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柏坚 黄启臣
开篇语/“广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深、历代相沿、唯一不衰的对外贸易港口。没有古老的广州港，中国对外贸易史也就支离破碎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一书中的评价。远在秦汉时期，时称番禺的广州已是海上贸易中心，历经唐宋两代中外商舶云集的黄金时代，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获得钦定“一口贸易”的殊荣。
两百年后，1957年4月25日创办于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简称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是这座饱经千载风雨的开放前哨，在现当代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外贸大潮中，仍能引领风骚的明证。
今年新春伊始，中国以及全球各地都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危难之际，最可贵的是处变不惊，以变应变。4月7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127届广交会将于6月中下旬首次完全以网络形式举办。这场已延续超过一个甲子的中外贸易盛会，又将焕发新生，再一次傲立潮头。
此时此刻，我们回望一个半世纪以来华南商都的外贸风云，可谓正当其时。
清同治八年(1869年)，即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前，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与中国贸易的距离突然缩短了四分之一航程。
国际金融行情急剧变动，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展，中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有两千多年历史、长盛不衰的广州口岸外贸活动，随之水涨船高。
自同治九年至宣统三年(1870~1911年)，是晚清的最后四十年，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第一波浪潮起伏的关键时期。
本期内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催动外贸复苏(1870~1894年);二，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的动荡大变局中继续曲折前行(1895~1911年)。
战火过后 “同光”复苏
先说第一阶段广州外贸的复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对外贸易逐步半殖民地化，伴随着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在外来强权软硬兼施的胁迫下依次开放，清中前期由皇帝钦定“一口贸易”的广州，外贸数额呈明显下降趋势。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左右，下降趋势才转为停滞状态。但同治九年之后，广州外贸又一度出现复苏迹象。
据广州海关各年关册(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所载“洋货净进口、土货净出口”数据，同治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870~1885年)，广州口岸进出口总值从未达到过三千万关两(编按：又称“关平两”“关银”“海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最低，约2057万关两。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起，广州口岸外贸上升幅度又很大，全年进出口总值跃升到3700多万关两，此后四五年间一直维持在3700万至3900万关两左右。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后，突破了4000万关两，第二年即达到4675万关两以上，为这二十五年里的最高纪录，与最低的同治十三年相比增长了83%，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增长了127%以上。短短不到二十年间，进出口总值翻了一番，可见当时广州外贸发展速度不慢。
再进一步说，这二十五年间，广州口岸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商品的货值，都呈增长势头。研究这一时期广州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值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其复苏态势。从广州海关关册统计来看，同治十二年(1873年)进口洋货已有79种，到光绪十八年增加到194种，大宗洋货以鸦片、棉产品(棉花、棉纱、棉织品等)为主。其他杂货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种类繁多。出口土货方面，同治十二年已有168种，到光绪十八年增至230多种，以茶叶、蚕丝为大宗。
棉花、洋纱与鸦片
棉花本来不是中国重要的进口商品，一直有大量出口，但广东的情况恰好相反。因为广东乡间认为种棉花耗费劳动多，却很可能“有劳而无功，成本得利之比，与杂粮相差不远”。大致来说，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主要与气候有关。广东多雨，本地不种棉，往往要从北方地区和外国输入，史籍记载“中国输入之棉花，悉为印度所产，恒在广州、汕头二埠进口，而输入广州者较汕头为多”。同治九年至光绪三年(1870~1877年)，大多数年份广州进口外国棉花都在10万担以上。而光绪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年)，则从未达到10万担，波动剧烈，似无规律可循。光绪十九年后，更跌至1万多担。
个中缘由，按时任广州海关英籍税务司德鲁的说法是，“这种衰退是由于印度外汇状况混乱，以及本地(指广州地区)长久的水灾，导致乡下织工贫困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国外棉纱的大量输入，限制了作为棉织原料的棉花之需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附近就有家庭用洋纱上机织布了，尽管洋纱进口还不算多。
直到1854年，受太平天国战事波及，广东红巾军暴动，紧邻广州、棉纺织业发达的明清“天下四大镇”之一佛山镇遭遇战火，纺织工业摧残殆尽，“棉花遂无销路，而英制棉纱，乃乘机代兴矣”。故广州口岸棉花进口量缩减，不能简单视为广州外贸的局部下降，必须全面考虑当时当地的动荡和变迁。
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广州棉纱进口量逐步上升，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同治九年至光绪五年(1870—1879年)，洋纱输入一版在2万—3万担左右，光绪七年至十三年(1881—1887年)，升至4万—5万担。其后数年平均每年输入量达到近14万担以上，成为洋纱进口的一个高峰。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广州口岸进口洋纱的价值，在进口货中仅次于鸦片，成为第二大宗。
不过，在蒸蒸日上的对外贸易数据中，有一个惊人的污点无法轻易抹去。自有鸦片贸易以来，广州就是此项贸易的一个中心地区，直到1850年，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鸦片交易的最大市场。当年的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说过，鸦片在中国的消费“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消费量占2/5，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3/5”。
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进口数额便列入海关关册中，而入册数值显然比实际入口鸦片数要少得多，香港更由此成为东亚地区最大集散地，珠江三角洲密布的河网中有许多民船在走私鸦片，海关根本无法统计。英帝国殖民者作为当年世界上最大的“合法”毒贩，以“自由贸易”之虚名，凭凶悍横行武力，行贪婪掠夺之实，在华赚得盘满钵满，眉笑眼开，可蜂拥而来、无孔不入的毒品却在近代中国贻害无穷，这一笔烂账，该如何清算?
主权渐失 苦涩成长
在出口方面，茶、丝一直是广州口岸最大宗的传统出口商品。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年间，广州的茶叶和丝的出口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基本摆脱了主要依赖外省供应货源的局面，转为更多以邻近地区产品作为出口货源。仅从这一点来看，广州口岸在此时期内的对外贸易，就有可观的成长。
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1871—1876年)，广州红茶出口量平均每年为89000多担，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更是达到高峰，出口红茶超过13万担。但好景不长，1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广州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红茶的对抗和排挤，出口量又逐年下降，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红茶出口量跌到只有6656担。
总的来说，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年)，即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夕，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继续着复苏势头，贸易额激增，进出口总值从1895年的4950万关两，增至1910年的11550万关两，突破了一亿两大关，增幅高达450%左右。造成这种明显复苏态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商品倾销。同治到宣统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它们不仅加紧了对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还开始对华输出资本，并划分势力范围。这40年间，西方列强及东亚“新贵”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资本渗透的合法地位，又通过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年)的三次大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海关。不仅把持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还得寸进尺地取得了经济支配权。同时还在竞相争夺“势力范围”和“租借地”，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这段时间内，还强迫中国开放了又一批通商口岸。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加紧资本输出，这些投资集中在银行、运输、进出口贸易等行业，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广州外贸的复苏和增长，但它们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以运输业为例，大量外国轮船公司在广州设立并开辟多条航线，广州地区本土船运公司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例，广州港进出本国轮船2725艘，吨位43万余吨，不及同期外国轮、帆船数量的一半及吨位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广州进出口贸易的运输权便被外国人所控制，造成广州进出口贸易的畸形发展。
更为恶劣的是，列强还大力争夺广州的船运权，迫使清廷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及其《续约》(1890年、1903年)、《修改长江通商章程》(1890年)、《辛丑条约》(1891年)、《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等一系列有关船运权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大门进一步打开，亦使得广州门户洞开。这样更加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尤其是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贯通苏伊士 远连旧金山
外国资本设立的众多洋行，如英资怡和洋行、丹麦慎昌洋行、美资美孚及德士古火油公司等，直接垄断中国及广州的对外贸易。有人当时这样说过：“华商丝厂之资金，往往借贷于洋行，听取其操纵。洋丝商任意选择标准，规定价格。”
在广州兴办的外资洋行、运输业、银行业共同构成对广州外贸的把持，它们互相联手、共同进退，掌控了广州外贸的主导权。有广州本土人士曾揭露说，“在其背后，本国领事为之输通信息，船业公司为之料理转运，保险公司为之担保损失，本国银行为之融通资金，驻外代理为之招徕主顾，无怪乎洋行永能操纵本身生丝对外贸易之权力。”
当然，19世纪7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商办的民资资本主义工业在广东应运而生，主要有机器缫丝业、制茶业、造纸业等，它们为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也生产了更为充足的货源，对1870年至1911年间的广州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间交通、通讯和运输设备的改进。这又回到本文开头所叙的史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被打开，英国殖民主义者仍是沿着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后开辟的东西方航路，即从欧洲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和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活动的继续膨胀，这条路途遥远、险象环生的海上商路，显然不能让它们满足，故必须寻求和开掘更为便捷稳妥的路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两项重大工程有效地促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愿望，第一个那就是同治八年(1869年)11月正式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第二个则是十年之后的1871年6月，由上海经伦敦最后延伸到旧金山的电报通讯，还有新加坡到香港的海底电缆，都开始接通使用。稍后的1883年，广州设立电报局，电缆连通港、澳，开办了电讯业务。
以上大规模基建工程的完成和启用，使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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