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历史观
汉朝每代皇帝的权利交接好像都掺杂着叛乱和谋反，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的儿子，8岁继位，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辅政大臣的帮助下慢慢亲政，基本延习了汉武帝后期的修养政策，消除和控制了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商讨盐铁官营和治国理念等问题召集贤良文学讨论，在位期间，打击贪官，减轻赋税，使人民得以喘息。汉昭帝亲政时间太短，但是也已经为后面昭宣中兴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汉宣帝刘询一生更加传奇，原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的孙子，当年因受刘据巫蛊之祸，流落民间，被2个牢狱的奶妈收养长大成人。
汉昭帝驾崩，但是无后，开始有人建议广陵王刘胥，但是很多人都刘胥不修边幅，难得汉武帝的喜爱，霍光决定立昌邑王刘贺，但是刘贺还没有做一个月的皇帝就被霍光联合众大臣给废了。
几番寻找找到了前太子刘据的孙子十八岁的刘病已，是为汉宣帝，但是自幼生在民间的刘病已在朝廷根本就没有什么根基，近亲家族的因为巫蛊之祸近乎灭族，与平民无异，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
霍光死后宣帝开始亲政，在吏治上所有重要岗位换人都由大臣推举，由他亲自考核，再下派到地方，大大提高了官员的质量。因为早年生活在民间的经历，更能体会人民的疾苦，多次下令减轻赋税，降低盐价等施政策略，深知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直接利益，经常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在位期间，平理了大量的冤狱，赋税不多自然生活无虞，设立常平仓，维持了粮食价格稳定。
在汉昭帝、汉宣帝治理下，大汉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景象，甚至还有史家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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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至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即大约公元前87年至前48年，一度出现经济社会稳定性发展的繁荣局面，被称为“昭宣中兴”。
为什么在汉武帝之后，汉朝还会出现“昭宣中兴”呢？
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的战争就延续了44年。虽然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疆土扩大，“四夷宾服”，但是，到汉武帝后期，汉朝国库几乎消耗殆尽，民不聊生。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和汉宣帝相继接位（不计汉废帝刘贺其中做了27天的皇帝），他们励精图治，继续实行汉武帝以来的政策，进行各项改革，使得汉朝很快恢复元气，取得稳定性地发展。
政治方面：重视吏治，平理刑狱，惩治贪腐。
经济方面：折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抑制土地兼并，设立常平仓。
外交方面：继续打击匈奴，解除隐患；与乌孙、滇国等发展友好关系。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纵横万里的游牧民族匈奴帝国，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昭宣中兴”影响深远
在汉昭帝、汉宣帝治理下，大汉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景象，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更有史家说，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西汉历史学家刘向评论昭宣中兴：“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
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其政治影响波及后世。
龙眠山上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汉昭帝是在武帝末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已加紧的情况下继位的:“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面对着这种局面,昭、宣帝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政策多是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围绕这一政策展开的。
一、汉昭帝即位后的“轻徭薄赋”政策
“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汉昭帝时期西汉政府提倡农耕，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发展生产。终昭帝一代,政府不断地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并减免各种徭役赋税。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又一次“耕于上林”(《汉书·昭帝纪》)。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前74年)还下诏宣布“天下以农桑为本”(《汉书·昭帝纪》,表示重视农业生产。
除减免田租以外,昭帝时对其他各种赋税也不断宣布废除或减免。如对于口赋,曾多次减免。口赋乃是普通人民的沉重负担,因是按人口征税“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汉仪注》见《汉书·昭帝纪》)不依土地和财产的多寡,所以口赋实为劳动人民主要负担。
其它杂税也不断减免,如元凤四年(前77年)下诏“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汉书·昭帝纪》）。元凤二年(前79年),“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汉书·昭帝纪》)。所谓“马口钱”即有马者按牲畜头数出税(《汉书·昭帝纪》)。所谓租及六畜”(《汉书·昭帝纪》)这时汉武帝时规定的一些苛捐杂税,昭帝时亦宣布免除。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利的。
除此之外,昭帝时期为减少“谷贱伤农”给农民带来的损失,曾宜布过可以用粟当赋上缴,不必换成钱,如元凤二年(前79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六年(前75年)又下诏“今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菽粟当合年赋”。这样做减少了农民所受的一层剥削,当然是有利于农民的。
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及禁令,也被废除,如始元四年(前83年)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汉书·昭帝纪》)即减少或免除人民供给政府马匹的徭役负担，同时解除景帝时禁止马匹出关的规定(《汉书·食货志》)。这一切,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供。
当然,这一切均不是根本的改革。这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武帝末年的凋敝状况,到昭帝时就有了很大改变,“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食货志》)。这些记载,反映了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不能不说与统治阶级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
二、影响深远的“盐铁会议”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执政的霾光以昭帝名义发布诏书,命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朝廷,以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汉书•食货志》)为议题，对政府现行政策举行次大规模讨论。这就是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1.召开的原因
“盐铁会议”是为了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在政治上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而召开的。但是,会议的结果不仅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激化了矛盾只好采取流血斗争的形式,结束这争论。
原来，汉武帝弥留之际所确定的四名辅政大臣,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霍光同桑弘羊之间,对于武帝死后应当执行何种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霍光的主张在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已。这种主张实际是继续执行汉武帝死前，在轮台诏书中宣布的“当今务在禁苛暴,正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
但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则对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无动于衷,尽管在这一诏令中武帝否定了桑弘羊等人关于加重口赋和屯田轮台的建议,并指出这是“扰劳天下”,“重困老弱孤独”的办法。然而并未使桑弘羊认识到应当改变汉武帝前期所推行的那种加重赋税、严刑峻法、兴师动众、好大喜好的政策。因此,在武帝死后,霍光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首先必然遭到桑弘羊的反对。
霍光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对立,反映了统治阶级中间已经正式分成两个政派，而作为御史大大的桑弘羊,在制定和执行西汉政府的重大策略和政策方面,又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霍光大权在握推行“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但桑弘羊同上官桀等人勾结起来“皆数以邪枉干政”(《汉书·昭帝纪》),与霍光唱反调。
这样,在昭帝即位后的几年中,统治阶级中两种不同的政见,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霍光根据杜延年的建议,以昭帝的名义,发布举贤良文学的诏书。次年(公元前81年),又以昭帝的名义,命令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召集上年所举的那批贤良文学六十多人于朝廷,进行辩论。
贤良文学按照霍光的意图,对桑弘羊进行猛烈的围攻和抨击。桑弘羊也作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答辩。由于争论的中心是与政府是否实行盐铁专卖有关。所以历来把这次关于政策的大辩论称之为“盐铁会议”。
2.“盐铁会议”的内容
这次“盐铁会议“时论的内容,在《盐铁论》中留下了全面而系统的记载。通过对《盐铁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盐铁会议的内容有具体的了解。
这次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封建官僚,即大夫、御史等为另一方,围绕西汉政府实行的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进行辩论,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其主要内容可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1)关于盐铁官营的问题
盐铁官营是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提出解决西汉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在当时的确起过定作用保障了对匈奴战争的后勤供应加强了中央集权。
可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不少流弊:由于经营盐铁的乃是官吏,而这些官商“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盐铁论·刺权第九》),发了大财,但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则是价高质差的恶铁苦盐,以致不少贫苦农民“木耕手耨,土擾啖食”《盐铁论·水旱第三十六》),对生活和生产的影响很大。
如果说,这些问题在进行战争时急于解决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还不太突出的话,那么,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暂时停止,特别在昭帝即位以后,就显得十分严重了。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首先提出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说盐铁官营是民生疾苦的根源。桑弘羊则坚持不能罢,虽然他也承认:在盐铁官营中“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盐铁论复古第六》),但认为这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不仅为了养战士,而且在赈灾,修水利等方面的经费也要靠盐铁的收入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地方豪强势力膨胀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是不能废弃的。
(2)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
同匈奴的关系是西汉政权建立以来重要的问题。在武帝以前,汉对匈奴抱着妥协退让的态度,在汉武帝时经过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匈奴势力已大大削弱,不能构成对汉王朝和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形势有了根本改变。
贤良文学提出:同匈奴“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盐铁论·击之第四十二》)。这是符合当时“与民休息”的方针的。不过,贤良文学的理论却是十分迂腐的,他们认为“武力不如文德”,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就可以感化匈奴,维持和平的局面。显然,这是种脱离实际的空谈。
正因这样,桑弘羊的反驳才显得有说服力,他认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使其降服,并指出:匈奴虽“挫折远遁”（《盐铁论·诛秦第四十四》),但由于武帝死后“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并未使匈奴降服。桑弘羊的看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不过并未考虑武帝后期形式的变化以及百姓急需修养生息的实际，因而也是不合时宜的。
(3)关于法治和德治的问题
德”和“法”本来是地主阶级统治政策的两手。西汉自董仲舒提倡尊儒以后,儒家的德政和法治往往是相互配合,以严刑峻法同德治教化相辅相成进行统治。不过,一般地说,当阶级矛盾则有利于矛盾的缓和,所谓“政宽则下上政严则民尖锐化的时候,严刑峻法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德治教化则有利于矛盾缓和。
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向当政的桑弘羊等人提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盐铁论·诏兴第五十八》）。并揭露了单纯依靠暴力的法治政策给社会造成的恶果,如株连酷刑“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不仅百姓深受其害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因此,应当推行德治政策。阶级矛盾较为尖锐的武帝末期和昭帝即位之初,就显得“禁苛暴”“缓刑罚”推行德政十分必要了。
然而,桑弘羊则坚持要推行以暴力镇压为主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严刑峻法的威力是无穷的“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拒绝实行缓和阶级矛盾的德治政策。这不仅同那些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的贤良文学形成对立,也不符合汉武帝轮台诏令的主张。因此,桑弘羊在政治上不免陷入被动地位。
(4)“仁义”和“权利”观点的问题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之间的争论,自始至终贯串着“仁义”和“权利”两种不同观点的分歧。
贤良文学对盐铁、幻奴及刑罚提出的看法,都是基于儒家“仁政”的观点:“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盐铁论·本议第一》)。这种看法尽管有些迁腐但也是针对汉武帝多年兴兵、推行扰民的种种政策提出来的。在需要休养生息的当时,倒不失为一剂良药。
桑弘羊等却坚持，统治阶级的权和利一点也不能放:“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巨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盐铁论·刺权第九》)
因而强调“法”的作用,而否定“信义”的德治:“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
这种论调同“与民休息”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在盐铁会议上,所辩论的问题涉及到西汉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问题,但基本内容不出上述四个方面。
3.“盐铁会议”的结局和影响
盐铁会议是统治阶级内部对当前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的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双方的论点虽然不免都有一些偏执之处,但是贤良文学所揭露出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武帝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原因,提出的一些主张尽管有些脱离实际,但也有适应当时形势之处。
而桑弘羊等人见不到形势的变化,一味坚持汉武帝下轮台诏之前的主张,不仅不符合武帝末年的形势要求,也违反武帝死前的遗愿。这就同忠实地执行武帝遗诏“无所改作”《汉书·循史传》)的霍光直接发生冲突。
在盐铁会议上,虽然并未作出明确的结论,但这次会议并非没有结果。
首先,贤良文学提出的一些主张,揭露桑弘羊实际是武帝前期政治政见的一些流弊及对社会的危害,就为昭帝时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舆论上作了宣传。
其次,由于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辩论,符合执政的霍光等人意图从而使这批贤良文学之士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当时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以后,霍光曾专门召集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汉书·食货志》）。后来宣帝更加接近这股势力“用吏多选贤良”(《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而贤良文学在会上提出的部分措施,如将公田赋予贫民耕种,对还归的流民租给公田,贷给种子、口粮,免除赋税徭役降低盐价,整顿吏治等等也陆续付诸实行。
最重要的则是促进了轮台诏令提出的“明休息,思富养民《汉书,西域传》)的方针得以实施。事实证明:昭、宣时期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基本方面均是“安民”(《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即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鼓励发展生产,与匈奴保持和亲友好。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
二、汉宣帝时代的统治政策
宣帝即位初期,霍光依旧专权。宣帝对霍光“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霍光金日碑传》)。但在为政方针上二人并无分歧。因此,终宣帝之世,其统治政策基本上是昭帝时代的继续,保持着为政以宽的精神,使“民安其业”(《汉书·宣帝纪》）,社会进一步稳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
1.继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
宣帝时期曾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据统计:仅减免“田租”或“租赋”明确记载的就有六次,是西汉王朝各代皇帝最多的。仅此一点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与其它方面的赋税徭役联系起来考察,就可看出宜帝之世的农民较武帝时负担轻得多了。如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地节三年(前67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甘露二年(前52年)“减民算三十”,五凤三年(前5年)“减天下口钱”(《汉书·宣帝纪》。宣帝之世还将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地节元年(前69年)“假郡国贫民田”并贷给种子、食物。地节四年(前66年)又下诏“减天下盐贾(价)”(《汉书·宣帝纪》)。五风四年(前50年)又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见《汉书·食货志》及《汉书·宣帝纪》)。
这一切均与昭帝时施行的政策是一致的,比起武帝时的繁重征发不能不说是“轻徭薄赋”。比起昭帝统治时期,宣帝时的统治政策尤以吏治最为突出。
2.注重吏治
宣帝与西汉许多皇帝不同,因其“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所以注重吏治。特别是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皇权进一步加强,宣帝时期的吏治突出地表现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足以知吏称其职”的特点,史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汉书·宣帝纪》)。
宣帝很重视官吏的选拔,尤其对刺史、太守的委任和考察更为认真,常常亲自过问。他还认为:地方官太守不宜经常变动，否则“下不安”所以,二千石吏有治绩者,“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汉书·循吏传》。故所谓“良吏”,在西汉一代以宣帝时为最多,如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皆为宣帝时期有名的“循吏”。
3.法令、刑狱宽平
宣帝时期的法令、刑狱也较武帝时为清平,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宣帝时)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因此宣帝特下诏置“廷平”以防止“决狱不当”“不辜蒙戮”。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举以“明察宽恕”著称之黄霸为廷平。不仅如此,宣帝还常常临未央宫之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
后来,涿郡太守郑昌又上疏,请删定刑律。不过,未及实现。总之,在宣帝统治时期,西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同昭帝时期样是较为宽简的,其基本精神仍是“与民休息”。
因此,在昭帝统治的基础上“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汉书宣帝传》）“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未有的升平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