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年生，15歲發表作品，19歲獻上《青春萬歲》，50年代以《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震動文壇，一路青雲直上，28歲的他正值血氣方剛之年被劃為右派，然後是17年的沉浮蛻變，《活動變人形》此刻橫空出世，而曾經的那個翩翩少年，業已年過半百。《活動變人形》問世年份是1985年，在整個80年代文學思潮爭鳴的大背景之下，它的到來貌似不溫不火，但卻在低沉蒼涼的基調中，用悲劇主人公倪吾誠落寞人生為當時的中國灌了一壺清醒劑。
讀罷，嘆惜緘默之餘，留下的更多的是一種思考，倪吾誠的一生，是一場悲壯但卻極其複雜的悲劇。不禁要追問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炮火連天的動盪年代裡，到底該如何安頓靈魂與內心？
倪吾誠，顧名思義，實乃“倪無成”。他出生於以黃土為背景，用貧苦作腳註的孟官屯。他有一個為變法而自縊身亡的祖父，一個瘋癲的伯父，一個窩囊廢一般的木訥父親和精明強悍的母親。在一個相對閉塞的環境和守舊的家庭中，出現倪吾誠這樣一個“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一個意外與異數，作為一個十一歲就痛斥纏足陋習，十四歲到梨園觀測星星而要砸祖宗牌坊的“逆子”，從上洋學堂並提出妻子需是“天足”且上過學堂的“閨秀”要求來看，倪吾誠顯然是超越整個時代的。然而，古往今來，在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知識分子是一批永遠會先知先覺的人。因為他們接受過教育，有思想，有立場，便有了一般階層所不具備的敏感度和洞察力。站在時代的路口，倪吾誠們發聲了，然而，迎接他們的是無盡的嘲諷、懷疑，甚至是“瘋子”之類的謾罵。有人說，是啊，時代、社會，不都是這樣進步的嗎？只不過必須有人做探路者、墊腳石罷了。
於是，倪吾誠們的一生註定是個悲劇。然而，面對倪吾誠，追查讓他毀滅的劊子手，除去大時代環境之外，也許還有其矛盾複雜的人格性情。他終其一生都走在了整個社會的前面。用魯迅作品中經常塑造的一類人物概括即是“啟蒙者——被啟蒙者”，像極了《彷徨》裡《長明燈》的那個“他”，“那盞燈必須熄滅”，理智的看，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真理和訴求，然而，這個用生命呼號吶喊的戰士，最終的歸宿卻是一間挖不開窗子的小木屋。倪吾誠，亦用一生精力去吶喊，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理性、衛生……《長明燈》中的“他”呼號著去滅燈，而倪吾誠則在用盡終生去點燃倪家、姜家乃至於北平與中國的希望之燈。然而，可悲的是，積貧積弱、裹足不前的家庭與社會業已習慣黑暗和微茫，倪吾誠手中有一根小小的火柴，他劃了一輩子，那點磷怎麼也對抗不了狂風大作的世界，於漫漫長夜而言，那束時隱時現的光畢竟太弱，而在他人眼裡，沉睡著的夜真的很舒適，而光芒似乎太刺眼了。
正因為倪吾誠的清醒與覺悟，便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和悲哀。靜宜每日想方設法把飯做得難以下嚥，全等著看他的痛苦神情，他教育倪萍，倪藻學喝茶，喝咖啡，去洗澡，挺胸走，告訴孩子注意吃相，看溫度計，玩洋娃娃，告訴孩子像“人”一樣去生活，然而卻換來了孩子和妻子的嘲笑與合夥捉弄，靜宜的一句“爸爸有神經病”便輕鬆簡潔地解釋了一切。偏偏他喝過咖啡，跳過舞，見過禮儀，吃過佳餚，這難道是一種罪過嗎？想想史福崗的生活，再想想自己，他倪吾誠過的是人的日子嗎？
追尋倪吾誠頻頻受阻的情形，粗略看來應該有兩個。一是姜家的靜珍，靜宜，姜趙氏對於人生的態度和對兩個孩子的教育角度，另一方面則是四十年代的中國大環境所致。
首先看兩個孩子的母親姜靜宜。她出身於一個封建氣息濃厚的舊官僚家庭。她雖然上過學，又有“解放腳”，但從小到大受姜趙氏式“列祖列宗”之類的保守教育，她的腦海中儼然不會存在平等、自由、科學等字眼詞彙。而且，作為陶村遷來北京的“市民”代表，她的心中一定存留兩樣東西：一是面對京城缺少底氣的自卑，另外就是拜金和功利主義。她個人缺乏一種衣食無憂的安全感，因此會有一種意識：必須有充足的金錢才可以平穩地保障家庭生活的運行。倪吾誠有追求，有理想，並不錯，但少了收入，一些只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式的海市蜃樓。倪吾誠奉為圭臬的是一種信仰，一份心態，而在靜宜眼中，生活只是一個疑問句：“錢呢？”從觀念深處，兩人的巨大分歧本身就是一對永遠不可調和扭轉的矛盾。靜宜在日常生活中也在為女兒、兒子心靈裡種植下仇恨和偏見的種子。所以，倪吾誠對孩子自由平等的教育就成為一種徒勞的一廂情願。
再看孩子們的“啟蒙老師”姜靜珍。無疑，她是本書中最為深刻與成功的女性形象。作為姜趙氏的大女兒，對她最顯著概括便是她十八歲結婚，十九歲守寡，為恪守所謂的“一生貞潔” 守了一輩子的牌坊。可悲的是，丈夫周少華的死把她的靈魂也一同帶走了。此後四十年，姜靜珍活著，但她的精魂早已被掏空，一個空殼踽踽而行於迷茫世界中，她掙扎著，抗爭著懷著怨恨過日子，每分每秒的行為彷彿都成為一個裂變生命體，以最決絕的方式，她和生活做無謂的搏鬥。靜宜每天早上的梳妝活動好像就是一場酷刑。倪藻口中的“大白臉”混雜著把自己的臉抹白，再洗回本色，看似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功課，但伴隨的是飽含徹骨恐怖的自言自語式的咒罵。也許，這種“早課”更是一種儀式，伴隨著她自虐式的冷笑與信徒一樣的雷打不動，靜珍埋藏了自己對未來，對生活的希望，亦埋藏了對文明哪怕一分一毫的贊成和信仰。
誠然，靜珍是不幸的。作為心中有那麼多唱詞古典詩詞和典籍的有才性的女子，她並不是矇昧的，錯就錯在封建倫理親手把她的墳墓挖好了。她守節守寡成了本分，她人生中最大的樂趣竟在於絞盡腦汁想盡辦法來為母親、妹妹出謀劃策，伺機對付眼裡的“異類”倪吾誠。而當倪吾誠大病初癒與靜宜的關係緩和後，靜珍產生的則是這樣的想法—“我今天做什麼呢？”她漫無目的的懷著怨恨敵視著世界，無形間也感化了幼小的倪萍和倪藻，使得九歲的倪萍一直生活在恐懼和懷疑裡，庸人自憂般心事重重，而倪吾誠的面前，竟有一個這樣特殊的裂變的“對手”，顯然，他定然會生出“讀盡詩書也枉然”之感了。
就40年代中國大環境來講，即便倪家姜家身處北平，但炮火連天的環境中，縱使倪吾誠留過洋，在那個水深火熱的時代裡，知識分子仍然是頗為清貧的。《傷逝》中涓生和子君為什麼走向深淵？那句話點到了題：“唯其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倪吾誠的悲哀便在於他保證不了“生活著”這一大前提，所以才有和靜宜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他的自由，平等式的設想在家裡永遠不可能實現。魯迅不也提過嗎“在生活睏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 或許倪吾誠相信列寧的承諾：“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但問題是，麵包在哪呢？所以，作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清醒者，他的清醒和呼籲其實卻側面加速了他人生理想的幻滅。
不過，難道就這麼簡單地把他的死亡歸咎於時代和環境嗎？雖然不能，做一個不成立的假設，如果倪吾誠變成趙尚同，也許，他不會落得如此境地。
從一個文學上經常引述的角度，就是人性和倫理的關係問題。倪的選擇和沉浮，或許就是人性和倫理的博弈與碰撞。
顯而易見，倪吾誠縱然終生顛沛流離，孤單寂寞，但他烏托邦式的追求和理想閃耀著人性的光芒。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在“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束縛下踽踽而行，倪吾誠顯然看到了要衝破牢籠的必然性。然而，懦弱而彷徨的他顯然做不了“先行者”。
記得最清的就是解放後他對“黃金時代”的定義，最後聯繫到自己，竟得出這樣的結論—“我的黃金時代還沒開始呢”用現代人膚淺解釋可直接定義為“拖延症”和“妄想狂”，說這話的他，業已年過花甲，每天腦海中有無數星星一樣的雜感思緒，對社會和政治，他也是有想法的，但他一輩子亂不曾行動，一個沒有行動力的“思想者”，哪怕用筆，用論文寫出來啊，就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揭示闡釋現實的工作，他都不曾開展。你可是一個學者，一個留過洋的教授啊！
倪吾誠的最可悲之處便在於他對待社會，政治，生活的無立場。左傾？是，他去過解放區，且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右傾？也可。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面對“漢奸”“ 國際間諜”的罪名，他乖乖承認自己是“民族的敗類”，運動結束，便把自己的經歷類比成司馬遷受辱之“宮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倪顯然是可笑的。我不憚於把他稱為“知識分子的異數”，因為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文人，到了什麼時候也不能丟掉的就是知識分子、文人的操守和氣節，那份“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誓死都不變追求信仰的堅守，是知識分子獨立於天地之間的底線。而他倪吾誠又信仰過什麼呢？讓我定義他為無立場無思想的“風派人物”，我認為不妥。“風派”恪守的原則不是還有“個人利益”嗎？而他這一生的隨緣浮沉，左右搖擺，究竟是為了什麼？顯然，他並不是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也許，倪吾誠的英勇與悲憫就在於他面臨抉擇而不會定奪，需要改變而未曾行動，擁有想法卻缺乏條件，眼望社會的變更與沿革，卻隨風飄浮，無所適從。我肯定他身上的人性光芒，在暮靄沉沉的家庭中，他是一個“異端”，但更像一個戰士，用自由、平等、科學、禮儀等等的詞彙與理念做匕首，縱然池水興波的規律在迷茫沉淪的大環境下成了虛妄的假想。
我同情人性和倫理在這個條件下的不相融和對抗。與姜靜宜離婚，倫理上大逆不道，但他與靜宜的矛盾著實是不可調和的，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也許從他們結婚的那一刻起，不幸和掙扎就開始與他們如影隨形了。做出這個決定，他的內心也是焦灼的。他清醒地定性—我是靜宜的劊子手。他也明白，自己對姜靜宜的拋棄帶給他妻子的會是毀滅性的災難。但是，他又以高了若干個層次的角度認識到：“與其一刀殺死一個人，與其用自己下地獄的代價換取共同下地獄，不如干脆救下一個能救的人。” 如果死人一樣活著，不如干脆死。但事實上是，倪吾誠做出的這一選擇，會讓自己時活在一種眾矢之的非議中不能脫身，也讓自己的人生永遠氤氳黯淡與愧疚，更可悲的是，他認為這樣做是拯救了靜宜，但事實是，姜靜宜的未來，亦會在無望，彷徨和無盡的束縛中慘淡流駛。總之，兩人實際上都下了地獄。
所謂平等，自由，在靜宜心中永遠是美麗的泡泡，生於一個封建倫理濃厚的家庭中，她終其一生都掙脫不掉這緊緊的枷鎖。啟蒙？喚醒這個“鐵屋中的人”？大半也不可能，她相信倫理至上，人性次之，因此，兩人離婚的結局便是把她推向了更深的谷底。
但倘若兩個人不離婚，就這樣生活下去呢？其實，也是對雙方的一種折磨，彼此仍不理解，生活充滿乏味的“鬥爭”。人間生活也許是一間更大的地獄，徘徊於兩間地獄裡，何處是天堂？
所以，這本身就是一個迷局。最可怕的莫過於不知道將來會怎樣，最悲哀的便在於無論走向何方，都逃不過一個謬誤的悲劇結局。
然而，我欣慰於倪藻的視角和他的轉變。“爸爸那時就提倡不要隨地吐痰，在中國，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實現？”兒時把父親那麼多的教育，熱忱和希望當笑柄的倪藻，終於在不惑之年意識到父親的用心。所謂未來和希望，大半也不再是一種凌空蹈虛了吧？
面對倪吾誠，我忽然想到當年馬相伯先生的自述—我只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倪吾誠用他的人生為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作了鏡鑑，倘若當時的知識分子，“海歸派”能夠以最中庸平和的方式讓西方文明浸潤傳統文化，倘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能夠守得住風骨，做得了選擇，倘若他們身上具有的那份“精神貴族氣”和“種族優劣感”再淡一點的話，那麼至少在那個大環境裡，是不是可以少出兩個倪吾誠，多三個趙尚同呢？
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中西碰撞的文化，面對中國的時代變革，到底應該保持怎樣的姿態？倪吾誠用他的悲劇人生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驀然感覺，這個問題在此刻，2017年的宏大時空中，同樣值得追問。倪吾誠的故事結束了，但“倪吾誠們”或許正湧動於街角和巷尾。故事在百年前，就有了個出其不意的開頭，但似乎並沒有結束。
這個故事，該怎樣收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