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所做《蜀相》诗的开头两句，诸葛亮为蜀汉的丞相，武侯祠也被称为“丞相祠堂”。由此可见，“丞相”是诸葛亮的一个重要标签。
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丞相”——诸葛亮
可以说，诸葛“丞相”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丞相”了。在三国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相当有名的丞相，那就是曹操。不过曹操的“丞相”名声就没那么好了，一说起曹“丞相”，大家往往会想到那句“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曹操的丞相其实是汉帝国的丞相，曹魏帝国创建以后，魏文帝践祚便不再设丞相一职，这其中的缘由又何在呢？东吴在普通人的眼里，是三国的一个配角，所以导致吴国丞相也没那么知名了，那么东吴的丞相又是谁呢？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会是德高望重的张昭，或者功勋卓著的陆逊。然而张昭两次获“提名”却无缘丞相，功勋卓著的陆逊也只是东吴的第三任丞相，就任时距离东吴设置丞相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并且在次年就去世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这些都和三国的丞相制度有莫大的关系。
同是“丞相”，曹操却恶评如潮
三国丞相的故事各有精彩，丞相其人背后的三国丞相制度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三国的丞相制度。
一、丞相制度历史的简单回顾
《汉书·百官公卿表》：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
最早的丞相出现在秦国，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的丞相制度是直接来源于秦代的。《唐六典》里提到：“秦……事皆决于丞相。”丞相作为天子一人之下的国家宰辅，手握重权，一切事务都由丞相来进行裁决。秦始皇有丞相李斯，汉高帝有丞相萧何，他们“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这段历史时期丞相的代表人物。而丞相权重的这种情况，也从秦国置丞相开始，一直持续到了西汉初年。
萧何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丞相的代表人物之一
因为丞相权力实在太大，这就难免和皇权出现冲突。汉武帝时期，刘彻锐意进取，如果事事都还要受制于丞相，这无疑不利于他大展拳脚对国家的各个层面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改革。对丞相的权力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成了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所用的办法就是加强尚书的权力，利用尚书来分丞相之权，进而控制丞相。
《汉书·车千秋传》：
“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大将军光。”
很显然，因为霍光掌控了尚书台，甚至形成了“政事一决己”的局面，基本架空了丞相。所以此时的丞相田千秋也只能表示，“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
霍光执政时，已经架空了丞相
纵观整个西汉，丞相权力被其他职位的官员侵夺，朝着不断下降的方向演变。如果说这是因为皇帝集权的需要，从而逐渐开始演变成的一种非制度化的“故事”的话。到了东汉时代，汉廷不再设置丞相一职，则是从制度上对“丞相”进行了冻结。西汉时代原本属于丞相的权力，被以领录尚书事的形式，赋予了其他职位的权臣，时间长达近两百年。丞相职位的再度“复活”，要等到东汉末年曹操的霸府建立之后了。
二、三国的丞相制度
（一）曹魏的丞相，为“造魏”而生
东汉末年，汉室倾颓。曹操迎汉献帝刘协到许昌之后，此时的汉廷实际上是一个体现曹操意志的汉廷。虽然如此，汉帝国残存的框架毕竟依然存在，从建安四年（199年）开始，到曹操战胜袁绍，统一北方之前。曹操长期担任的是“司空”一职，并“行车骑将军”。从这个角度看，曹操在自己的权力得到彻底巩固之前，
他控制汉廷的方式依然是在东汉的官职体系下来运行的。《宋书·百官志》里说：“献帝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曹操重新设置了丞相一职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的六月，这个时候他同时废掉了三公，并积极准备南征一统天下。很显然，曹操此时志得意满。在他看来。平定北方之后，他在汉廷中央的权力已经得到了巩固，长江以南也似乎可以传檄而定。曹操此举实际上是对东汉政治权力运行制度的一次重大改变，他把丞相权力再度恢复到了类似汉武帝之前的情形。关于这一点，前人史家曾经有过评价，“卓为相国而不省司徒，务自矜高，于官制惽然也。司徒王允卒能以其权阴制之。操为丞相，并废三公，使大权归于一己。”在曹操之前，董卓曾经有过类似的举动。但是因为董卓并没有废除三公，所以王允为司徒还可以“暗地里”对他进行一些牵制，事实上董卓也是丧命于王允的密谋。而曹操自任丞相，是和废除三公同时进行的，这就意味着曹操在汉廷的顶级权力，是从制度层面来加以承认的了。
曹操自任丞相又废除三公，意味着他掌握了最高权力
《宋书·百官志》：
“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
同时，曹操的丞相开府，设置了一系列的丞相属官。比如“护军”、“领军”这些重要的军事职位，
都是丞相府的属官，而“非汉官”，这无疑又为“造魏”做了人员和机构上的准备。由此可见，曹操在汉帝国摇摇欲坠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西汉的丞相制度，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破茧重生，在汉帝国的框架内重新构造曹魏帝国。所以，当其子曹丕逼汉献帝禅让之后，这个“临时性”的丞相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曹魏帝国又再度废除了丞相，魏帝通过尚书和中书来进行直接统治。所以笔者认为，曹操所恢复的丞相制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而并非制度正常发展的结果。
（二）蜀汉的丞相，“兴汉”必要的集权
《通典·职官三》：
“魏晋以来，相国、丞相多非寻常人臣之职。”
如果我们从“非寻常人臣”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蜀汉的丞相诸葛亮确实和曹操，有不少相似之处。在蜀汉建立之初，诸葛亮就被刘备任命为丞相，成为外朝官之首。当刘备兵败夷陵，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的时候，更是留下了“亮正严副”的身后政治安排，赋予了诸葛亮极大的权力。
因为诸葛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先帝遗命”，刘备甚至还有“君可自取”这样的“终极授权”。诸葛亮丞相一职的权力和威重，自然就达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祝总斌老师曾经谈到，“（蜀汉）外朝之宰相还保留着较大甚至很大的权力……这是由蜀汉的特殊条件决定的。”
祝老师在这里所说的“特殊条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笔者对此的理解是，在三国鼎立的情况下，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就必须高举北伐旗帜，致力于恢复中原，而刘禅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领导能力。这里也说顺带说一句，刘备的“君可自取”语，理解成由诸葛亮来亲自领导北伐似乎更为合适，而非要取代刘禅自立。并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在刘备临终之际，蜀汉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孙吴曹魏虎视，内有地方叛乱迭起，初生的蜀汉帝国其实已经面临着“崩盘”的危险。
“君可自取”理解为由诸葛亮亲自领导北伐似乎更为合适
有人以阴谋论揣测刘备“试探”诸葛亮的忠心，其实这是完全不了解时局的看法。说的难听一点，刘备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去试探诸葛亮，他当时几乎是在恳求诸葛亮力挽狂澜了。《出师表》所说的“临崩寄臣以大事”正是此意，而“寄大事”自然就需要“授重权”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赋予诸葛亮丞相一职以“非寻常人臣”之权，在此时不仅是顺理成章，而且还变成了一种必要，因为这关乎蜀汉帝国的生死存亡。
如果说曹操的“丞相”是为了“造魏”，那么诸葛亮的丞相则是为了“兴汉”。前者是因为汉献帝的“皇权”不可能去主动“嬗代”，而后者则是因为刘禅的“皇权”不足以领导北伐。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为了从制度上来保障权力朝着丞相府集中，以便于更好地围绕着既定目标来进行施政。
诸葛亮集权的目的和曹操大相径庭
（三）东吴的丞相，各方势力共治的产物
说起东吴的丞相，首先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开篇所说的，东吴的首任丞相，既不是“老资格”张昭，又不是“大功臣”陆逊，看起来似乎令人颇为费解。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
《三国志·张昭传》：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东吴置丞相以后，群臣两次提议以德高望重的老臣张昭为相，然而孙权两次以不同的理由进行了拒绝。孙权的话看起来是在维护和体谅张昭，比如清代学者韩慕庐就持此观点，认为孙权“真爱张君者”。然而韩慕庐仅从孙权的“面子话”来进行理解，并没有留意此事的实质。
较早留意到孙权不经意间“暴露”了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是卢弼，卢弼看到了“孙权始终不满意于张昭”的君臣关系，指出了孙权的话其实“此皆托词耳”。同时，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了东吴丞相职权很重，孙权必须要找一个能够较为顺从自己意志的人来担任这个要职，才能避免“所言不从，怨咎将兴”的情况出现，而经常和自己“唱反调”的张昭，自然不可能被委以“丞相”之位了。
卢弼认为孙权拒绝张昭为相的理由纯属“托辞”
我们讨论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作为“皇帝”的孙权认为必须找一个“合己意”的人来担任丞相。这说明东吴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大到足以让皇帝忌惮。客观地讲，东吴的皇权本身并非不振。东吴的丞相，也不似曹操和诸葛亮可以凌驾于皇帝之上，但又绝非东汉时期那样被完全“冻结”，依然可以和皇权相争衡。这非常类似于汉初“事皆决于丞相”的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当然是和东吴的政治现实有关系了。大家都知道，东吴的政治结构在三国之中，是比较特殊的。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认为东吴政权是“武人领主制色彩极为浓厚的纯军事政权”，东吴的立国主要依靠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面对这些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东吴的统治者想要凝聚人心，把这些有着不同诉求的政治势力团结到一起，以对抗中原，就必须在政治权力分配上面面俱到。
张昭作为北来士人的代表，曾经两次被“提名”为丞相人选
所以，东吴的丞相更像是一个江东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调和者和代言人。田余庆先生说东吴的立国过程，其实就是“江东化”的过程。笔者觉得这确实非常深远的洞见，而这一点在东吴的丞相人选上，其实也是有着明显体现的。 东吴的丞相人选，最初从呼声很高的张昭，到第一任丞相孙邵，都是北来士人；而后期完成“江东化”以后，东吴的丞相则变成了江东大族的代表顾雍、陆逊等人，这其实也清楚地展示了东吴内部淮泗集团人物的凋零，而江东大族权力显著上升的这一显著变化。
总的来说，因为东吴特殊的“国情”，东吴的丞相制度，更加接近西汉初期的情况。笔者的看法是，东吴的皇帝权力介于曹魏和蜀汉之间，虽然不像刘禅那样“政由葛氏”，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也无法像曹丕，曹睿那样完全“政由己出”，显然还受到丞相议政权力的制约。
陆逊是东吴“江东化”的标志性人物
总结
魏蜀吴三国都有自己的“丞相”，然而曹操、诸葛亮和孙邵陆逊这些“丞相”，实际上却各有特点，并不完全相同。曹操和诸葛亮政治旨趣虽然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的“丞相”身份和背后的政治制度设计却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非寻常人臣”的强臣角色，他们背后的丞相制度是在东汉政治框架下，为了更好地进行集权而形成的行政体制。东吴的丞相和他们则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东吴的立国是多方势力妥协共治的产物，丞相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顾各方政治利益的产物，所以东吴的丞相其实更加接近西汉初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