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朝廷施新政，行新法以图自强，其情殷，其望诚，无可厚非。帝国大改革，必赖充裕之财力，方可行自强方略。20世纪初，大清帝国风雨飘摇，财力日绌，巨额赔款难以偿付，新政所需庞大经费又将从何出？
庚子赔款后，清廷每岁财政收入约为1.0492亿两。当时关税收入估计在2800万两至2900万两，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0%；常关税约5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盐税为1300一1400万两左右，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5%。
庚子赔款就是以关税、常关税、盐税这三项税收为担保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都归之列强了，财源即有枯竭之忧。庚子赔款后，清政府财政支出加大，约为1.3492亿两，入不敷出之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随之清廷财政也就陷入总崩溃的境地。
庚子赔款数额
财政已濒崩盘之境，新政所需财用又钜。新政中重要一项就是军事改革，朝廷原计划在全国设立新军36镇，因为编练新军开支浩大，政府财力难以承担，只能在天津小站先设立6镇，单是北洋6镇一年的军饷就达900多万两。“
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要花费5400万两以上，编练计划只能大打折扣。”军事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朝廷每年的军费开支骤增。在新政进行的10年间，朝廷军费支出净增长200%以上，由1901年的4000多万两，到1911年增至1，37亿两，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5%。
新政举办中的其他各项措施也无不需要投入巨资，随着新政的不断推行，朝廷各项开支也不断增加。以宣统三年(1911)为例，当年陆军费用为12684万余两，其中新军 (总计练成20镇)军费8000余万两。海军水师军费1050余万两。新、旧军队的军费总计达到1.37亿两，较之甲午战争前每年约4000万两军费相比，朝廷该项支出净增加了的2倍多。
另外，学部费用和各省教育经费338万两，民政部费用(包括各省民政、禁烟公所、典礼经费)502万两。其他新政举措，如派员出国考察、户口调查、工商调查、设立警察、自治公所等等，“无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如此，清廷用于新政的费用不得不逐年增加。
清末新军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朝廷已是无策，只得委诸疆吏任意拓展财源，严旨各地方政府“就地设法”，无论何种方法，“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在“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的名义下，各地先后掀起了一轮向民间增捐加税的浪潮。
政府诛求无度，新政之于百姓仅仅是愈来愈重的捐税负担。
清末各省乃至各州县都纷纷以新政为由，滥加捐税，各种巧立名目的捐项也由此汹涌而出。从1901年起各地陆续增添了许多新税目，如税、肉税、糖税、酒税、房税、煤税等，连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商品也统统被加征各种杂捐 “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和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且“各种苛捐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数十种之多”。
在四川未办新政之前，普通民众仅有正供杂办而已，举办新政以后，杂捐纷纷涌现。经常有方官借办新政为名，“乘便弄权，苛细杂捐，任意抽收，并不察官核办”。总之，“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各级吏和地方士绅通过放大农民负担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他们厕身新政，借官持势，假公济私，只侵吞，不知民生，只知掠民，不知恤贫。
苛捐杂税泛滥的结果是民生凋敝，市场萧条，民众视政如虎，他们直观地感觉到，“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季四川邛州一位士人作诗日:“新政纷纷次第兴，国民担任力难胜，谘来议去皆筹款，但见捐输日日增。可见民间已经普遍将新政认同为苛捐杂税的代名词了。
恽毓鼎日记
揆诸清季京官恽毓鼎的《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可以发现很多恽氏对于新政期间政府对民生问题操控不当，对民间需索过度的批评。光绪卅年（1904年）三月十二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与士丈痛恨大吏诛求无艺，为国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祸。各省大吏筹款皆以办新政为名，取之于民，毫无限制。谈西学者误人国如此！张、袁二总督真罪魁也。”
诚如恽氏所言，各省大吏以筹办新政为名，滥加捐税，掠民无度。在他的眼中，民生问题操作如此失当，政府将失去民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恽毓鼎的心态大略可以代表此间大多数士大夫真实的心理。新政推进，各地需用经费剧增，财政入不敷出之窘愈蹙。
据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十五日恽毓鼎的日记里写道：
又度支部清理各省财政出入比较表，唯山东、河南、奉天、四川稍有赢余，其余皆支出超过收入。合计出入相抵，岁缺银三千万两有奇。现象之可畏如此。然此后每年入款益少，而新政竞兴叠起，其所以耗财者且无穷期，此孰非吾民膏血乎？不悉驱而纳诸沟壑、迫为盗贼不止也。呜呼！
增捐加税不仅使生民生活日蹙，亦使基层官员处于苦不堪言的尴尬境地之中，有些不忍诛求，所谓不达时变的循吏甚至自戕以避祸。据恽毓鼎光绪卅一年（1906年）六月初三日日记记载：
阅邸抄，陕西候补道潘振声丈（民表）服毒自尽。折中谓其贫病交迫。闻友人言，则以新政滋扰而无实济，愤激捐生业。潘丈乐善好施，重气谊，为今之古人。唯迂拘不达时变云。又同里潘蕉生（家怿）为贵州都匀府知府，因办新政筹捐操之稍急，致激民变，蕉生恐干重戾，亦服毒自尽。
新政进行过程中，很多举措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民生危机，与恽毓鼎同样有民生焦虑的京都士人也大有人在，据当时在京畿警察部门任职的许宝蘅所言：“近来办事外观似较旧时衙门为振作，而无条理，无法度，任意为之，其弊尤大也。”
清末警察
论及清末宪政运动，大多数论者都关注其政治、文化意义，很少有人考虑到宪政改革所需要的经济成本，所产生的民生问题。作为局中人的恽毓鼎，他的观察和体会或许为治史者提供一个思维的向度。据恽氏在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所言：
皖臬吴佩蔥同年来拜，谈及外省财政，至宣统四年，将无一钱可措，而宪政经费之加增且数倍，即如审判厅成立，今年每省需银十七万，至四年份，须城乡普立，即需款七百万。金非天雨，不知何以应之。呜呼！立宪美名也，吾国乃援以为营私牟利之美事。立宪，立宪，将亡三百年之宗社矣。
恽毓鼎并非宪政运动的反对者，据其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所言：
车中撰速开国会疏，构定大意， 灯下纵笔成之。共分三段，皆辨正反对党之言。当士民之初次陈请也（在光绪三十四年），余颇病其骤。今年觉内治之凌杂腐败，外患之迫近鸱张，实有儳焉不能终日之势，更不能待九年。
清末立宪运动
在恽氏眼中，其实并非立宪本身将亡宗社，而是立宪所产生的财政窘迫足以倾覆社稷。随着财政危机的加剧，恽毓鼎的亡国末世意识愈加浓烈，据其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七日的日记记载：“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用，出入相抵，亏三千余万两，此后追加之数，尚不止此，不知九年筹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若再贪慕美名，厉行不已，恐未见而国已亡矣。”
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更是写道：
入冬滕六已四税驾矣，来岁丰年可望，而百物腾踊，生计愈困，无论官商士庶，相对辄戚戚寡欢。人心惶惶，如不终日。此种大非好气象，而朝政之为日本所用者，方冥行盲舞，力求危亡而践之。外侮环乘，进行甚迫。大难将发于眉睫间矣！
与恽氏一样，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民生的蹙窘足以威胁社稷的稳定，恽毓鼎对于民生的严重焦虑实乃彼时许多士人的共同情感，“大难将发于眉睫间矣”正是当时士林之中普遍弥漫着的末世危机感，虽然知道危机迟早要来，大清迟早要完，但是读书人又能如何呢？即便是体制内的京官，恽毓鼎这样的清贫之人也无法早做筹划，跑路也只是属于少数人的特长。
摘自本人论文《清末变局中的士人焦虑——以《恽毓鼎澄斋日记》为中心》，《东华大学学报》，2011.11.15）
閱讀更多 朱言文史history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