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在德國一個溫泉度假勝地被極右翼恐怖分子謀殺。3年前的1918年11月11日清晨，在貢比涅的森林裡，他代表德國政府與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元帥一同簽署了停戰協議。
當時的德意志別無選擇：1918年11月9日，那位裝腔作勢、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在闖下彌天大禍之後被迫退位（他偷越國境逃到了荷蘭，在那裡安然生活到1941年去世，並未被作為“戰犯”追究），整個國家陷入一片混亂。
談判桌上的埃茨貝格爾只能簽署那份令德國喪權辱國的停戰協議，無論是當時擔任德國首相的自由派的巴登親王馬克斯（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還是實際執掌軍權的右翼獨裁者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帥，都發了電報催促他簽字。數天前爆發的基爾水兵起義和全國性總罷工，以及巴伐利亞等地的共產主義騷亂，讓這些精英人士擔心，一場類似於1917年發生在俄國那樣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觸即發。
然而，自從埃茨貝格爾簽字的那一刻起，他便註定成為了德意志的“罪人”。魏瑪共和國就是在這樣風雨飄搖的局勢中誕生的，但歷史已經證明，20世紀上半葉同樣容不下這個新生的民主政體。
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通過的《凡爾賽和約》中，建立國際聯盟是最重要的內容，它是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率先大力倡議的。但國聯成立以後的20年裡幾乎從未真正發揮過它的倡導者所期望的作用，主要原因恰恰在於威爾遜的祖國拒絕加入。
為了說服國會批准《凡爾賽和約》，讓美國加入國聯，威爾遜曾警告說，如果美國不加入國聯，那麼它就將重新加入戰場。他的警告一語成讖：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美國又回到了歐洲和亞洲的戰場。儘管美國參議院當年否決《凡爾賽和約》的理由正在於它認為美國管好自己的事就夠了，不應該參與到複雜的國際事務中去。
因此可以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後來更具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更準確地說，對一戰戰後秩序的短視和錯誤的安排，直接將世界引向了通往更大戰爭的道路。
一戰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之前與之後，人類彷彿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一戰還是一個歷史分叉的起點，自那以後，人類漸漸被分成了兩半，生活在尖銳對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內，這種對立到冷戰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不過，歷史從來就不是這麼直線型的。在1919年《凡爾賽和約》簽署到1939年二戰爆發之間的20年裡，還有一些重要因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使這20年成為人類現代史的轉折點和分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