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甘肅敦煌醫書
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敦煌藏經卷等文物，其中有一批卷子醫書，這是歷代以來出土醫籍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目前統計有62種，其中《張仲景五臟論》、《平脈略例》、《本草經集註》、《食療本草》、《新修本草》等皆為未見傳世或傳甚少的珍品。
2．安陽殷墟甲骨文
自1928年起，殷墟遺址開始了發掘。《甲骨文合集》收錄了有關疾病的甲骨320片，計約1000條左右。甲骨文中有人體器官的記載，還記有內、外、婦、兒、眼、口腔、耳鼻喉等科40餘種疾病，有瘧、蠱等病名，有疾年、雨疾、降疾等流行病的記載。胡厚宣先生曾據此寫有專著《殷人疾病考》。
3．河北滿城西漢劉勝墓
1968年河北滿城西漢劉勝墓中出土了九針，其中4根金針、5根銀針，系《靈樞》所論之九針，反映了兩千年前我國針灸藝術的高度水平。九針、“醫工盆”，以及小型銀漏斗、銅藥匙、藥量、銅質外科手術刀等組成了迄今發掘出土的質地最好、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整套西漢時期醫療器具。
（中醫的九針形制）
4．陝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的兩甕金銀器物, 其中有不少貴重藥材和醫藥器具。這批藥材多是礦物藥，它們按不同種類和等級分裝在十多個金、銀製的圓形藥盒裡，盒蓋內寫明瞭藥物名稱、品級與數量。盛貯藥具作成盒、罐、鼎等形狀, 玲瓏別緻, 蓋封嚴密。這批醫藥文物有力地說明唐代醫藥學的發展情況。
5．甘肅武威漢墓
1972年甘肅武威出土了92枚簡牘，被學者編為《武威漢代醫簡》，後定名《治百病方》，其成書早於《傷寒論》，有些方藥治法可堪為辨證論治的濫觴。其中有“瘀方”9首，是最早的活血化瘀治方。這批簡犢, 記載著者個人和當時實用方劑三十多個, 所記病名有傷寒、伏梁等內、外、婦各科疾病, 所用植物、動物、 礦物藥共一百味。此外, 還有針灸穴位和當時藥物價格的記載。
（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簡牘）
6．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
1973～1974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導引圖》、《卻穀食氣》、《養生方》、《雜療方》、《胎產圖》和竹木簡《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等，很多書編著年代早於《內經》，從此結束了“我國第一部醫學著作是《內經》”的說法。此外，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現的九種藥材, 是我國迄今發現保存最好的一批藥物標本。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導引圖》的還原)
7．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在出土簡牘同時，還出土了六壬拭盤及太乙九宮佔盤。雙古堆出土的六壬盤, 上面的刻畫與《靈樞·衛氣行篇》所述符合, 後者是研究天體經緯、陰陽和人體內“衛氣”運氣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說。同出的九宮八風盤的方盤分書八節, 圓盤有君、將、相、吏、百姓字樣, 是《靈樞·九宮八風篇》的圖解。
8．四川綿陽雙包山漢墓
1993年四川綿陽出土了一具長約半米木質塗漆的針灸人模型，為西漢早期葬品，此模型比北宋王惟一的銅人早1000餘年，為中華醫學中的人體經絡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實物，是世界上最早的醫學教學模型。同時，雙包山出土一塊銀白色膏狀金屬,它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方士的煉丹實物。
（木質塗漆的針灸人模型）
9．浙江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
2001年，考古工作者對跨湖橋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一件稍有殘缺的繩紋小陶釜，器內盛有一捆植物莖枝，紋理結節清晰，出土時頭尾整齊地曲縮在釜底。專家認為它是因故丟棄的煎藥。傳說中商初重臣尹伊發明“複方”草藥，而這次出土的顯然是“單方”，這一珍貴資料對研究我國中草藥的起源尤其是煎藥起源具有重要價值。
10．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
2013年發現的成都老官山漢墓，墓中出土的西漢時期醫簡和完整的人體經穴漆人像堪稱重要發現，醫簡被考古專家認為極有可能是已失傳的扁鵲學派經典書籍。老官山出土的醫簡，介於早期的馬王堆醫書和中國首部醫學典籍《內經》的內容之間，而且九部醫書都和中醫學有關，既涉及中醫理論，又有症候治療以及針灸、脈診等，涉及中醫學的多門學科，學術價值極高。同時，帶有“心”“肺”等線刻小字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經穴人體醫學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