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
日本在引進中國文化的時候不肯“全盤中化”，而是挑挑揀揀，沒有學習中國的科舉制度。
日本在大化改新時候全面學習唐朝，派了19次遣唐使，有個叫阿倍仲麻呂（晁恆）的日本留學生，在中國還考了進士，跟李白，王維都是好朋友，所以日本人很瞭解中國科舉，並且大量日本留學生歸國後一定也提議過政府舉辦科舉，但最終科舉也好，太監製度也好，都沒有在日本得到效仿，其原因就是日本有一套成熟的軍事貴族體系，日本的實權都在武士階層手裡，有日本歷史學家測算戰國時期織田信長的收入，其月收入達到相當於今天的59億人民幣，所以他能供養各級大名和武士，全日本3200萬人口，供養200萬左右不需要下田耕作的武士階層，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貴族階層，日本武士並不光野蠻，有時候還插個花，搞個茶道什麼，“上馬擊強胡，下馬草軍書”。
因為階級固化問題比較嚴重。對於貴族們而言，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影響，更害怕小民眾爬上來，最終威脅到了自己。
另外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可以說並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也就是說，日本算不上是一箇中央集權型的封建王朝，其中央集權度更是不如我國。這樣一來的話，日本政府科舉選官能力便有所不足。
宛若星辰暖若夕陽
在日本的歷史上，有兩次重要的政治經濟變革，一次是大化改新，也叫做是作大化革新，這是日本第一次社會政治變革運動。日本開始向中國唐朝展開了全面模仿，使得日本進入了封建時代，第二次就是明治維新，使得日本進入軍國主義時代，開啟資本現代化。而大化改新日本歷史無疑具有最深遠的歷史意義，這次變革使得日本在文化，政治，經濟各個方面開始全面吸納中國唐朝律令制度。在所有的革新制度中，只有兩種制度沒有學，一個是科舉，一個是宦官制度。宦官制度沒有學，是因為閹割“技術”但日日本沒有實施科舉制度，卻是有複雜的原因在內。
實際上日本不是沒有沒有學，而是學不成，第一就是缺乏科舉制度的土壤，二是天皇沒有實權，更確切的地說，官員的選拔與晉升渠道，國家教育資源的分配被權門勢家，世家大族把持使得科舉帶來的公平無法實現。平民無法通過公平的選拔制度進入山上層社會，上下游通道已經被被堵死，實行科舉的意義已經不大。索性也就放棄了。實際上，直到今天日本的“門閥政治”依然十分明顯，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的祖孫三代都是國會議員，日本首相基本上也是五大家族輪流坐莊，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就是典型的門閥，外祖父岸信介是日本首相，父親安倍晉太郎是日本內閣外務大臣。岳父松崎昭雄是日本最大糖果公司社長，安倍的大哥是日本第一大綜合財團三菱商事中國分公司總經理，典型的政治與財閥的結合體。
日本自古就具有明確的階級制度的。武士再怎麼努力上無法升殿和公家平起平坐，直到日本幕府制度建立，武士和公家的矛盾暫時緩和。到了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階層才就此崛起，但也造成了人軍國主義的興起。還有就是日本天皇沒有實權權力，始終是“虛君”地位，說白了，大化改新只能朝著有利於世家大族公家的方向變革，科舉是根本行不通的，對於任何有利於提高天皇權力的變革公家與世家是都不會同意的。還有就是日本是一個真正的分封建制的國家。是實行分封制架空皇權的封建國家。古代日本的等級制度十分森嚴，權力巨大的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具有絕對的權威，天皇對於寒門的吸引力不大，科舉無法選拔出真正的人才，天皇也沒有實力對封建領主的控制力。天皇和中央政府的各氏姓，或地方政府的各小封建領主（國王），都由朝廷與與各豪族分享政權，而科舉缺乏他大土壤和根基。
中央層面的官員由皇族出任，官高而無實權，地方上的管理天皇管不到，都是地方封建領主大小豪族自家人擔任，無需中央政府派人去，更不需要技術官僚，大化革新時的日本從任何方面都不需要科舉制度，科舉制在日本傳統的土壤上無法生長。中國的科舉考試本質與核心是擺脫和拋棄世家與門閥。日本天皇沒有膽子也做不到去撼動世家的的權利，行為這些日本根本無法做到。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清水空流
日本奈良時代仿照當時唐朝的科舉制度舉辦貢舉，以鞏固天皇製為目的。大寶元年（701年）的《大寶令》頒佈，貢舉制度得以確立，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針二科，在這之中，秀才科最為受矚目。。至養老二年，《養老律令》頒佈，明確規定以科舉考試來選拔人才的貢舉制。
貢舉考試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職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間進行。考試的學生分為貢人和舉人兩種，由地方諸國貢送來參加科考的學生稱為貢人，依據天皇臨時制舉（依臨時需要而特別招收人才）或由大學寮經過寮試而來參加科考的學生稱為舉人。來自大學寮的舉人不僅要通過國學的考試，還要經地方長官的推薦。考試內容大致同於唐朝科舉各科。明經科考試“試《周禮》、《左傳》、《禮記》、《毛詩》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在總計為十條的考試中，通十為上上，通八以上為上中，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進士科考試“試時務策二條”和帖讀（七帖從《文選上秩》中選，三帖從《爾雅》中選）。帖策全通者為甲，兩策通及帖讀答對六帖者為乙，以外皆為不第。明法科考試與唐朝完全相同，內容為“試律令十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通七以下為不第。
按照“選敘令”的規定，要在考試合格者中選拔人才敘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經科、進士科、明法科依次遞減。總之，日本的貢舉在考試項目、評審標準、等第區分和及第授階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試內容較日製為難，錄取標準也比日製高，但日本更重視貢舉出身者。
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仍然實行貢舉制，弘仁十一年制定的《弘仁式》，尤為注重秀才、進士二科，取文章生最為優秀的兩名稱之為“秀才生”，因此只有大學寮中最為優秀的學生才會被推薦應秀才科試。秀才科延續到平安時代末期，而且一直為士人所崇尚。 然而，日本實施科舉的時代，正處於貴族勢力上升的時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舉制度與貴族傳統存在巨大沖突，因而難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寶令公佈，實施貢舉後的一百年內，較受重視的秀才、明經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數十個。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後，進士科已經廢絕，科舉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襲化。
11世紀以後，雖然在形式上還繼續實行式部省試，但除了文章試之外的諸科都已沒落。考生皆由權貴推薦，應考者幾乎是無條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舉制至此已完全異化。1177年，大學寮被大火焚燬，之後再未重建，貢舉制度亦廢除。
江戶時代
學問吟味
江戶時代雖然已經廢除貢舉制度，但到後期有一種形式及內容近似科舉的人才考核制度，稱為學問吟味，具備了與科舉考試相互一致的內涵，因此被稱為“江戶版的科舉制度”。當時日本把朱子學視為“正學”，也把它作為學問吟味的主要考核範圍，這是以德川幕府徵夷大將軍的旗本、御家人子弟為對象，三年舉行一次的學術考試。以幕府臣僚的培養機構昌平坂學問所（昌平校）的教授為考官，範圍包括四書五經或《孝經》一類儒家典籍，實際上可參加的對象為全國所有學習朱子學的人，並不限於昌平校的朱子學者，因此學問吟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日本人才選拔的等級制度。
學問吟味與前代貢舉制及其他地區科舉制最大的差異在於其考試結果並非與“敘位任官”有直接關係，較接近一種種褒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