉向尋求“群體免疫”的消極態度。這些都勢必導致實際感染人數被大大低估。
即便做了核酸檢測，甚至是反覆檢測，也依然會有“漏網之魚”。更何況科學家們已發現，新冠病毒異常狡猾和複雜的特性之一，就是無症狀感染者。由於大部分國家僅檢測有症狀者。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無症狀、輕症患者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數字之內。
無症狀感染者的比例和人數究竟有多大？目前沒有確切的統計。美國流行病學家傑勒多·考爾（Gerardo Chowell）對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約700名感染者調查的結果顯示，約有18%的人從未出現症狀。進行了廣泛檢測的韓國的數據顯示，超過20%感染者在出院前仍無症狀。
要更確切地瞭解真實感染的規模，必須同時依靠另一項檢測——抗體檢測，通過檢測血清中是否含有對抗病毒的抗體來判斷測試者是否曾感染過病毒。
4月17日，斯坦福大學在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Santa Clara)縣進行的一項對3000多人的抽樣抗體測試研究中發現，感染該病毒的實際人數可能是官方公佈數據的50至85倍。與此同時，全美多地以及歐洲多國的類似抗體測試也都得到了類似的、遠高於官方公佈確診人數的結果。
越來越多科學家認為，全球實際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很可能大大超出預期。
而在死亡人數的統計上，官方公佈的數字也並不代表所有的真相。
首先，許多國家只統計在醫院中收治的死亡病患。而在家中和其他地方病亡的患者則不包括在內。在許多西方國家，養老院是重災區。大量感染新冠病毒後病逝的患者早期並沒有被政府統計在內。隨著死亡數字的增加，才被單獨列出。
以英國為例：據英國政府的統計，截至4月10日，至少有1509名在養老院和家中病亡的患者未納入官方公佈的2萬多死亡數字中。
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貝加莫市政府發言人曾向澎湃新聞證實，當地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至少是官方公佈數字的4倍。
《紐約時報》4月24日公佈的一項對12個疫情嚴重國家和城市死亡人口數據調查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觀察角度 ：在對上述地區過去一個月死亡人口與官方公佈的新冠肺炎病亡數字對比後發現，至少多出36000人。
這其中包括沒有被統計的死於新冠肺炎的病人，以及那些因醫院不堪重負而無法收治其他病人所導致的死亡。《經濟學人》將這些死亡人口稱為“超額死亡”。在許多歐洲國家，最近的數據顯示，死亡人口比往年同期多出20% 到30%。目前還不清楚其中多少直接死於新冠肺炎。
而上述數據多是在政府已經採取了極端社會管控措施和增加醫療資源投入的條件下發生的。這些措施至少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如果沒有采取這些行動，死亡人數勢必會更高。
雖然全球實際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都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一個令人稍感安慰的消息是，新冠肺炎的真實死亡率可能低於目前的數據。
人類歷史上，上一次造成如此大規模人員傷亡的大流行病是2009年的H1N1流感大流行。美國疾控中心的統計稱，當時持續了一年多的疫情導致全球約7到14億人感染，約15萬到57.5萬人死亡。然而，儘管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低於同屬冠狀病毒科的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和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但是卻遠遠高於任何一種流感病毒，其傳染性也比流感病毒更強。
沒有證據顯示疫情會在今年夏天消失。全球的最終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將取決於疫苗的開發進度、公衛能力最弱國家的疫情，以及在今年秋冬季之後，是否還會有第二波疫情捲土重來。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在最初的第一波傳播受到遏制之後，當年冬天及次年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暴發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更沉重的打擊。幾波攻擊加在一起，感染了當時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奪去了5000萬-1億人的生命。
眼下新冠病毒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級別，但是這場疫情已經越來越多展現出與人類“持久糾纏”的徵兆。
世衛組織引用的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黃競荷教授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對新冠康復者是否就一定對病毒免疫提出了疑問。在對175名新冠肺炎康復患者血清樣本分析後發現，有30%的患者產生的中和抗體滴度非常低，其中年輕人抗體更少（編注：抗體滴度用來衡量某種抗體識別特定抗原決定部位[epitope]所需要的最低濃度）。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不知道是否所有康復的新冠病人都對病毒產生了足夠的免疫力，免疫力會持續多久。” 她對澎湃新聞說道。
在這樣一個狡猾和兇殘的敵人面前，人類最好的對抗武器依然是“特效藥”和疫苗。
要命的是，它們何時才能來到？
捷克醫護人員在進行檢測
救命藥
幾乎在這次疫情暴發的同時，人類尋找解藥和研發疫苗的腳步就已經開始了。
1980年代初，年輕的辛格曼（Barry Zingman）還是紐約大學醫學院的一名學生時，艾滋病剛剛登上人類歷史的舞臺，開始在全美各地蔓延。
40年後，已是美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教授、紐約蒙蒂菲奧裡醫療中心（Montefiore Health System）傳染病臨床主任的辛格曼和他的同事們一起與另一種改變人類歷史的疾病——新冠肺炎進行著鬥爭。
辛格曼博士是目前全世界眾多正在尋求治療新冠肺炎方法的科學家和醫生之一。他所領導的一項臨床試驗正在測試目前可能是治療新冠肺炎最有希望的實驗性藥物之一——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療效。
早在1月，美國第1例新冠肺炎患者在住院後第7天（患病第12天）接受了吉利德製藥公司的實驗性藥物瑞德西韋的治療，病情出現了迅速的緩解並最終治癒出院。此後，世界各地出現多起類似的“成功案例”，激起了人們對這款試驗藥物的希望。
辛格曼博士所領導的試驗點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資助的全球50個（首批共入組394名病人）正在展開瑞德西韋臨床測試的地點之一，也是美國重災區紐約州的第一個測試點。
“據我所知，我們的測試點是目前在全球範圍內正在進行的關於瑞德西韋臨床試驗第二大規模的試驗點。”辛格曼對澎湃新聞說道。
據辛格曼介紹，在3月17日到4月17日的一個月裡，已有91名病人參與了按照最嚴格的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方式進行的臨床試驗。一期實驗在上週末剛剛結束，實驗數據已上交檢驗。如果兩個對照組之間觀察到顯著的差異，數據可能會在月底前公佈。
“在一些病人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顯著的改善，但是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是服用瑞德西韋還是服用安慰劑。”辛格曼說。
他進一步解釋道，對照研究對於瞭解患者是否通過醫護人員提供的支持性治療自我恢復，還是因為服用瑞德西韋而康復至關重要。這也是研究該藥物副作用的唯一方法。
瑞德西韋並不是科學家們唯一的希望。世界衛生組織在3月下旬發起了一項由數十個國家和數千名患者參與的名為“團結”的大型國際試驗，以測試目前最有希望的四種主要治療藥物。
除了瑞德西韋以外，還包括抗艾滋病藥物洛匹那韋/利托那韋 ，以及這兩種藥物加上調節體內炎症的干擾素-β，還有治療瘧疾的藥物氯喹和羥氯喹。前三種藥物是抗病毒藥物，藥理在於直接阻止病毒的繁殖。氯喹和羥氯喹的原理則是改變人體免疫系統對病毒的反應方式。
在病毒學專家、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冬雁看來，“特效藥”最重要的作用是將重症病人比率降低，防止他們將醫療系統擠垮。因為一旦醫療系統不堪重負，死亡人數的上升將在所難免。
金冬雁表示，新冠肺炎是一種自限性疾病，研究表明80%以上的患者屬於輕症或無症狀，可以依靠自身的免疫系統壓制住病毒。而那些不能夠將病毒壓制的患者，就可能會進一步發展成為重症或危重，這一部分人是治療的關鍵。
“人體是靠自身的免疫來戰勝病毒的，但是免疫反應的同時引發了症狀，包括細胞因子風暴以及肺部炎症等。重症病人大多是免疫反應過度。”據金冬雁介紹，在疫情控制得較為成功的香港，在沒有瑞德西韋等藥物之前，是以老藥新用的辦法治療新冠肺炎病人，包括干擾素、利巴韋林、蛋白酶抑制劑等三種藥物的同時搭配使用。
“目前來看，瑞德西韋可能是最接近‘特效藥’的一種藥物。因為它在此前用於治療包括SARS和MERS等冠狀病毒中已經證明了有一定的療效。所以這次會被第一時間用於新冠病毒的治療。只要實驗中對照組的重症病人存活率有很大分別，那它就是救命藥了。”金冬雁說。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4月24日在其網站“不經意”發表的一項在中國武漢進行的瑞德西韋隨機對照雙盲臨床試驗結果卻給人們“潑了一盆冷水”。
這份被“洩露”的報告顯示，在武漢進行的瑞德西韋治療重症新冠患者的臨床試驗，預期入組453名重症患者，但最終入組237例患者，有158名患者進入瑞德西韋試驗組，79人在對照組，因無新患者入組提前中止。在接受瑞德西韋的重症試驗組病死率為13.9%，而接受標準治療的重症對照組為12.8%，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生產瑞德西韋的美國製藥企業吉列德在發給澎湃新聞的一份說明中解釋稱：這份“洩露”的數據不足以支撐有統計意義的結論。吉列德將在本月底發佈針對瑞德西韋用於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更完整全面的研究結果。
金冬雁認為，目前下結論仍為時過早。“先前有研究認為蛋白酶抑制劑無效，但是致命傷是給藥太晚。推測本項研究可能也有同樣問題。還是要先看完整數據才確切知道是什麼問題。”他說。
而其他的藥物目前傳來的消息也並不樂觀，美國總統特朗普力推的羥氯喹因為對人體的副作用而遭到美國三大醫師協會，包括心臟病相關醫學會集體反對。美國FDA至今未批准在臨床中使用該藥。
此外，另一種治療方法是從新冠肺炎康復者身上採集血液，在確保沒有病毒後將血漿提供給其他病人。不過這項方案的主要障礙在於，目前可供採血的康復者人數不足。
大部分科學家認為，從長期來看，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在於疫苗。
“在群體免疫建立起來之前，只能靠疫苗。按照目前的情況，我對一年內研發出疫苗表示審慎樂觀。SARS的時候已經有疫苗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了，只是因為當時SARS不見了，所以無法測出它效果有多少。”金冬雁說。
不過金冬雁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針對冠狀病毒（如SARS）的某些候選疫苗已有出現觸發“抗體依賴性增強”作用（編注：即特異性抗體對病毒感染有促進作用）的現象，這將使接受者可能更容易受到感染。過去，在登革熱疫苗的使用中就出現了類似的“意外”。
疫苗的開發是與疫情發展和病毒本身變異的一場賽跑。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項疫苗是在流行病結束之前被開發出來的。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他對在18個月內生產出新冠疫苗表示樂觀。不過《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此前人類生產疫苗的最短記錄是上世紀50年代美國生產的腮腺炎疫苗——前後共耗時4年。
與解藥不同，由於疫苗的特點是用於所有健康人身上，預防於未病，因此對安全性的要求要比治療藥物高得多。
和人類所熟知的天花病毒、腺病毒、皰疹病毒等DNA病毒性質不同，新冠病毒屬於RNA（核糖核酸）病毒，前者能產生比較穩定的抗體，它開發的疫苗是穩定的、有效的。而RNA病毒抗原變異性快，決定了研發新冠病毒疫苗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疫苗的研發和測試已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但要生產出數十億劑疫苗的難度可能更大。
以中國為例，如果每人需要注射兩次，就至少需要28億劑疫苗，那將是一項巨大的生產任務。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焦紅此前曾透露，作為全世界少數幾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國家，中國疫苗年產能可以達到10億劑次，然而要完成上述的任務仍然挑戰巨大。
如果全人類齊心協力，通力合作，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和生產能打破紀錄嗎？
沒有人敢打包票。
美國街頭抗議禁足令的民眾和醫護人員對峙
與新冠病毒“共舞”
對所有政府來說，如何在新冠大流行後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已成為眼下最嚴峻的考驗。
沒有那個國家可以長時間地承受社會關閉的代價。整個社會完全停擺所導致的損失，可能並不比新冠肺炎病毒帶來的傷害小。
在過去一個月內，美國已有超過2600萬人失去了工作，這一數字幾乎相當於整個上海的常住人口。
迄今為止，數十億人失去了行動自由，數千萬人失去了工作、收入、儲蓄和正常的生活。所有人都在問: 這種情況什麼時候才會結束？政府什麼時候才能放鬆這些措施，讓我們回到原來的生活？
答案是，在疫苗出現前，我們可能再也回不到2019年那樣的生活模式了。但是我們的生活仍然可以在與新冠病毒“共舞”中繼續。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清醒地描述了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況：
在許多國家，居家令和其他保持人際距離的措施已成功抑制了傳播。但是這種病毒仍然極其危險。在疫苗出現之前，我們大多數人仍將處於易感的脆弱狀態。這意味著疫情很容易死灰復燃。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自滿自足。不難理解，在實施居家令的國家，人們連續數週受限在家非常難受。由於生命和生計面臨威脅，人們自然會期盼生活恢復正常。這同樣是世衛組織所期盼的。這正是我們每天為之奮鬥的目標。
然而，世界不會，也不可能回到從前。必須有一種‘新常態’，一個更健康、更安全、準備更充分的世界。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舞”的一種新生活常態。那麼，與新冠病毒“共舞”的社會將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我們將習慣看到滿街戴著口罩的人們；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演唱會、足球賽、大型活動，婚禮、葬禮和畢業典禮將不得不延期；旅行將變得困難重重，人們會頻繁地接受隔離；許多行業將遭受重創並被迫轉型；在所有人當中，弱勢群體將受到最大的衝擊。
“西方國家無法做到等病例清零後才重新開放。幾乎所有國家經過衡量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在新增病例下降後，防控慢慢放鬆，有限度地開放，不同的地區開放程度也會不一樣。”陳錚鳴說道。
塞爾維亞在家隔離期間，兩名鄰居在唱歌。
他進一步解釋道，“具體來說，許多國家會有選擇性地一點一點開放社會。同時要做好配套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人群密集、避免參加社交集會、加強測試、隔離感染者等。一旦疫情有變化，就必須再次進入‘關閉’狀態。如此往復。”
在與新冠病毒“共舞”上，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韓國在經歷了局部疫情暴發後，沒有在全國實施“禁足令”，沒有關閉餐館、工廠、商店，但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發展。在4月，韓國甚至還舉行了國會議員大選。
韓國外長康京和在接受BBC採訪時向全世界介紹了韓國的經驗：總結起來包括大量的檢測、有效的接觸者追蹤、旅行禁令、隔離和觀察。
同樣，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至今沒有暴發過大規模的疫情，當地社會也從未完全關閉，一直在成功地與“病毒”共舞中前行。
香港和臺灣地區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僅因為他們從2003年的SARS疫情中吸取了慘痛的教訓並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當地的衛生疾控部門有著廣泛的權力，行動迅速，在疫情發生前後每天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而在4月之前一直是抗疫“模範生”的新加坡，卻在對境外輸入的勞工管理上犯了疏忽的錯誤。新加坡的失誤包括遲到的旅行禁令、遲到的社交聚會限制、遲到的戴口罩要求，以及最終被激增的確診病例拖垮的人工接觸者追蹤系統。最後，新加坡迅速進入嚴格的“關閉”模式，以遏制疫情暴發。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平衡“開放”與嚴格防疫需要高度的謹慎和靈敏快速的反應。只要有一個國家疫情沒有結束，全世界的抗疫戰就沒有結束。
“這是持久戰。密切觀察疫情的發展，隨時調整社會管控措施的鬆緊，將是未來一年甚至兩年的常態。”陳錚鳴說道。
犧牲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與病毒“共舞”對個人和社會來說都是不容易的經歷。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意味著會有更多的感染和更多的死亡。
而如果我們能夠成功與病毒“共舞”，將會為我們爭取到抗疫戰中最寶貴的資源——時間。
延緩病毒傳播速度，不僅可以減少患者數量和死亡人數；讓受感染的醫護人員康復回到工作崗位，避免醫療系統崩潰；也讓科研人員有更多時間深入瞭解病毒、研發藥物和疫苗；還給生產口罩、防護服的企業也爭取到了時間。
在這場與新冠病毒的對戰中，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二戰的那段著名演講或許對我們有著特別的意義：
我們決不投降。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將以越來越大的信心和越來越強的力量作戰，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本土。我們將在海灘作戰，我們將在敵人的登陸點作戰，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頭作戰，我們將在山區作戰。我們絕不投降。
即使我們這個島嶼或這個島嶼的大部分被征服並陷於飢餓之中——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也會繼續戰鬥。直到上帝認為在適當的時候，新的世界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戰鬥，我們無路可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