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大清國的改革開放邁出了驚人的一步：新成立巡警部；同時，在首都開設紅燈區，按月抽收妓捐。自此，權力與情色得以在大清國公開牽手。
選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6月下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帝國紅燈區：清朝的權力與色情1905年，大清國的改革開放邁出了驚人的一步：新成立巡警部；同時，在首都開設紅燈區，按月抽收妓捐。自此，權力與情色得以在大清國公開牽手。其實，政府對於性產業的寬容、甚至扶持，在國史上不絕於書，頗有中國特色。管仲通過創設國營妓院，發展特色旅遊項目，拉昇稅收。這位改革者也因此被後世妓院奉為行業始祖。到唐宋元明，繁榮“娼”盛，性產業與主流文化水乳交融，文人騷客尋花問柳，不以為恥，反以為雅。文學藝術乃至思想，成為性產業的前戲，這大大提升了這個產業的升級換代。不過，宋代開始對領導幹部參與性娛樂設置門檻。以程朱理學為思想武器，官方開始要求領導幹部要做道德的模範——確切地說，至少要做“裝”道德的模範，嫖娼狎妓因此成為官員的禁區。其實，所謂的禁令，無非是提高了領導幹部的參與難度而已，不過倒也因此倒逼著性產業在高端服務方面更上了一個臺階。元、明兩朝，延續了宋代對官員嫖娼狎妓的禁令。明代官場禁娼，雷聲大得嚇人。宣德年間，甚至還將禁令從床上延伸到餐桌上，禁止公職人員到妓樓飲酒作樂。但是，轟隆隆的雷聲過後，還是一紙空文。相比之下，更有執行能力的清帝國，依靠強大的專政機器，一度在禁娼方面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效。以至於在全方位的打擊下，法律給性產業所能提供的縫隙，也就只有兩條：一是傳統的私娼，二是新興的“像姑”。所謂“像姑”，就是與女人相似，指代那些提供同性戀服務的男色。強大的公權力，最終還是壓抑不住更為強大的性衝動。到了道光年間，性產業終於又開始蓬勃興起，廣州的沙面儼然成為水上紅燈區。《清稗類鈔》一書，在“娼妓類”中，用5萬多字的篇幅，描繪北京、天津、開封、鄭州、奉天、蘭州、蘇州、揚州、清江、上海、江寧、杭州等24個地方的性產業概況，及各種軼事趣聞，相當詳盡。同治年間，官方更是刪除了“京師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照例治罪”的條文，變相地宣佈性產業的合法化。帝國“娼”盛，甚至還體現在洋妓流行。最初，這些進口的性工作者，僅在租界內服務於老外，不過很快就成為中國人追捧的新鮮玩意。1905年的改革，推動了帝國性產業的“雙規”發展——更為規範化、更為規模化。政府一方面要保護和管理“公娼”“官妓”，另一方面則是打擊私娼。無論是保護還是打擊，都與捍衛道德無關。為了財政稅收，當時的民政部甚至有專門部門，監督妓院納稅情況。中央制定的《管理娼妓規則》，為各地開設紅燈區提供了法律依據。如，對妓院實行總量控制，北京的妓院總數限定為373家，可增人，得加院。無疑，如此飢餓營銷，“執照”價格不菲。妓院被劃分為“清吟小班”“茶室”“下處”和“小下處”四等，稅率不等。又如，規範妓院的運營：“不準倚立門前為惹人之舉動”；“不準接待著學校衣服之學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定期體檢等。再如，對性工作者實行一定的保護：“年未滿十六歲或已滿十六歲而身體未發達者不得為娼妓”；“有親族人等不願其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為娼妓”；“懷孕已至五個月者不準留客住宿”等等。
1905年的開放之後，性產業得以蓬勃發展。有好事者估算各城市的妓女密度，北京大約208人有一妓，漢口150人有一妓，上海147人有一妓，廣州837人有一妓，哈爾濱82人有一妓，牛莊113人有一妓。性產業儼然成為新時代的朝陽產業。一些媒體甚至開始公開扮演皮條客的角色。廣東出版的《天趣報》，從1907年開始進行妓女選秀活動，其發佈的“花榜”，對廣東性產業的價格走向有著巨大的影響，甚至還刊發高級性工作者的照片，進行全方位的營銷。性產業的開放，導致了淫靡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有官員在生日宴會上邀請藝人大跳裸體舞。
傳統社會日漸失序，這不僅是轉型期的標誌，也是官方掌控能力不斷衰弱的標誌。紙糊的牌坊，終於連遮羞的功能也徹底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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