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德国一个温泉度假胜地被极右翼恐怖分子谋杀。3年前的1918年11月11日清晨，在贡比涅的森林里，他代表德国政府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一同签署了停战协议。
当时的德意志别无选择：1918年11月9日，那位装腔作势、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在闯下弥天大祸之后被迫退位（他偷越国境逃到了荷兰，在那里安然生活到1941年去世，并未被作为“战犯”追究），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谈判桌上的埃茨贝格尔只能签署那份令德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议，无论是当时担任德国首相的自由派的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还是实际执掌军权的右翼独裁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都发了电报催促他签字。数天前爆发的基尔水兵起义和全国性总罢工，以及巴伐利亚等地的共产主义骚乱，让这些精英人士担心，一场类似于1917年发生在俄国那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触即发。
然而，自从埃茨贝格尔签字的那一刻起，他便注定成为了德意志的“罪人”。魏玛共和国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局势中诞生的，但历史已经证明，20世纪上半叶同样容不下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凡尔赛和约》中，建立国际联盟是最重要的内容，它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率先大力倡议的。但国联成立以后的20年里几乎从未真正发挥过它的倡导者所期望的作用，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威尔逊的祖国拒绝加入。
为了说服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让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曾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加入国联，那么它就将重新加入战场。他的警告一语成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又回到了欧洲和亚洲的战场。尽管美国参议院当年否决《凡尔赛和约》的理由正在于它认为美国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不应该参与到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去。
因此可以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战战后秩序的短视和错误的安排，直接将世界引向了通往更大战争的道路。
一战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之前与之后，人类仿佛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战还是一个历史分叉的起点，自那以后，人类渐渐被分成了两半，生活在尖锐对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内，这种对立到冷战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过，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么直线型的。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署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间的20年里，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这20年成为人类现代史的转折点和分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