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瑞冬 武漢樓盤全圖
文 | 潘瑞冬
2011年1月17日晚11時許，雪花飄落在漢水和長江交匯的繁華街面，白天交易的喧囂和擁擠，此時都歸於平靜。
武漢市最大、最老的商業中心漢正街火光滔天，攪破了這安靜的夜晚。起因不明的大火，伴隨著噼裡啪啦的響聲，從僑康副食品市場一樓燒出，如雪花般滿天紛飛。
臨近年關，正是商戶們大量進貨的時候，鋪子裡堆滿了糖果副食等要批發到全國各地的年貨。
攤面多是木板支撐，貨物包裝大都是紙箱，加之報紙和中型塑料包裝盒繁多，乾柴烈火，驟然騰起的火勢和瀰漫的濃煙，蔓延了900平方的面積。後有經營者推斷，可能是錯縱交織的電線老化而引起的火災。
起火建築為3層樓房，坐落在漢正街靠近武勝路江漢一橋引橋處。1樓為店面，經營副食品，共有100多個供出租的鋪面;2至3樓由武漢市宏康實業公司出租給個體戶經營，其中2樓為員工臨時性住所。
星星之火，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官方報道，此次大火裹挾走了14個生命。
早在2006年，武漢市相關部門就進行過3個月的專項整治，6000多個小作坊搬離漢正街。官方表態：“困擾漢正街10多年的火災隱患徹底剷除，30萬人擺脫了火災威脅。”
然而，好景不長，在隨後的2009年2月和2010年的1月，漢正街再發兩次大火。屢次整治，但“屢教不改”。商鋪亂搭亂接電線的現象比較普遍，而且有隱患更大的竊電現象，使得原本狹小的通道更添雜亂，加上老城區電線老化，火災頻發亦屬意料之內。
街頭不斷搭建的棚戶，街道中游走的小攤小販，交通要道上為數眾多的攤位，街道擁擠，人口眾多。
而漢正街地處市中心，依水而建，陸地難以擴建的情況下，只能在已經高密度的空間裡不斷疊加人口，以及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空間，一同疊加的還有不斷增加的火災隱患。
2011年這次火災後，武漢市正式提出“用三五年時間對漢正街小商品市場進行整體搬遷改造”，政府部門則積極引導漢正街批發市場整體有序地搬遷至黃陂漢口北及三環以外其他區域。
然而，搬離漢正街不是一蹴而就，前前後後斷斷續續搬了十多年，有人仍留戀往昔的車水馬龍，有人摸不清政策走向，有人希冀原地復興漢正街……
01
破繭前夜
1979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開啟了漢正街未來20年在商品流通大潮中承擔“天下第一街”的美名。
第一件事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此為分界，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可能無法想象計劃經濟時代商品流通效率之低和規定之嚴。
那時，小到一枚紐扣，大到一輛汽車，都必須嚴格按照“政府下達生產計劃——企業生產——國有商業部門收購後定價銷售”的路線圖運行，最終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
三級批發體制牢牢控制著商品流通與價格，“投機倒把”仍是高懸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第二件事是武漢政府管理者發佈了一份紅頭文件：要恢復和發展集市貿易，復興個體經濟，給個體工商戶頒發營業執照。漢正街正是武漢礄口區工商局的改革試點。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政府大院的牌匾上印刻的還是“武漢革命委員會”字樣。一年之前，光明日報剛剛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五六年之後，中國大地上依然有“姓資姓社”的爭論。
漢正街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實行了以民營經濟為主的所有制結構變革。也可謂之“敢為天下先”了。
然而，漢正街從計劃經濟的牢籠裡掙脫出來，不是簡單的一句“搞市場經濟”就能隨便成功。
雖然領到了營業執照，但漢正街商戶並沒有被賦予批發、販運的權利。雖然是改革試點，但是能賣什麼，不能賣什麼，依舊有嚴格的規定。一個值得註腳的細節也說明了當時社會環境對商品流通的束縛。
王仁昌，1965年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畢業，後在十年動亂中蒙冤入獄。1981年獲釋，向親戚借了260元錢，在漢正街擺地攤，成為當時漢正街上學歷最高的商販。
知識分子出身的小商販，一個明顯特徵就是愛較真。漢正街起初的定位就是小百貨，不許賣大商品。那時可以賣童裝，但不能賣襯衣；可以賣釦子型電池，但不能賣計算器。
摺疊傘已超出“小商品”概念，連賣都成問題，更別提要批發銷售了。但當時王仁昌一把摺疊傘，7.5元買，8.5元賣，一天能賣五六百把。
眼看斷了財路的王仁昌，專門跑到漢口青島路小百貨公司買了10把摺疊傘，拿著發票來到礄口區工商局，“在國營小百貨公司買的傘，算不算小百貨？”工商局領導一句充滿不爭論意味的回覆——“這是大小百貨交叉商品”，讓王仁昌如釋重負。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商戶們像春蠶一樣，一點一點蠶食本就模稜兩可甚至不具有實際操作可行性的政策，但這些“大小”的規定，始終像一個緊箍咒一樣，套在漢正街人的頭上。
02
再次垂青
漢正街第一次被共和國關注，是在1982年。
是年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經驗值得重視》的社論，文章指出，漢正街小商品市場見縫插針，拾遺補缺，補充了國營、集體商業的不足，使許多積壓小商品找到了出路，促進了傳統小商品生產的發展，疏通了城鄉流通渠道，滿足了城鄉人民的需要，還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有了國家媒體的搖旗吶喊，相當於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首肯。時任礄口區工商局長的任正運回憶說，兩個月後，國家工商管理部門在漢正街召開現場會，全國許多地方的工廠局負責人來到漢正街學習經驗。
“之所以選在漢正街，就是因為這裡搞得早，個體戶多，商品多，名聲在外。”任正運說。
會議開始之前，當時的礄口工商部門為了讓人氣顯得更旺些，採取了變通的方法，給一些“半邊戶”發放臨時執照。所謂半邊戶，就是男人在城裡，女人在鄉下。“不是要摸著石頭過河嗎？發臨時執照，有一個退路。如果一旦不被認可，可以再收回來。”任正運說。
在這一次現場會議上，國家工商總局解放了思想，放開了手腳，允許漢正街個體戶批量銷售國家計劃產品，允許廠店掛鉤，允許長途販運，允許價格隨行就市。
此前套在漢正街人頭上的緊箍咒就此解除。漢正街商戶突破商品流通的區域壁壘，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長途販運經營，隨後也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搞活流通的巨大價值。
王仁昌和漢正街的攤販們終於能夠甩開膀子加油幹了，“做生意更放得開了”。
在國營商業壟斷流通領域的形勢下, 漢正街市場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率先在城市恢復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在“大一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套一句官方俗語：
漢正街的一小步，是中國商業流通領域的一大步。漢正街在城市商品流通體制上的創新被提高到了與小崗模式和首鋼模式的高度。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淮評價道，漢正街模式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三大制度創新之一。他認為，小崗模式是農業經營體制的重大創新，首鋼模式是工業企業經營體制的重大創新，而漢正街模式，則是城市商品流通體制的重大創新。
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漢正街市場開放之初，幾乎也是靠著武漢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一點一滴地衝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才迎來了漢正街個體戶的春天，這一片試驗田是“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趟出來的。
03
重現繁華
1739年，清乾隆四年，漢鎮官紳商民籌集資金開溝築路，下砌暗溝排水，上鋪大石同行人車馬，形成一條上自礄口、下至集家嘴，長達數里的麻石大街。這條就是漢口鎮商業中心的正街——漢正街。
彼時沿街店鋪鱗次櫛比，市井繁華。在正街的兩側及周邊里巷，聚居著漢口鎮的大部分人口，遍佈大街小巷的酒樓、茶肆，清晨開業，夜半收市，賓客盈門，經久不衰。
曾經因江湖連接，一舟出門，萬里唯意，現在是一令出廟堂，遠在江湖的漢正街隨之被重新激活。240多年後，漢正街本身積藏的交易力量隨著制度的變革而勃勃生機，重現了當年的繁華。
1979年，漢正街103戶小商販在漢正街辦理個體工商執照，到了1983年，個體戶已經近千名，銷售額達1.2個億，1600多米的長街上成了一個馬路市場。
池莉在小說《她的城》中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漢正街有過一段描述：“漢正街是最早復甦的小商品市場，絕望而敏感的勞改釋放犯等社會閒雜人等在這裡嗅到了改革開放的氣息，甩開膀子大幹，因此這裡最是五花八門魚龍混雜，針尖大小的生意也只有買錯的沒有賣錯的。”
漢正街優越的地理位置，也讓它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當仁不讓成了小商品世界的弄潮兒。
憑藉九省通衢的交通優勢，漢正街發揮著引南接北，承東啟西的流通功能，成為中國中部地區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隨著發展升級，漢正街漸漸由街邊攤到室內專業市場，不僅輻射全國，還參與了緬甸、泰國、俄羅斯的邊貿交易，成為全國十大小商品市場之首。由此贏得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成就了“貨到漢口活”的神話。
一些外國記者遠涉重洋，親臨中國改革的最前沿。他們關注這個曾經落後的大國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進行經濟體制的變革，想刺探這個古老的東方龍啟動它經濟動力的密碼，漢正街可能是一個最好的觀察樣本。
國外的領導人和本國的高層，都明白漢正街改革之於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意義，先後蒞臨這個中部城市的一條小街。1984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助理隆伯格也來到漢正街考察。1985年，時任國家總理、副總理等都視察過漢正街。
也是在這一年，法國《生活》週刊報道：“中國漢正街一個盲人企業家鄭舉選的傳奇經歷和他的聲名遠播歐亞大陸，贏得世界矚目，他已從窄街走向了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2月18日，關於改革開放40年人物評選的現場，鄭舉選帶著墨鏡赫然在列，從這一細微處，也可以看見漢正街彼時的變革對於中國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到1992年底，漢正街市場全年銷售額達12億元，其中國有、集體企業5.5億元，個體工商戶6.5億元；上繳個體工商稅2 500萬元，個體工商管理費800萬元。
04
顯露疲態
在1982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漢正街譽為“中國小商品市場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時，浙江中部的貧困縣義烏，第一批小商品剛剛擺上露天市場攤點。
讓漢正街始料不及的是，不用10年，浙江義烏最大的市場群——中國小商品城悄然取代了漢正街，成為全國集貿市場銷售冠軍，從1991年，一直持續到現在。
2000年，據中國市場學會調查，漢正街市場在全國小商品市場排名己降至第八位。漢正街和義烏在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上的已經形成鮮明對比。此時的漢正街，不再意氣風發，顯露出了被時代拋棄的疲態。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素有“九省通衢”的武漢，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性在當時對於漢正街小商品市場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優勢。而隨著國家交通設施的不斷投入，本來的地理優勢不再凸顯。
漢正街本身依水而建，同時又處於城市中心，這對於靠水運的時代，無疑是貨物流通的最佳的地點。然而，隨著陸路交通設施的完善和便捷，這樣的地理位置對於一個批發市場的發展無疑是扼住咽喉的致命因素——不能向外擴張增加面積，只能在有限的經營面積上見縫插針增加攤位。
窄窄的小巷，因被兩邊商戶充分利用掛滿琳琅滿目的商品顯得更加狹小，巷子裡店鋪比鄰，人潮洶湧，兩旁居民樓住戶晾曬的衣服隨風飄搖。“10元一包”叫賣襪子的喇叭聲，小姑娘與店主的砍價聲，拉著滿滿貨物的拉貨郎喊“讓路”的吆喝聲。
“繁忙”的背後是前店後廠、電線密佈、商居混雜、交通擁堵、業態落後、雜亂不堪的現狀。即使到了2017年，漢正街商居混雜的局面仍無法得到全部改觀。“沒有倉庫，貨只能就近存在居民家中。”
與之相對照的是，義烏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經歷了5代，從馬路市場到室內市場，從安全、暢通的“商場式”再到外有花園、內有完善服務的星級式博覽中心。
長期關注漢正街的研究專家朱延福表示，曾經的區位、交通優勢反而成為做大後的漢正街進一步發展的制約。一方面，漢正街區域內商鋪、倉儲、加工、住宅高密度混雜，已超出城市中心的容納極限，不僅帶來消防、交通、治安、環境等突出問題，更成為漢正街做大做強的桎梏和枷鎖。
因為地域狹窄，物流設施建設不足，街道、街巷都設有物流小站，導致本就擁堵不堪的漢正街更加擁堵；還有相當一部分物流場站是客貨混裝，安全隱患大，流通秩序混亂。上述問題反過來增加了漢正街商戶們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往年號稱‘全國最便宜’，如今已經是‘全國最貴’了。
現在回頭看來，漢正街的背影更多像一個身先士卒的勇士。
正是漢正街衝鋒在先的示範作用，各地的全國性批發市場陸續建立；但也正是在漢正街疲態漸漸顯露的時候，各地批發市場對武漢形成包圍之勢，北有石家莊，南有廣州，東有杭州和義烏，西有成都，武漢漢正街逐漸降級為一個區域性市場。
窺一斑可見全貌。漢正街最具標誌性的“扁擔”由巔峰期的2萬名，下降到不足500名。形成對照的是，隨著成都市場的蓬勃發展，此時的棒棒大軍開始形成，成逐年增長之勢。
漢正街被淹沒在眾多批發市場之中。
05
水貨“擋道”
除此之外，更為關鍵的是，漢正街此時已經成了“廉價、低檔、水貨”的代名詞。彷彿漢正街裡出來的商品全是假冒偽劣商品。漢正街也一度得到了“水貨大市場”的稱號。即使到了2015年，武漢的新市民腦海裡對漢正街依舊是冒牌貨的聚集地。
這一印象的形成，來源於礄口區對漢正街自身的定位。
城市改革全面展開後，經濟發展迅速，城鄉差距也逐漸拉大，城市開始成為社會消費潮流的領導者。而漢正街卻在1997年正式提出“漢正街市場姓農”的定位，表面看似原地踏步，但用偉人前瞻性的話講，無疑是
開歷史倒車。
有研究者指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時城市商品供大於求的情況非常普遍，競爭十分激烈；而農村消費才剛開始啟動，需求尚未飽和，定位農村似乎有更大的市場潛力。
然而，事實是，面向農村市場，意味著失去成熟挑剔的武漢顧客，連鎖反應導致動力機制作用減弱。武漢市的消費者相對其他地區更顯得內行和挑剔，這本應成為漢正街藉此提升小商品的品質和質量，以消費者為導向倒逼自身產業升級的最佳契機。
這種定位也被漢正街的經營者曲解，“面向農村”被理解為賣“水貨”、“價廉物美”被理解為“假冒偽劣”，於是“漢正街貨很便宜，但水貨多”在人們腦海裡逐漸形成定勢。乘虛而入的假冒偽劣產品不僅嚴重影響了漢正街的聲譽，更給當地帶來“誠信”危機。
然而，可能直到今年，拼多多才讓我們體會到，農村市場的消費者不挑剔，鄉鎮青年需要的是實惠，不在乎品質的好壞，只要“覺得值了就行”。這都讓漢正街小商品的品質“隨波逐流”，每況愈下。
所有的技術和產品，會有一個由一線城市往二線城市，二線往三線再往農村過渡的情況。轉入新千年，互聯網的大潮讓針對城市客戶的義烏商品市場勃勃生機，然而，面向最後接觸互聯網的農村消費者，漢正街的定位也讓它錯失了10年的互聯網紅利期。
一起失去的還有漢正街“天下第一街”的美名。
低效的“繁榮”掩蓋著漢正街已經疲憊的真相；針對農村市場的定位，讓漢正街真正的脫離了時代。另一位偉人說，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06
被迫北遷
外部批發市場的崛起，或是時代關鍵詞的轉化，亦或是有偶然性的火災，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漢正街的一路向北，都不是主動而為，更像是一場被迫地不情願的出走。
2011年的大火之後，武漢市提出對漢正街市場整體實施搬遷改造，漢正街才痛下決心，往北15公里，遷至漢口北。首先搬遷的就是被大火選中的僑康綜合商場，裡面的上百家副食批發商戶集體搬遷至漢口北四季美副食批發市場。
事實上，僑康副食品市場早在2011年3月就已經被劃為拆遷區域，除此之外，還包括長江食品市場、橋興糖酒市場、華鎰副食品市場、武漢副食品市場、升記副食品市場以及日用品鞋市和部分服裝市場共14個市場6大片區。
作為承接方，黃陂區政府早在2008就拉開了開漢口北的規劃序幕。這一年，包括卓爾集團等在內的10個大市場被招商引資而來，在長著荒草的黃土地上拔地而起。
“有天河機場，有亞洲最大火車編組站，有陽邏深水港，這樣的地方天生就適合做商貿物流。”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導葉青卓為卓爾集團的閻志指明瞭方向。
閻志也認準中心城區傳統批發市場轉移大趨勢，瞄準中國第四代批發市場的定位，押上全部身家，打造升級版“新漢正街”。
隨著政府的整體搬遷口號，湖北首富深閻志耕多年的漢口北開始迎接漢正街的老商戶，許多原來的漢正街商戶在漢口北購置了門面，同時，還有不少商戶在漢口北購買了住房。
然而，搬遷總是陸陸續續藕斷絲連。
從 2011 年購置門面至今，許多商戶們仍然把重心放在漢正街。據漢正街服裝批發商會統計，漢正街租金最貴生意最好的”漢派服裝一條街”新街，其中有 600 多家商戶中，在漢口北有門面，同時又在漢正街經營的，佔到了 80%。
在新漢正街與老漢正街之間奔波的商戶不在少數。主要原因是漢口北還未成氣候，漢正街還能賺得到錢。因此，漢正街的批發大戶——服裝商戶依舊堅守。
2014年，中山大道封閉施工後，漢正街服裝生意大幅下滑。漢正街交通主動脈“停擺”，批發物流網絡“癱瘓”，批發業務陷入停滯。此時便有500多戶服裝商謀劃一起搬離漢正街。
轉折點出現在2016年，租金的高漲讓商戶的經營開始虧錢，2016年上半年，租金最高生意最好的新街也關停了20多家店，從 " 搶鋪子 " 到 " 關店子 "，也就是去年一年來發生的轉變。
2017年3月6日，武漢市城建委公佈城建計劃，漢正街隧道年內開工。這條沿漢江、長江佈設的隧道線進入施工，意味著穿越漢正街核心區的交通主動脈——沿河大道將進入長達兩年以上的封閉施工。漢正街批發物流功能將中斷。
政策往往起決定性作用。自2011年以來，通過搬遷改造，老鼠街、十三行等40多家傳統市場徹底消失，上萬名商戶全部遷至漢口北，依附於這些市場的部分工廠也大量外遷，曾經雜亂的漢正街也隨著武漢市政府的規劃消失在歷史的榮光裡。
尾聲
按規劃，今後漢正街將大力發展金融和高端商務。官方文件顯示：未來，以漢正街為核心，從龍王廟至古田橋的漢江兩岸將建起10個特色景區，昔日的低矮棚戶區，將變身為更加現代的“漢江十景”，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高的跨江摩天輪“漢江之眼”……
漢正街向北15公里外的漢口北，是原漢正街的幾十倍。在電商大樓廣場的牌坊上，“新漢正街”四個大字如新星閃耀，這裡3.2萬家商戶，其中6成是從漢正街搬過來的。
在2017年6月份，300多戶漢派女裝一同遷入漢口北。作為東道主，卓爾金服提供了額度500萬-1000萬元不等的經營貸款授信，以解決他們的流動資金不足問題。
漢口北作為武漢未來“新漢正街”發展的商貿物流中心，其本身具有區位、資源、政策、業態等多重優勢，將全面承接漢正街批發功能。
閻志有更為宏大的願景，“要通過承接搬遷，幫助商戶轉型升級，帶動漢口北的全面繁榮，改寫武漢商業版圖，改變中國批發業態，努力將漢口北打造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商貿綜合體”。
把看漢正街的角度放寬一些，把武漢的歷史再拉長一些來看，漢正街是漢口之根，黃陂的盤龍城被稱為武漢之根，距今3800年的盤龍城文化，被專家學者論證為“華夏文化南方之源”。
武漢大學歷史教授馮天瑜寫到，“盤龍城故址一帶，歷史上扼守青銅轉運之要衝。漢口北今天處於高鐵、空港、港口和高速路之節點，故壘與新城，於此完成歷史空間的轉換，武漢商業也在這裡完成了一次蛻變與飛躍。”
從盤龍城到漢口市，從漢正街再到漢口北，並非人為的巧合，而是歷史演進與市場發展的結果。改革大潮滾滾向前，走過整改陣痛期的漢正街，正逐漸在漢口北落地，也許會有一天，人們會像記住漢正街一樣記住漢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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