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信息在網上都能查到的時候，腦袋裡記憶多少知識還重要嗎？
答案是，依然重要。海量的知識被存在雲端，可如果它們不在你的腦袋裡，你還是過不好這一生。作者用真實案例告訴你，知識水平與一個人的收入、幸福感甚至健康程度都息息相關。
當你還在高呼什麼都可以上網搜的時候，你忘了一個事實：在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該搜什麼的時候，網上的知識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一、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為何越來越無知？
1. 雲技術讓你選擇“理性無知”
達克效應
1995年4月19日，一個名叫惠勒的賊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槍搶劫了匹茲堡的兩家銀行。由於他沒戴任何面具，警察在調出監控之後，沒過多久就找上了惠勒的門，並將其成功抓捕。
惠勒在被抓時仍然一臉困惑：“你們怎麼找到我的？我明明在臉上抹了隱形液啊！”
警察被他氣樂了：“什麼隱形液？”
惠勒一臉認真：“檸檬汁啊！”
這就是犯罪史上最笨的賊之一——惠勒，他沒有妄想症，也沒吸毒。後來根據負責本案的警官調查，惠勒得知檸檬汁在紙上寫字之後可以隱形，於是他想，把檸檬汁抹在臉上一樣可以達到讓攝像頭拍不到的“隱形效果”。
這個笨到如此境地的賊成功引起了康奈爾大學心理學教授大衛·鄧寧的注意，他和他的研究生賈斯汀·克魯格做了一系列實驗來驗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最缺乏知識和技能的人反而最無法認知自己的這種缺陷。實驗結果肯定了鄧寧教授的猜測，比如讓自己的本科生估分，成績越差的學生給自己估的分越高。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司機身上——那些車技很差的司機普遍認為自己是好司機。
這種認識不到自己無知的現象被命名為“鄧寧-克魯格效應”，簡稱“達克效應”。但必須說明，達克效應的“不自知”要求某人在低認知領域有著最低限度的知識和經驗，比如差勁的司機覺得自己是好司機，可從來沒有學過駕駛的人不在此列。
人們可能會驚訝，哪有這麼蠢的人？但兩位學者在1999年的論文中說得很明白：想尋找一個達克式的無知者，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照鏡子。
理性無知
20世紀時機器的廣泛使用，讓人們產生了會不會被其取而代之的焦慮；而到了21世紀，人們焦慮的是，低知識人群擁有了“麥當勞式知識”（使用各類應用程序的方法），看起來過得也不錯。無論你知道哪些專業知識，雲端都已經存儲了，而且更新速度比你快，檢索知識的速度也比你快。在這樣的時代，大腦裡記憶了多少知識還重要嗎？
這個問題不僅困惑著普羅大眾，也困惑著教育界。該不該讓孩子們繼續保持一定的事實性知識的記憶量？畢竟一個學習者只有掌握一定事實，才會對自己欠缺多少心中有數。1987年，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赫施出版了一部名為《文化素養： 每個美國人都應該知道的東西》的暢銷書，其中就列出了一份“基礎知識清單”；2013年，美國的共同核心課程標準也對學校每個年級該教到什麼進行了規範。儘管如此，民眾對常識性知識的掌握程度卻讓人大跌眼鏡。
尤其是“千禧一代”，即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至2000年前後的人群，他們是靠複製維基百科來做作業，並且經常被《每日秀》等綜藝節目轟炸的一代人，缺乏常識的現象在他們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50%以上的千禧一代答不出誰發明了電報、蒸汽船、收音機或者留聲機，誰提出地球繞著太陽轉動，誰揭示了閃電也是一種電，又是誰提出了相對論；被問到《白鯨記》是誰寫的，紐約州的州府是哪裡，他們的大腦一片空白。
2015年，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得出結論，儘管美國年輕一代有著比從前歷代人都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平均而言，他們在文史、計算和技術等環境優越的條件下，解決問題的技能都較弱。同樣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成年人的文史和計算技能都呈下降趨勢。
公眾對這些報告的反應既驚訝，又“理性”，畢竟很多不知道相對論的人照樣拿到了文憑，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所以知不知道那些知識又能怎樣呢？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斯就曾提出疑問：如果為獲取某種知識付出的努力並不能收到回報，為什麼還要費勁去學呢？
這真是一個為無知開脫的黃金時代，也是一個理性無知的黃金時代。你如果說，想知道什麼信息隨時都可以上網查，但如果你沒有觀點，沒有思想呢？總不能谷歌一個吧？互聯網帶來的危機之一，就是它很有可能會讓我們陷入“元無知”的狀態，即達克效應所表達的那樣：意識不到自己無知的狀態。
谷歌效應
理性無知者的底氣來自於哪裡？2011年，哈佛大學的丹尼爾·韋格納發起了一個實驗，給每個志願者看了四十個小短句，然後讓他們把句子輸入電腦中。一半的志願者被要求記住這些內容，而另一半則沒有被要求；一半的人瞭解自己的輸入將被儲存於電腦，而另一半人則被告知任務完成後輸入的內容會立刻被刪除。
實驗結果是，那些被要求記住這些句子的人，記得沒有比另一半人多多少，但那些知道自己的工作很快就會被清空的人，得分比另一半人高得多。由此可見，記住事實與有沒有被要求無關，而是能在網上找到的信息，大腦會自動遺忘，這就是“谷歌效應”。
谷歌效應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比如人們經常使用的記錄方式：拍照。2013年費爾菲爾德大學的琳達·亨克爾在其大學的貝拉明藝術博物館進行了一個實驗：一群學生被要求欣賞一幅指定畫作，一些人拍照，而另一些人選擇做筆記。第二天，在亨克爾詢問這群學生關於畫作的信息時，她發現拍照的學生在辨別畫作、回憶細節等方面都表現較差。
科技進步讓人們對雲端的依賴與日俱增，如同理性無知者所質疑的那樣，在一個查找信息如此便捷的時代，求知還有何價值？然而在本書當中，作者不僅要告訴我們無知現象在全球範圍內正如何蔓延，他更要通過“互聯網小組調查”的大量統計學案例證明無知是如何與貧窮和不幸掛鉤的，而哪些知識會讓我們更富有、更幸福。
2.地圖被扭曲，歷史被混淆
根據2006年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和羅珀爾公共事務及媒體公司進行的聯合調查，在年齡18~24歲的美國青年中，只有12%的人能從地圖上找到阿富汗的位置；18%的人認為亞馬遜河位於非洲；20%的人認為蘇丹在亞洲，10%的人認為在歐洲。而75%的美國人認為，英語是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但正確答案是漢語普通話，因其母語人口已經是英語人口的2.6倍。有種種數據表明，美國人的地理知識十分貧乏。
2014年，俄軍進入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美國人發起了是否需要武力干預的大辯論。有3位政治家進行了一輪全國調查，請美國人在地圖上找出烏克蘭的位置。而能夠正確找到的人，只佔參與者人數的六分之一。而後來的投票中表明，找不到烏克蘭在哪兒的人，基本上都贊同美國出面武力干預此次軍事事件。
還進行過一項調查，調查中包括16道常識題，其中有兩道跟地圖有關（比如烏克蘭的位置）。最後調查還問到了一個政策性意見題：是否同意在邊境線上造圍牆來組織非法移民？結果顯示，答對常識性題目越多的人，越不同意在邊境線上修牆的主意；而找不到烏克蘭在哪兒的美國人，更支持在邊境線上修牆。
地理知識的貧乏會影響公眾意見的走向，同理，其他知識的匱乏也會影響我們的世界觀。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上到對國家財政狀況、貧富差距程度、槍支與犯罪率的相關程度、人口比例，下到對一個漢堡的卡路里含量，一個平板電腦的內存大小等等常識性問題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說基本沒有概念。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民眾的歷史知識上。2011年，安納柏格公共政策中心調查發現，大多數人說不出美國在一戰期間的總統是誰（答案為伍德羅·威爾遜）；約40%的人不知道美國在二戰期間是跟哪些國家打仗（日本、德國和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人說不出《獨立宣言》的通過日期（1776年7月4日）；有6%的人在日曆上找不出獨立日。
自己也做過一項調查，他請參與者們分別說出一件近幾年來發生的重要事件，百年以來的重要歷史事件和千年以來的重要歷史事件。結果顯示人們出錯的方式有兩種，要麼就是回答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要麼就是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安到了不正確的時間裡。有了谷歌之後，人們不需要再記住確切日期，這似乎已經達成了共識。作者還發現，1948年是一個節點，在這之前的歷史事件幾乎被大部分人遺忘了。
3.蠢人的“五分之一法則”與失去意義的投票
2010年《赫芬頓郵報》上的一篇文章報道了一些民意調查，據說有20%的人相信太陽繞著地球轉，外星人綁架過地球人，奧巴馬是一個穆斯林等等很多人一看就會嗤之以鼻的信息。在探索無知的世界中，你用不了多久就會明白，不管多麼離譜的事情，總有五分之一的人會相信，這就是“五分之一法則”。
這個法則會影響到很多社會活動，比如看似民主和公平的投票行為。還記得上文中提到的對美國是否要武力干預烏克蘭事件的投票嗎，類似的事件在投票當中屢見不鮮。
1992年，備受尊敬的加利福尼亞法官亞伯拉罕·阿蓬特·汗在法院競選中輸給了一個幾乎不知名、還被洛杉磯律師協會評為“不合格”的挑戰者帕特里克·墨菲。後者能贏，就是因為“墨菲”這個名字比“汗”聽起來更“美國”。而這位更“美國”的法官墨菲日後因被控洗錢和長期無故缺席審判而被辭退。
洛杉磯前市長顧問帕克·斯克爾頓曾經指出，司法選舉裡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大部分選民真的是隨便選了一個人。信息匱乏的選民讓原本民主與公平的投票變成了和“投飛鏢拿主意”一樣的活動。
二、哪些知識讓你更富有、更幸福？
1.無知的人，可能過不好這一生
1988年，一個名叫威廉·巴德·波斯特的流浪漢、詐騙犯、馬戲團廚師外加卡車司機做了一件天才的事，他典當了一枚戒指，買了幾張彩票，然後中了1620萬美元。
然而好景不長，拿到第一筆獎金之後的三個月，他就因為賭博和購買私人飛機等等“大宗消費”負債50萬；一年之後他又因購買豪宅而變得身無分文，宣佈破產。他只得賣掉家產和彩票獎金的提款權，換回了256萬美元。然而這筆相當可觀的錢又被他揮霍掉，並且他還因暴力犯罪鋃鐺入獄。出獄後，波斯特終於一貧如洗，在2006年悲慘去世。
知識還重要嗎？在問這個問題之前，波斯特的案例值得我們深思。財富的確可以通過幸運得到，然而“達克式”的波斯特對預算、房地產投資、興辦實業等等知識一無所知，以至於最後落得如此田地。他自己也曾說過：“我身無分文的時候要開心得多。”財富即使可以因偶然的幸運降臨到無知的人頭上，但最終給他帶來的或許還是不幸。
通過調查發現，知識水平仍然與一個人生活的幸福程度甚至收入水平有因果關係。這裡需要普及一下統計學中的兩個主要關係：相關關係和因果關係。有些事件之間的確有相關關係，但卻沒有因果關係。比如1999~2009年，發生溺水事件的泳池數量與尼古拉斯·凱奇拍過的電影數量相關。像這樣的滑稽相關關係在統計學當中比比皆是。
製作了一套事實性知識測試題並邀請參與實驗的對象作答，並建立了統計模型。結果顯示，知識水平仍然是收入水平的重要預測因素。哪怕在年齡和受教育情況相同的情況下，知識淵博的人賺的錢仍然更多。
作者還分析了知識水平為何與收入有因果關係，原因大致有三：A.對一定程度事實性知識的廣泛瞭解導致了高收入。B.反過來，高收入使人們獲得了廣泛的知識面。C.知識水平與高收入有著相同的成因。
總之可以確定的是，在當下，知識依然有紅利，記住知識依然有用。
2. 明星高收入與“全球性無知”
對美國企業而言，音樂界的天王天后是Jay-Z和碧昂斯。Jay-Z因為推廣三星手機賺了2000萬美元，而碧昂斯則在2013年以5000萬美元的價格和百事可樂簽了一份多年期的廣告合同。當然，這些和體育明星比起來就相形見絀了。老虎伍茲在醜聞纏身、成績下滑的時候仍然能與耐克公司簽定一份1億美元的合同。包括最近幾年在Youtube等社交平臺上異軍突起的“網紅”們，他們的廣告代言費都讓著名的專家學者人群望塵莫及。
然而，這些企業的錢花得真值嗎？作者對代言費最高的明星（從媒體上得到的印象）做了一次檢驗面部識別率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4位明星被一半以上的人認了出來。
先放下名人的人臉識別率不談，公眾對基礎科學知識基本上也是一塌糊塗。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月球是衛星，認為電子比原子大，激光器是通過匯聚聲波來工作的。
無知正在呈現出一種全球化趨勢。2015年，網絡段子手傑伊·布蘭斯科姆在Facebook上貼了一張著名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拍攝《侏羅紀公園》時的劇照，照片裡的斯皮爾伯格坐在一張“死去的三角龍”旁邊。圖下有一段布蘭斯科姆的旁白：“為了消遣而捕獵的獵手，正高興地坐在自己剛捕獲的三角龍旁邊。請各位轉發，讓全世界都記住這個小人。”
這個帖子在世界範圍內被轉發了3萬多次，獲得了數千條憤怒的評論。有些人是在逗趣，但有些人居然是真的被激怒了：大導演居然獵殺了一頭三角龍？
這些人憤怒的原因其實不難猜測，不是所有人都認識“三角龍”（triceratops）這個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來這張照片是通過CGI技術合成的。這些人只是看到一頭看起來有點眼熟的奇異動物被殺了，也許這點印象還是來自於曾經看過的自然紀錄片。更誇張的是有一項調查顯示，有15%的公眾相信，早期的人類曾和恐龍一起生活過。
3. 知識有紅利：各類知識與我們人生的關係
語言能力
拼寫、書寫或發音的錯誤在日常生活中或許很常見。作者指出，拼寫正確能力或許與收入的關係不大，但發音正確與否與收入水平是高度相關的：在發音測試裡表現最好的人和表現最差的人，家庭年收入的差距達到了5.5萬美元。據作者猜測，正確發音是他人判斷當事人是否受過良好教育的一種手段——讓別人知道你受過教育，這很重要。
健康知識
在作者的一項調查中，統計模型以一個35歲、受過四年制大學教育的人為基準，如果15道題中一道也沒答對的話，他的健康評分是6.32；而如果全部答對，他的健康評分是6.96。兩者的自我健康狀況評價相差10%。所以單從統計學上來看，對麩質、碳水化合物、幽門螺桿菌等等健康類知識多瞭解一點，真的沒有壞處。
體育知識
在作者的線性迴歸模型預測中，把體育運動知識題全部答錯的人，平均家庭年收入是3.4萬美元；而那些回答完全正確的人，平均家庭年收入是8.5萬美元。如此明顯的差距可以告訴我們，體育運動知識和收入水平是正相關的。
理財知識
如果說哪一類的知識跟收入水平直接掛鉤，你一定會想到理財知識。的確如此。調查顯示，在回答包含了福利、通貨膨脹和稅收等內容的六個問題時，在特定年齡或教育水平的人群中，答對最多問題的人收入就最高，儲蓄也最多。同時，理財素養與人的幸福感也息息相關。得分最高者的自我評價幸福感比得分最低者高24%。
文科效應
文化素養，即一個人對於文學藝術等知識的瞭解程度是教育水平的良好預測因素。但文化知識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小得驚人。文化素養好的人，有可能是因為他們主修文科或藝術系，主修這些學科的人，往往收入要比同等教育水平、主修理工科的人要低。這被稱為“文科效應”。但此時金錢就不該拿來作為衡量尺度了，對於一個能夠欣賞偉大文學、藝術、電影作品的人來說，這些體驗帶來的價值不言而喻。
三、無知的世界，你如何成為贏家？
1. 社會創造“低求知障礙”的環境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達克效應裹挾的世界裡，公眾對自己的無知不知情，這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所以營銷人員、設計師、溝通者等等群體必須把這一點作為自己工作的考慮內容。這世界上有很多事物在無形之中抬高了社會的“求知門檻”：比如讓人看不懂的圖標、複雜的合同單、說明書等等，這都是可以人為避免的問題。
比如美國行業出版物《國家石油與潤滑油新聞》為了普及頻繁更換機油所帶來的好處，為車窗貼紙提供瞭如下建議範本：
“這是你的引擎在說話。請給我換機油吧，現在就換，比以後買臺新的發動機要便宜得多。你老婆也說過，別忘了今天就換機油……”
2. 個人獲取信息應當“平衡理性”
當今的新聞得益於在線調查的速度和便利性，但這不一定會帶來更見多識廣的受眾。2012年，費爾裡·狄金森大學的一輪調查顯示，福克斯新聞臺的觀眾對當前新聞事件的瞭解比沒有關注新聞的人還少。因為福克斯新聞臺的觀眾把本臺作為自己獲取信息的唯一來源，而在一些批評家眼裡，福克斯新聞臺是一家有偏見的傳播平臺，他告訴觀眾本來就相信的事情，好使之安心。這就導致了這些觀眾獲取的信息一直是單一且有限的，後來這一現象也被稱為“福克斯新聞臺效應”。
所以作者呼籲，個人獲取信息的來源不要過於單一，不要看太多新聞或其他類型的電視節目。另外，改變你的瀏覽器偏好設置，不要在不由自主中把時間交給那些只想抓人眼球的網絡運營商。
3. 公共衝突靠協商化解
在達克效應的作用下，大部分信息匱乏的選民不僅意識不到自己的無知狀況，還不愛思考，更喜歡堅守自己的觀點，這就使得公眾的智慧無法達到理想程度。在遇到公共衝突時，看似公平和民主的投票也就失去了其意義。
怎樣應對這種狀況呢？作者提出協商的方式要好過投票的方式。進行民意調查或者小組討論，把真正與事件相關的人集中起來，坐在桌子旁坦率地表達擔憂或意見。或者在民意調查之後，跟進一輪類似於市民會議的大型小組討論，並對相關事務進行突擊式培訓，這叫作“協商式民調”。以上方法都能更好地獲得參與者的有效意見。
4. “狐狸式”的廣博優於“刺蝟式”的專精
古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曾說過一句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知道一件重要的事。”
這句含義曖昧的話，給了後人無限的註解機會。1953年，牛津大學的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給了它一個很現代的解釋：刺蝟是一個專家，能把所有事情都跟重大核心概念聯繫起來；而狐狸是個多面手，對各種方法保持開放的心態，對彼此矛盾的觀點也能理性處理。
“如果有一個按鈕，按下去能讓你變成百萬富翁，但會隨機地害死一個陌生人。沒有人知道你要為此負責，你也不會被控有罪。你會不會按下這個按鈕？”
還記得我們最一開始提過的“五分之一法則”嗎？果然，有五分之一的接受調查者表示自己會按下這個按鈕。在常識性知識測驗中得分偏低的人有更大可能按下這個按鈕，而說不出“9·11”世貿中心恐怖襲擊發生在哪一年的人幾乎是最有可能按下這個按鈕的人（36%）。
今天，狐狸式的哲學正在接受“雲端”的挑戰，我們以為只要瞭解自己謀生領域的知識技能就夠了，其他的一切都在雲端，可隨時取用。但當我們對大部分事情都只“知其然”，而對其“所以然”沒什麼概念的時候，這種無知的餘孽會波及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能在意識不到的情況下，牽動別人，影響世界。
結 語
終身學習，多去獲取不同類型的知識，不僅是我們獲取財富與健康的手段，這種行為本身還塑造了我們的直覺和想象力。
已知的事實是連接不同個體、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共同參考點，是我們產生觀點甚至夢想的基礎，也讓我們變得更加睿智，更加謙遜，知道自己如何還能變得更好、更加強大。
當你覺得所有東西都可以“谷歌一下”的時候，有一樣東西你永遠都搜不到，那就是你自己應該搜索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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