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經濟觀察報 ，作者鄭淯心 李華清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ID：eeo-com-cn），作者：鄭淯心、李華清，題圖來自：IC photo
4月14日傍晚，李軍出現在北京西站南路，他特意選擇了幾個居民小區交匯的中間位置，把兩張已磨損的麻布袋墊在水泥地上，一張袋子上擺上六捆蘆筍，另一張上放了十捆蒜薹。
李軍特意把麻布袋的角做長了一些，那是為了城管來時，方便提起菜就跑。攤位上沒有秤，蘆筍和蒜薹按把出售，支付碼的牌子用繩子串起掛在他脖子上，塑料袋裝在他灰色運動裝的口袋裡。
“疫情之前，還能多進幾種蔬菜，現在路上人流少，兩種菜一天勉強能賣100多塊。”在李軍的簡陋菜攤旁，他的愛人正在賣菠蘿，給客人削好皮，價格還比菜場便宜，這是他們的競爭力。
沿著這條街走下去，陸續還有賣水果、手抓餅的十幾個小攤販。
不僅是一條街，一座城市。隨著復工復產的推進，從北京到廣州，依賴人流生存的街頭攤販們正努力迴歸疫情前的生活軌道。
儘管是中國經濟版圖中最基層的市場主體，李軍們的身份依然難以定義，甚至無法準確摸清他們的數量。他們沒有工商註冊信息，無法稱之為“個體工商戶”。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講師王靖一在其參與的一份關於中國個體經營戶總量測算以及新冠疫情對該群體衝擊的量化研究中，使用了一個寬泛的“個體經營戶”概念，其中涵蓋了已進行工商註冊的個體戶和未進行註冊的“李軍們”，其研究顯示2018年，按照寬泛的“個體經營戶”概念測算，總計有9775萬戶。
而按照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數據，至2018年11月底，個體工商戶數量超過7237.45萬戶；第四次經濟普查中，個體經營戶數量則為6295.9萬戶。
前者的統計口徑中，個體工商戶指的是經過工商註冊的商戶。後者的統計口徑中，個體經營戶也包括未在市場監管機關登記註冊，但有相對固定場所、一年內實際從事二、三產業個體經營活動累計三個月以上的個人和家庭戶。第四次經濟普查中正式普查時，採用的是抽樣調查的方法，對抽中的個體經營戶進行上門調查。
無論從哪個統計口徑的數據看，這都是一個巨大的群體。連同他們身後的家庭，如今承受著疫情帶來的巨大沖擊。
“小草們”正在自救。他們展現了其天然的靈活和韌性，但衝擊太大，且仍未結束。據王靖一測算，疫情期間，全國活躍商戶量和交易額分別下降約40%和50%，而因為身份特殊，他們距離政策關懷更遠。
由於缺乏各類註冊、納稅信息，目前出臺的一系列經濟幫扶政策，甚至是針對個體工商戶的幫扶政策，都難以滲透到如此基層、微小的經濟主體中。
“李軍們”曾經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城市化突進的時期，他們又是城市管理者約束的對象。在疫情期間，他們站在了政策援助的聚光燈之外，默然於灰暗之中。
“經濟體中有大樹，也應有小草。”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終身榮譽會長周德文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時艱
往年這個時候，王保會開著麵包車進京，路途三四個小時，車上滿載自家種的果乾。王保老家在河北省承德市的一個村莊，他在山上種紅薯、杏樹、桃樹，豐收後，再把它們加工曬成幹，來北京賣。按照他的話說，北京人消費得起。
和李軍這樣的“全職北漂攤販”不一樣，王保受進京證期限影響，每次進京賣貨只待七天。為了增加賣貨時間，他通常夜裡12點到達，七天後的12點離開。他的攤位一般擺在亞運村的幾個居民小區內，這幾年他攢了不少回頭客，加了顧客的微信，每次來京前都會告知大傢什麼時間、什麼地點賣貨。
初春本是生意的高峰期，但是疫情打亂了這一切。由於跨省防疫管控，王保辦不了進京證，更別提進社區賣貨了。
兩千多公里之外的廣州，廣西人麗娟在地鐵站附近擺起了檸檬雞爪攤。做鳳爪的手藝是麗娟剛剛學會的，疫情前她賣首飾，雖然利潤空間可觀，但是量上不來，她決定做相對好賣的小吃。
讓麗娟措手不及的是，剛開始轉型就遇上了疫情。晚上出攤的麗娟跟著別的小攤販轉移各個人流點售賣，但是疫情中人們對在外就餐格外謹慎，生意不好做：“首飾賣不出去不會壞，這個賣不出去就要倒掉了。”
那些有門店的個體經營者，也十分艱難。在廣州最大的城中村裡做了11年理髮生意的紅英，一邊掃著地上的碎頭髮一邊說，今年是她生意最差的一個春天。“昨天的收入才70多塊錢。”
去年農曆十二月廿五，夫妻倆關店回家過年，按照往年的習慣，正月初八就會開門營業。
民間有“二月二、龍抬頭”，當日剪髮討吉利的說法。龍抬頭當日（2月24日），紅英夫妻已經回到廣州租住的地方，且辦好了復工復產手續。但他們心裡沒底，害怕疫情形勢嚴峻，最終沒開門營業。
4月初，紅英的理髮店才重新營業，生意冷清。紅英的門店正對著廣州一所小學，由於疫情影響推遲開學，校園內也是一片靜悄悄。營業十多天，生意好的時候，日收入一兩百元。而在疫情爆發前，生意好的話，月收入能有一萬多甚至兩萬。
在廣州的城中村，類似紅英理髮店這樣的店鋪隨處可見，儘管有固定的經營場所，其中一部分並未進行工商註冊，是李軍們的“升級版”。
對於紅英而言，目前最大的困難是房租。
紅英的理髮店店租在年後漲了：“去年一個月租金是1800元，今年漲了一兩百。”紅英的理髮店是私人物業，房東經濟上也吃緊，試圖從租客身上增加點收入。
紅英所在的一個美容美髮的微信群裡，不少人在轉讓門店，其中就有她弟弟。“他的店比我的位置好，鋪租也比我的便宜，他都撐不下去了。”紅英嘆息。
廣州白雲區花店老闆小婷這幾日還在和房東協商減少鋪租事宜，每個月5000元的房租對於日收入從800元縮水到200元的她來說，已是不能承受之重。幾經討論，房東的回覆是：要麼減免3個月的鋪租，要麼修好門前的小路。“但是門前的路，早在我租店的時候對方就說過會修了，拖到現在都還沒修。”小婷抱怨道。
在麗娟的檸檬雞爪攤旁邊擺攤賣缽仔糕的攤主，就是因為不堪店鋪租金而加入地鐵口的擺攤隊伍的。生意依然冷清。攤主說：“以後可能就回家帶小孩吧。”
自救
不論是走街串巷的李軍們，還是擁有一畝三分地的紅英們，疫情衝擊之下，他們都陷入迷茫。
他們有個共同的身份，非工商註冊個體經營戶。王保說也曾想註冊營業執照，但流程對於他來說太複雜，要代理公司代辦，費用在3000多左右，註冊下來了還需要在後期經營中繳納各類費用，王保很心疼這筆錢。
全國有多少個“李軍們”？
根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螞蟻金融服務集團研究院聯合課題組的推算，全國2018年個體經營戶總數量約為9776.4萬戶，比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得到的官方口徑高出一半多，比市場監管總局該年統計的個體工商戶數量高出40%。
課題組成員王靖一介紹，9776.4萬戶個體經營戶中既包括工商註冊的，還包括沒有註冊過，但實際上在從事個體經營行為的商戶。他們雖然微小，但是總量巨大，實際就業多少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個體經營者代表的就是一個家庭。
王保上有多病母親，下有兩個孩子，妻子主要照料家人。王保作為家裡唯一的勞動力，沒了生意就等於沒了收入。他想過出去打短工，但是也沒找到工地開工招人。“我出去賣果乾，家裡就沒勞動力養豬了，現在真後悔，如果有幾頭豬，也還是一筆收入啊。”王保感嘆。
王保的孩子生長在農村，近期沒有開課，記者和王保通電話時，孩子正在上網課，王保特意強調“是不要錢的”。前幾天，王保村裡有幾個80後去唐山找活幹，借了王保的麵包車，支付了一些費用，這是他最近唯一的收入。
受疫情影響，李軍沒有回家，家中的兩個老人和三個孩子還指望著他每月從北京寄回來的生活費。大女兒已開始實習，兩個兒子還在上學，家裡還有兩位老人需要贍養。夫妻二人在北京南城租了間小平房，月租金1500元，如今靠著每天百元左右的收入，付完房租，已所剩不多。
夫妻二人的小小菜攤牽出了一個普通七口之家的真實生活。如果菜攤難以為繼，就意味著家庭收入斷路。他對未來沒有打算，更不敢奢望外界的幫助。
紅英的弟弟還未找到新工作，目前呆在家裡。這樣的處境紅英想都不敢想，她輕易不敢嘗試另謀出路，“不開店我們幹什麼？”家裡三個孩子、兩位老人，養家的希望依然寄託在這個小小的理髮店上。
承載著家庭和生計的李軍們，都在努力自救。他們有著獨特的靈活和韌性，並懷揣著希望。
從3月初開始，王保每天都會在朋友圈發一組果乾的產品圖片，並配上一組文字：吃著好吃的朋友幫忙宣傳一下。他三年前摸索著開起來的淘寶店生意逐漸好起來。他在回覆客戶好評中寫道：“其實都是朋友讓我做的淘寶，好多東西都不會，都得朋友幫忙。”
相比王保，李軍甚至不會微信視頻，他想到的辦法是縮減菜品，他認為只賣兩個時下熱銷的蔬菜會減少剩菜幾率，過一陣子他還會根據市場需求變換。
邢鵬在杭州西湖旁做民宿生意，轉型動作更快。疫情期間零收入的他，把原本八間民宿退訂了三間，其中一間房房東要漲租40%，這是邢鵬負擔不起的，無奈之下只能退訂。春節前後，所有的短租訂單都取消了，現金流壓力大。
有的房東經過協商同意減免1個月的房租，但疫情何時結束不可期。短期看，短租民宿難以恢復，邢鵬乾脆把房子掛到閒魚出租，定價就是他的成本價，租期為1-2個月。與以前五六百一晚的價格不能比，但對他來說，現在主要是生存下去，確保現金流。
目前邢鵬把精力投入到淘寶拍攝場地上，用從退訂民宿裡的傢俱佈置了歐式場景，他稱之為toB的生意。邢鵬說目前這塊比民宿要好，陸陸續續總有淘寶店來拍攝，按小時收費。邢鵬心態樂觀，“個體經營戶更靈活，辦法總會有的。”
聚光燈外
“政策？政策？政策？”當被記者問到需要什麼樣的幫扶政策時，李軍把這個詞又重複了三遍。
個體經營戶作為中國商業體系和市場經濟中重要組成部分，在復工復產的大潮中，頻頻出現在政策視野中。
2月28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人民銀行聯合發佈《關於應對疫情影響加大對個體工商戶扶持力度的指導意見》，要求幫助個體工商戶儘快有序復工復產，降低個體工商戶經營成本。
不過這些政策卻與李軍、紅英、邢鵬這些工商註冊體系之外的個體經營者關聯不強。
例如，上述指導意見中提及對銷售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個人利用自己的技能從事依法無須取得許可的便民勞務活動的個體經營者，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從事群眾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業個體經營者，各地要進一步拓寬其活動的場所和時間，依法予以豁免登記。
但是記者諮詢北京市民熱線服務中心，對方回電解釋稱，這條政策適用於符合個體工商戶要求且銷售農副產品、日常生活用品這兩個類目的物品的經營者，豁免登記是指近期不登記也可以從事經營活動，但沿街攤販不屬於這個政策範圍。
在王靖一看來，精準幫助到李軍一樣的個體經營者並不容易。
疫情影響遠超想象，報復性消費並不可期，即便有報復性消費，也不會落到路邊的小攤販身上；最近一些城市發消費券，使用場景也更適用於大型商超，無法惠及個體經營戶。另外，由於他們本身就少納稅或者不納稅，財政政策帶來的好處微乎其微，金融支持手段也難以觸達，即便是最直接的民生補助發放，也會優先城鎮失業人員。
周德文對記者說，溫州是民營企業發祥地，這些企業一開始也是從小攤販做起，然後再註冊為個體工商戶，一步步壯大變成股份合夥企業，然後再股份公司，最後回到現代企業制度，活躍了溫州的經濟。
在他看來，溫州經驗就是對更廣大個體經營者的包容，“經濟體中有大樹也應有小草。”周德文說。“由於法律沒有明確的界定，這些群體也不納稅，讓這部分人在幫扶政策中處於真空位置，但疫情對這群人的生活造成了打擊，他們屬於弱勢群體，呼籲各地給他們一個寬鬆的生存環境。”周德文稱。
“我們應當充分信任他們對於美好生活的希望與恢復經營的努力，他們會根據市場的需求靈活經營，保住自己的生計。”王靖一說，在這個過程中管理者應在法治之下融入溫度，考慮把原來取消的夜市、早市在疫情可控的情況下重新開放，宜疏不宜堵，有了相對被認可的經營場所，佔道經營等影響城市環境的行為可能也會相應減少。
3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中提到，“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
成都市、陝西省也先後發文，提及在疫情期間，城市管理執法部門要堅持柔性執法，在不影響行人的情況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闢臨時攤點攤區，允許流動商販在一定時間和區域經營。
3月25日，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遊鈞還提到，在疫情防控下，很多勞動者傾向於通過平臺就業這種靈活方式就業增收，這就需要加大對靈活就業的支持力度，對靈活就業的困難人員繳納社保的，要給予社保補貼。
前幾日，李軍剛剛被執法部門抓住罰款一千元，李軍懊惱地說：“好多天都白乾了”。
（應受訪者要求，李軍、王保、紅英、小婷、麗娟、邢鵬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