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城市臨清歷代城址變遷考略
周嘉（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
內容提要：臨清是一座擁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它“因水而名”，“因河而城”，後又“因漕而興”。由於水患、兵燹、政治、經濟等因素，臨清縣名幾度變更，城治數易其位，城址也多次遷徙。臨清城的歷史發展脈絡可以從早期歷史、建置時代和漕運盛時三個宏觀時段來考察。臨清城址的遷建始終在河水兩邊擺動，其命運維繫於“水”。臨清成為運河商業都市之後，對城池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與擴建，突破了治所城市的侷限，並最終定型為磚、土二城相連的“寶瓶城”。
關鍵詞：運河城市臨清古城城治城址
臨清是山東省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它在遠古時代為“有鬲氏”部落範圍[1]，在夏朝時為古九州之一的兗州之域。《尚書·禹貢》有“泲、河惟兗州”的記載，“泲”指濟水，“河”指黃河，“言此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2]，而臨清即在此範圍內。商末屬紂畿內地，史載殷紂王“盈鉅橋之粟”[3]，“聚樂戲於沙邱”[4]。鉅橋始建於商代，位於今河北省曲周縣東北，橫跨漳水，臨清西境即與曲周接壤。臨清又為古沙邱地，《毛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5]春秋戰國時期隸屬齊州衛地，後屬趙國。秦時屬鉅鹿郡，漢承秦制始置縣，隋唐以來廢置相尋。明代為東昌府屬縣，弘治二年（1489）升為州。清順治元年（1644）為臨清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升為直隸州，民國降州為縣。
臨清境內有三條古河流經：清河從西南而東北沿西部邊境而過，會通河由東南而西北從境域中部穿過，馬頰河自西南向東北沿東部邊境而去。黃河主、支流亦曾數次流經此地，清河、會通河多次與黃河合流。自明代黃河南徙後，清河、馬頰河皆與海河匯流入海。自古以來，臨清就與“水”結下不解之緣，“臨清”之名緣於古代清河，有“臨近清河”之意。歷史上的幾個古城均傍河而建，臨清可以說是“因河而城”。隨著元、明、清三代對會通河的開挖與整治，臨清成為漕運咽喉之地，逐漸成長為運河沿岸工商業發達的城市，臨清又是“因漕而興”。由於水患、兵燹、政治、經濟以及決策等原因，臨清縣名幾度變更，城治與城址位置也數易其位。考察歷史時期臨清城址的變遷脈絡，對於古代經濟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古城址的探索也是古城遺址大面積發掘的準備工作，筆者利用相關文獻資料，結合田野調查以及出土文物，對臨清古城名城、位置、規模和佈局等提出初步意見，以期拋磚引玉。
圖1 臨清歷代城址位置示意
資料來源：基於百度地圖作者自繪。
一 早期（春秋至漢代）臨清城址的起源
春秋時期，臨清境內出現了歷史上第一個有人聚居的城鎮，史稱“貝丘古城”，其遺址在今天山東省臨清市大辛莊街道辦事處近古村西南約200米處。據該村《常氏家譜》記載，常姓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3）在此開設店鋪，命村名為“常店”。至清雍正九年（1731），因村址緊靠貝丘古城遺址，村民集議將村名改為“近古村”。[6]貝丘又作“貝邱”，《說文解字》解釋“丘”為“土之高也”，《爾雅》又云“四方高中央下亦曰邱也”。在古代，人類聚居的地方多稱為丘，僅見於《春秋》和《左傳》記載的將近40個[7]，如春秋時期的清丘、葵丘，戰國時期的沙丘、廢丘、宛丘、頓丘，不勝枚舉。這裡涉及一個重要的水與城建歷史問題：城郭建於“丘”，既因據水利，亦因防水患。換言之，所謂城“丘”者，乃因近水之高地而建。
黃河氾濫是危害臨清境內居民生存的最大天災，人們以高地土阜聚居避之。“周定王五年（前602），河決宿胥口，在今濬縣西南，出濬、滑之間，循今之衛河即漳水，掠大名、臨清，循南運至天津入海，是謂初徙。”[8]這是黃河的首次改道，在今淇河與衛河合流處，行經路線大體似今衛河左右，史料同時也指出流經的幾個重要城鎮，其中就有貝丘[9]。漢代又在此置城，時封清河王於清河郡，於是改清河郡始置為清河國，治所由今河北省清河縣境遷入此處。據《太平寰宇記》雲：“貝丘在今縣東南十五里，有漢貝丘縣故城存，城中有貝丘，髙五丈，週迴五十步，兼有後漢貝丘長博陵劉伯言、北海苑蓋興二碑，並文磨滅。”[10]據當地老人講，五十年前遺址高出地面數尺，南北有幾十丈長，面積約存500畝上下，東、南兩段還可看出城的規模，磚瓦塊亦隨處可見。[11]
臨清境內的貝丘雖史料記載無多，但自兩漢迄宋歷代均對其記憶猶新，概因之為黃河故道和今道分流處的地理界標。正如宋人張洎所說：“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12]
二 建置時代（西漢至金元）臨清城址的遷徙
（一）清淵古城
臨清置縣始於西漢，漢高帝年間（前206~前193）置清淵縣，隸屬於冀州魏郡。後歷兩漢、三國、西晉至十六國後趙建平元年（330），存在時間長達500多年。古清淵縣治所當在今河北省館陶縣的青陽城（今青城村）處。《山東通志》載：“青陽城在縣（館陶縣）西十里馬頭渡，相傳漢馮異追銅馬賊於此。”[13]《館陶縣誌》載：“清淵縣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漢置縣，屬魏郡，俗曰清陽城。”[14]
實地調查可發現青陽城村附近地勢高亢，有一條明顯的河流痕跡繞其側自西南而東北流過，這條河流就是歷史上的清水河。據《水經注》記載：“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北”，“又過汲縣北”，“又東入於河”，“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15]。結合考古發掘，這裡曾集中出土一批漢代陶器，數量之多、品位之高實非普通民眾所能擁有，說明了青城村一帶確係漢代政治活動中心，也有力地證明了此地為古清淵縣治所的可能性。
那麼，清淵縣因何而得名呢？“淇水又東徑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之西北為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清淵縣有清淵城。”[16]淇水本是黃河支流，在今河南淇縣以東匯入黃河，清水從西南來與淇水匯合流向東北。河水流至此地，聚而成淵，城之西北有清淵潭。因河水在此地域分流彙集，形成水內有城、城中有水的景觀，“清淵”之名由此而得。
（二）清泉古城
西晉咸寧年間（275~279），改清淵縣為清泉縣，隸屬司州陽平郡。後趙建平元年（330），又改清泉縣為臨清縣，隸屬司州建興郡。“臨清”之名始於此，有臨近清河之意義。《水經注》載：“置臨清縣於水東，自趙石始也。”[17]臨清縣城在“水東”，也就是在衛河以東，俗曰“水東臨清”。衛河古稱“清河”，在館陶境內漳河與衛河交匯後合稱“衛運河”。[18]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復設清淵縣，隸屬司州陽平郡，治所在今冠縣東北40裡的清水鎮。隋開皇六年（586），析館陶縣、清淵縣各一部分置冠氏縣（今冠縣），這樣清泉城便從臨清行政區劃中析出。
清水鎮曾有清淵泉，又稱清水泉。“清淵泉在臨清縣清水鎮，今州東四十五里”[19]，水清甘冽，而清泉縣、清水鎮均因之得名。如今在該鎮尚可尋到殘存的圍子和城垣，據當地老人講，民國時期古城圍子頗為壯觀，城牆上尚能跑馬。當地農民在挖地窖子的時候，還能挖掘出古時的殘磚牆基和陶瓷瓦片。清泉古城的城垣在道光年間進行過重修，只是到清末逐漸頹圮。《冠縣縣誌》記載了民國時期的修築情況：“民國六年重修，圍廓牆濠悉如舊制，惟添修東西門各一，南關及西關門各一，南北門上均有門樓，南門仍名關洛要徑，北門仍名燕冀亨衢，南關門曰麗澤，南東門曰映岱，北東門曰懷安，南西門曰信成，北西門曰悠久，西關門曰阜財，南關圍牆一百丈，西關圍牆一百丈，高與大牆等。”[20]
（三）臨清古城
在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復設清淵縣的同時，另於縣西40裡置臨清縣，治所在今臨西縣倉上村東附近一帶。倉上為北魏臨清縣城的糧倉重地，古城遺址內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非常適合糧作種植，素有糧倉之稱。當時，清水鎮的清泉古城與倉上村的臨清古城同時並存。考《水經注》雲：“（北魏）又別置臨清縣於水西，與後趙之臨清並非一地。”[21]康熙《臨清州志》載：“（臨清）舊城自後魏始，在衛河西，土人曰舊縣集者。”[22]北魏時期的臨清古城俗稱“水西臨清”，與“水東臨清”遙相呼應。
“水西臨清”到唐宋時期盛極一時，此時的臨清城東西寬1.5公里，南北長3公里，面積約計4.5平方公里。遺址範圍東至躍進渠（古永濟渠），南至聯結渠南300米，西到縣官倉，北到古城牆。城西緊鄰隋唐大運河北段的永濟渠，因而此地也是古代建倉儲糧的好地方，當時永濟渠東河沿建有大型碼頭和官倉。官倉之東現稱“堂臺子”的地方為縣城署衙所在[23]，在考古調查中，這裡曾出土大量隋、唐、五代和北宋歷史時期的磚瓦、瓷器、陶皿等，足以證明這一點。縣衙北建有鐘鼓樓、文廟、武廟、奶奶廟等。如今，北城牆、北城門遺址尚存，且有一段半米多高的城牆殘垣，夯土層明顯。
“水西臨清”古城存在時間長達600多年，不過在這期間，臨清縣治曾有一段時間劃歸宗城（今威縣）。宗城始建於隋仁壽元年（601），金天興三年（1234）廢。宋熙寧四年（1071），黃河在大名決口，“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24]。大名時為陪都稱“北京”，三省六部一應俱全。史載：“宗城，畿，熙寧五年省臨清縣為鎮入焉，當年復舊，尋以永濟隸臨清。”[25]黃河洪水將臨清縣城淹沒，縣衙也被沖毀，不能正常辦公，遂暫時降縣為鎮併入宗城縣，當年末待縣衙修好後，又恢復了臨清縣。
倉上村所在區域地勢較低，“其地窪下特甚”[26]，俗傳叫“月窪”[27]，現今仍能見其輪廓。此處曾建有一寺叫“月窪寺”，尚有遺址可考。同時，由於幾條河流在此相匯，這裡一直是水災最嚴重的地方。北宋末年，黃河決口，多次從縣境北流，臨清古城本來處於窪地，再加上黃水氾濫，以致盡敗廬舍，城內倒塌殆盡。金天會五年（1127），為避水患，臨清縣治所自倉集鎮遷徙至衛河東岸的曹仁鎮（今臨清市舊縣村），在此設河倉以儲糧粟，逐漸發展成為御河上的經濟大縣。《金史》載：“臨清有河倉，鎮一曹仁。”[28]曹仁鎮為運河岸邊的漕運糧倉所在地，這當為遷治的另一重要原因。不過，值金元之交的戰亂，如此經濟大縣漸趨蕭條。有關元代臨清縣治的記載只見於《寰宇通志》：熙寧間，“廢臨清為鎮，尋復置，後徙於縣東南四十里曹仁鎮，元因之。”[29]則元代臨清亦治曹仁鎮。
三 漕運盛時（明清至近代）臨清城址的拓建
（一）臨清磚城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30]，遂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開鑿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於臨清，以逾於御河”[31]。會通河在曹仁鎮以北約五公里處與御河交會，這個交匯點遂成為南北水運之樞紐，於是商販之夫日益屯聚，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集鎮，因位於會通閘之側，命名為“會通鎮”。在永樂九年（1411），明王朝重新疏浚會通河，漕糧悉由大運河運往京、通二地，“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過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若涉虛然”[32]。臨清地位更加突出，成為“挽漕之咽喉，舟車水陸之衝”[33]。
會通鎮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其繁華程度已遠超當時的縣城曹仁鎮，因此，明洪武二年（1369）遂遷縣城至會通鎮。當然，遷城的目的也是為了躲避水患，同時出於方便管理漕運、督造糧倉。“徙縣治汶、衛環流之中”[34]，臨清縣治所自曹仁鎮北移至中洲（當時屬於會通鎮）臨清閘處（今市區考棚街紙馬巷），“自鰲頭磯迤西，凡在汶、衛二水之間者曰中洲”[35]。由於臨清所處的戰略和經濟地位非常突出，又因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發生，出於防務之需，景泰元年（1450）始築臨清磚城，選址在會通河北支流東北方向地勢高亢之處，遺址範圍為今市區曙光路、紅星路、大眾路和解放路所圍成的區域。紙馬巷遂成為縣治遺址，如今仍有古建築門樓一座，其上為挑簷閣樓，其下專設磚門，門楣上鑲嵌“縣治遺址”字樣。當時，磚城的城牆“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圍九里一百步”，城門“東曰武威，南曰永青，西曰廣積，北曰鎮定”[36]。城牆上設戍樓8座，戍鋪46處，為方便守城人馬上下城牆，還特設蛾眉甬道。城牆外繞以護城河，深、寬均為9尺。臨清市文博專家馬魯奎先生曾實地考察，發現所用城磚多系明代臨清磚窯製造，每磚都引有“臨清城磚”字樣。磚城肇建告成後，治所遂又遷至磚城內居中偏西南處，並以此為營建座標參照點，“左建帥府，以居總戎，其餘藩憲、分司、衛所、縣邑、學校、倉廩，凡百司局，各以位置”[37]。
圖2康熙年間臨清州城
資料來源：康熙十二年《臨清州志》。
磚城奠定了明清兩代主要作為行政空間的臨清城郭的格局，其後雖屢有維修，但城郭形態並無太大改變。明清以來迄民國時期，臨清磚城的維修主要有如下數次：明弘治八年（1495），兵備副使陳壁增對城牆增建矮牆，修築月牙城，即城外用來屏蔽城門的半圓形小城，並在城門處修建石橋，橋隨城門名分別稱為武威橋、永青橋、廣積橋、鎮定橋。明正德五年（1510）兵備副使趙繼爵、八年（1513）兵備副使李充嗣、嘉靖十五年（1536）兵備副使張邦教、清順治十年（1653）副使傅維鱗、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州佟世祿等人，先後對部分倒塌的城牆、毀壞的城樓、堵塞的城濠等進行修繕和疏浚。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州戴知誠大規模重修城牆，除保持景泰元年初修城牆時所採用的城垣內外由城磚鑲包、中間用土夯填之法外，又將城牆改建為高三丈一尺、下厚二丈五尺、上厚一丈五尺的金字塔式樣梯形城牆，使城牆的穩定性和堅固性得到加強。清同治十一年（1872），州牧王其慎興工修葺城牆。民國5年（1916），縣知事阮忠模小規模修葺城牆，並在東西隅增建魁星戍樓。民國21年（1932），縣長徐子尚在西南隅另闢博源門。[38]凡此興修，主要是修補城牆，重修、改建或增建城樓，加修防禦設施，於城垣則並無改變，因而也就不會改變城垣外郭形態。
（二）臨清土城
明弘治二年（1489），臨清縣升為直隸州後，“城西及南隅，商賈叢集，自弘治而後，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39]，因而在中洲與運河兩岸地帶，逐漸形成新的居住與商業空間。明正德五年（1510），以劉六、劉七為首的農民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先後重創濟寧、博平、夏津，並攻陷武城、高唐，對臨清形成半月形包圍。於是，兵備副使趙繼爵組織軍民在會通河與磚城之間掘塹濠、築土圍，當時這道土圍子稱為“邊城”，亦名“羅城”，此為營建土城之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學士丘浚曾分析臨清地理形勢道：“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閘於此乎盡，眾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易洩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東控齊青，北臨燕趙”[40]。為此，他提出佔據中洲、跨河為城的構想，請求進一步修築土城，後來經過46天的時間得以竣工。這次修築是在原邊城圍牆基礎上拓而廣之，起於磚城東南隅，止於磚城西北隅，延袤20多里，跨汶、衛二水，呈一彎月形，俗稱“玉帶城”。城門有6個：“東曰賓陽、景岱，西曰靖西、綏遠，各有月城，南曰欽明，北曰懷朔。”[41]同時，還開闢了3個水門，分別為東水門、南水門和北水門。無論城門和水門，其上“各建戍樓，對峙其上，為戍鋪三十有二”[42]。上下城牆的通道、守城士兵戰守之屋室、護城河的深闊和城牆的高厚，均與磚城相差無幾。相對於新城，史稱原先的磚城為舊城，故磚、土二城亦有舊城與新城之稱。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倫起義軍血戰臨清月餘，土城損毀嚴重。叛亂平息後，土城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復。咸豐四年（1854），太平軍將領林鳳祥率軍攻陷土城，再次重創城牆。同治二年（1863），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率軍也曾攻破土城。百年內，臨清“迭經兵燹，元氣不復，城中人煙寥落，非復當年繁盛矣”[43]。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1937年抗日戰爭前後，劣紳土豪乘機肆意破壞城牆。1945年臨清解放後，政府號召拆除城牆，臨清城牆逐漸消失。
圖3民國年間的臨清城
資料來源：民國23年《臨清縣誌》
四 餘論
臨清城址變遷的歷史已如上述，現從城址遷建、商業都市以及城市造型等方面，對臨清運河城市的特點進行整體性探討：
（一）臨清城址的遷建。臨清城址之所以多次遷徙，地理環境起到的作用較為突出。《管子·乘馬篇》雲：“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這是古代城市擇址時對地理環境提出的要求。此地河水資源相對豐富，古清河從其腹地穿過，《戰國策》載蘇秦說齊曰“西有清河”，說趙曰“東有清河”，即指此河。城治與水體之間的地理空間關係，從地名上亦可反映出來，“臨清”、“清淵”、“清泉”等稱謂皆因水而名。臨清城的歷史因河而興，得水而靈。不過，臨清地處黃河下游平緩低窪地帶，凡有水患定會首當其衝，暴虐的黃河歷史上幾經光顧。而衛河河床彎曲狹窄，行洪能力有限，每遇上游地區連降暴雨，行洪超過河道容量，就氾濫決口成災。所以，臨清一域從聚落髮展為城市，城址幾經遷徙，始終在河水兩邊擺動，其命運維繫於“水”。
（二）典型的運河商業都市。臨清是隋、元兩代大運河的交匯點，其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大運河始經臨清在隋煬帝大業四年（608），由洛陽經臨清到天津直抵涿郡（今北京），是謂“永濟渠”。元代對大運河進行“棄弓走弦”的線路改造，開通了從濟寧到臨清的會通河。從此開啟了漕運的繁盛時代，臨清成為南北水運的樞紐。臨清在明朝嘉靖、隆慶、萬曆年間最為興盛，是全國著名的商業城市。臨清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城池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與擴建。景泰年間始築磚城於會通河之東，正德年間擴城範圍位見記載，“據地望判斷，不會超出會通河東”[44]，一直到嘉靖年間擴築土城後，臨清城的規模才最終定型。
磚、土二城形成了界限相對分明的兩個社區，一個是以官署、糧倉為主體的行政社區，一個是中洲地區與磚城緊密相連的商業社區。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傳統中國的城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行政、軍防為主要功能的“城”，另一類是在“城”之外發展起來的經濟市鎮。[45]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認為這兩類是一體的，只不過市鎮是“城”得以形成的基礎。[46]臨清的城市發展史基本上支持了施堅雅的看法。按照城市空間形態方面進行考察，臨清當屬複式城市類型之一種，是在運河兩岸的沿河集合城市，帶有磚城和土城兩個都築有城牆的組成部分。如果從城市形成過程中職能擴張與整合的角度出發，臨清又可以視為一種拓展型城市。臨清先是因應軍事、政治或行政管理的需要始築磚城，同時，由於商業發展在原城郭之外逐漸形成商埠，土城是在磚城附近逐步拓展而形成的，因而突破了治所城市之侷限的意義。
（三）臨清城市的造型。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中，縣城、州城的營造均有一定的體制，大略為四方形，這是政治城市的特色。臨清自明代以來，轉變為全國性商業都市，其城池因地制宜，順應河勢，不拘一格，形制為二城一池，防禦體系日臻完善。磚城以廣積倉為基礎，“故其西北凸出，俗謂之幞頭城”[47]，當地百姓又稱之為“紗帽城”。磚城四座城門均不相對，四條大街皆不直通，因而形成一個卍字形。磚城四周掘以又寬又深的護城河，並建築四座橋對應於城門，橋名以城門名命之。護城河裡的水主要來自運河，護城河通過月河與運河相連。月河即小型水櫃，當運河水漲之時，河水流入月河，枯水之際月河裡的水再補給運河。土城橫跨運河兩岸，按照衛河以及會通河兩條支流不規則的彎曲形狀，在河外加闊開深堆築而成。二城相連形似“葫蘆含丹系玉帶”，因而臨清城市造型是一個寶瓶城。[4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運河城市的空間形態及生命歷程研究——以臨清為中心的歷史人類學考察”（項目編號：15YJC840049）階段性成果，同時亦得到山東大學博士後日常經費項目的資助。
[1]李白鳳：《東夷雜考》，齊魯書社，1981，第20頁；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10頁；《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山東通志》第1冊，山東文獻雜誌社，2002，第227頁。
[2]（漢）班固：《漢書》卷28《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第1525頁。
[3]（漢）班固：《漢書》卷28《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第1265頁。
[4]（漢）司馬遷：《史記》卷3《殷本紀》，中華書局，1982，第105頁。
[5]（漢）鄭玄：《毛詩譜》，清光緒四年（1878）淮南書局刻本。
[6]臨清市地方史志辦公室編《臨清鄉村概況》，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第411頁。
[7]辛德勇：《黃河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93頁。
[8]（民國）楊啟東修，趙梓湘纂《青城續修縣誌》，民國24年（1935）鉛印本。
[9]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水利電力出版社，1986，第13頁。
[10]（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54，四庫全書本。
[11]中國商檢報社聊城出版發行中心編《大京九博覽》，中國城市出版社，1997，第255頁。
[12]（元）脫脫：《宋史》卷93《河渠三》，中華書局，1977，第2318頁。
[13]（明）陸錢等纂修《山東通志》卷9，明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
[14]（清）鄭先民修,耿願魯纂《館陶縣誌》卷1，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
[15]（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9，四庫全書本。
[16]（明）王命爵等修,王汝訓等纂《東昌府志》卷43，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刻本。
[17]（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水經注全譯》（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328頁。
[18]徐登階：《衛運河演變初考》，《臨西文史》1989年第2輯。由於歷史上多次變遷，衛運河歷代名稱不一，戰國前稱“清水”“清河”“衛河”，漢魏時稱“白溝”，隋代稱“永濟渠”，唐宋時稱“御河”，元明清稱“衛河”“御河”，新中國成立後稱“衛運河”。
[19]（明）姚本纂修《冠縣誌》卷1，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
[20]（民國）陳熙雍等纂修《冠縣縣誌》卷2，臺灣成文出版社，1968，第216~217頁。
[21]（清）趙一清：《水經注釋》卷9，四庫全書本。
[22]（清）於睿明、胡悉寧等纂修《臨清州志》卷1《城池》，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23]楊遵義：《關於臨清古縣衙“堂臺子”遺址的調查》，《臨西文史》2002年第5輯。
[24]（元）脫脫：《宋史》卷92《河渠二》，中華書局，1977，第2281頁。
[25]（元）脫脫：《宋史》卷86《地理二》，中華書局，1977，第2122頁。
[26]（清）趙一清：《水經注釋》卷9，四庫全書本。
[27]臨西縣地名辦公室編《臨西縣地名志》，內部資料，1983，第55頁。
[28]（元）脫脫：《金史》卷26《地理下》，中華書局，1975，第629頁。
[29]（明）陳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72《東昌府臨清縣》，玄覽堂叢書本。
[30]（明）宋濂《元史》卷93《食貨一》，中華書局，1976，第2364頁。
[31]（明）宋濂《元史》卷64《河渠一》，中華書局，1976，第1608頁。
[32]（明）何喬遠：《名山藏》卷49《河漕記》，《續修四庫全書》第4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36頁。
[33]（清）張度、朱鍾等纂修《臨清直隸州志·鄧希曾序》，清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34]（清）於睿明、胡悉寧等纂修《臨清州志》卷1《城池》，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35]（清）王俊、李森等纂修《臨清州志》卷2《山川》，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36]（清）王俊、李森等纂修《臨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37]（清）於睿明、胡悉寧等纂修《臨清州志》卷4《藝文》《臨清建城記》，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38]以上參見馬魯奎《臨清城牆》，《臨清地方史志》1988年第1期；張旋宇主編《運河名城•臨清》，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第107頁。
[39]（清）張度、朱鍾等纂修《臨清直隸州志》卷2《建置志》，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40]（明）陳子龍輯《皇明經世文編》卷71《漕運河道議》，明崇禎十六年（1643）刻本。
[41]（清）王俊、李森等纂修《臨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42]（清）王俊、李森等纂修《臨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43]（民國）張樹梅、王貴笙等纂修《臨清縣誌》卷7《建置志》，民國23年（1934）鉛印本。
[44]楊正泰：《從地理條件的變化看明清臨清的盛衰》，李藍生、杜明德主編《運河明珠——臨清》，山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第15~22頁。
[45]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61頁。
[46]參見〔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中華書局，2000，第327頁。
[47]（清）張度、朱鍾等纂修《臨清直隸州志》卷2《建置志》，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48]以上參考劉英順：《臨清衚衕文化》，中國作家出版社，2015年。本文在寫作與發表過程中，得到臨清市政協委員、臨清運河文化保護協會副會長、臨清衚衕遊發起者劉英順的幫助，謹此致謝！
來源：說臨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