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開宗明義：在綜合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發現了一個“悖論”。
即，“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封建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專制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因此，托克維爾嘲笑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為仇恨大於自由，法國大革命最終血流成河，拿破崙當上了皇帝。
反抗與仇恨都不等於自由，自由是一種普遍權利，真正的革命不是為了奴役別人，更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建立起一種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讓所有人能夠在這種秩序中平等的生活。
從政治上說，它關係到對強權的約束。一個人被另一個人奴役，不是因為這個人強而另一個人弱，而是因為奉行強力邏輯，弱者不得不屈從於強者。
同理，只要這種強力邏輯不被打破，當有朝一日強者轉弱，弱者轉強，恃強凌弱的悲劇仍會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發生了轉變，但是暴力的結構並沒有改變。
反觀中國歷史，我們也經歷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劇終”的所謂革命。
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自由，而只是為了反抗本身，就意味著革命不但沒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沒有建立起新的價值。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哭”。
02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狄更斯關於大革命時期法國的評價似乎同樣適於今天的中國。
一位法國學者亦評價說：今天的中國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東歐，也像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
熊培雲說：中國是“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紀代替流血之世紀，也是今日絕大多數中國人之所想。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分析說：“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所以，路易十六的不幸就在於，雖然他當年已經著手改革，但他改革的決心與未來的格局卻沒有跟上巴黎那些腳戴鐐銬的“半自由人”衝向巴士底獄的速度。
法國大革命推翻了舊制度，自然被視為歷史的進步。然而“革命的馬車”最終失控，衝進了人群。理性的冒險變成了現實的災難。此後若干年裡，法國更是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不定。
據說，有許多外國人現在也迷上了中國的麻將。原因也是可以推倒重來。
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後，遠在英國的思想家愛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峽對岸暴躁的法國人，正在讓法國變成“文明的廢墟”。
值得慶幸的是，法國沒有走上“不斷革命”的不歸路。十九世紀，在思想文化領域，從托克維爾到孔德，從雨果到左拉，法國的思想家、文學家、社會學家為法國社會理性和心靈的重建源源不斷地輸送養料，使“自由、平等、博愛”的核心價值觀以及人道主義、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後得以接續。
正是國家與社會的多線並進，使在革命浪潮裡風雨飄搖的法國絕處逢生，“大革命駛入了港灣”。
顯然，雨果並不反對革命，也不反對共和國的建立，他反對的是你死我活背後的“換湯不換藥。”
他在《九三年》裡寫道：一個險些殺了戈萬的保皇派在被捕後求死，而戈萬的態度卻是，“你要活著。你想以國王的名義殺死我，我以共和國的名義寬恕你”。
革命是為了“告別革命”。讓一切回到人的命運本身，這才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國大革命。為自由而戰，而不是為革命而戰，“在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的人道主義”。
03
回顧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改朝換代，或曰“運動”，或曰“起義”，或曰“暴動”，為什麼無一堪稱革命？就因為這些暴力群體推崇的都是你死我活的強權哲學，愛的都是水滸式的反抗而非雨果式的自由。
法國大革命之後一百年，遠在東方的清帝也退位了。或可算是一次“光榮革命”，只是隨後的歷史又完全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猛烈開進。
如魯迅詩云：“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直至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也正如熊培雲所說，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流汗的世紀”。……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托克維爾繼續他的“悖論說”：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數十年那樣發展迅速。”
路易十六在位時是舊制度最繁榮的時代，何以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人民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在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的判斷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王法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流弊被消除，使得人們更容易覺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確已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此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必須承認，就我們這個國家而言，在經過了漫長的、流血的、革命的近百年之後，中國“告別革命”的任務實際上並沒有完成，這是這代人，或下一代人最需要面對的現實。
法國最終告別革命，就經歷了漫長的一個多世紀，是一個多線並行的進程。今天的中國，若要真正告別革命，亦需要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進行長遠的、徹底的革新與發展。
尤其是文化和教育。這個責任亦在當代，或下一代知識分子的肩上。索爾仁尼琴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於有了另外一個政府。”
因為看到“多數人暴政”的危害，穆勒也堅定地認為，全世界讓一個人沉默並不比一個人讓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當性。
04
從一個獨立作家的角度來說，自由的思想（言論）無論是對於國家還是社會，我認為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時至今日，在一個既沒有真正完成又沒有真正告別革命，一個強權還在指揮頭腦的時代下，好在，筆者至少還能夠堅持不違心的做一些事情。
然而，這必然是一個勢利的時代，沒有理想，也沒有了信仰，從國家到社會，“強力思維”無處不在。比如，“認真你就輸了！”這簡直是犬儒世界的墓誌銘，而我偏偏是個認真的人。
亦如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最後總結的那樣：“......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的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鍵盤俠”橫行的當代中國，順我者友，逆我者敵；順我者“愛國”，逆我者“漢奸”。在經過上世紀漫長的“革命訓練”之後，我們連平等對話都還沒有學會。
固然，每個人道德觀未必相同，但總該有共通之處，然而，在許多公共討論中，道德也被汙名化。
堅守底線的人被嘲笑，劣幣驅逐良幣，理性剋制被反認為是“搶佔道德高地”。事實上，這個年代最流行的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窪地”，然後一起“審判崇高”。
不過，即使是身處地獄般的逆境之中，人還有最後一種自由，即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仍如雨果所言：人的兩隻耳朵，一隻聽到上帝的聲音，一隻聽到魔鬼的聲音。天使也不能拯救魔鬼。
05
《新京報》當年有一句廣告詞：責任感不僅能使我們出類拔萃，責任感同樣會給我們自由。所謂美好社會的終極密碼，無外乎人人皆能為自由擔起責任。
假如沒有這樣的爭取自由的責任感，諸如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也就無從談起了。因為，當權者不負責任，權力就會導致腐敗；民眾不負責任，社會就會走向冷漠。沒有了責任，也就沒有了權利。
荷馬說：“當一個人成為奴隸時，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對此，阿諾德補充說：“當他想擺脫這種奴隸狀態時，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人在被壓迫時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時，又變得飛揚跋扈，傷及同類？
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就在於“假自由氾濫、真責任缺失”（熊培雲語）。在政府方面，表現為權力大而責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權，為所欲為；在社會方面，則表現為各種道德與底線的喪失。
故歷代仁志之士，舉社會變革首當改造自身。從改造自身開始以促社會進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見鞭撻社會而不見自身行動者，則為一憤青耳。今日之社會危機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階層之缺失也。
身處大轉型時期，對獨立與自由的渴求，對公平與正義的爭取，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每一個人主動的、日常的、持久的參與社會變革。
中國人無疑是世界上最能隱忍的民族，不幸的是，這種隱忍通常都用錯了方向。人們有耐心忍受苦難，卻沒有相同的耐心去結束苦難。
06
“自修自持莫道此間非彼岸，即心即佛須知東土是西天”。
對於此聯，熊培雲先生的翻譯是：我將用心於此生此地，這是我的人生，我必讓它圓滿；這是我的土地，我必讓它自由。
我深表贊同。我也一直提倡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學與人生態度。同時，我也“閒看庭前花開花落”。
今日之中國，（網絡）暴力與狹隘的泛民族主義觀念仍然盛行。這裡不僅缺少底線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說的“思想上的英雄主義”；這裡不僅缺少中產階級，也缺少中間意見階層。
所以，我越來越少回覆評論。還請諸位讀者見諒。這可能也是作為一個獨立思想者的痛苦所在，也是價值所在吧？！
我只希望自己的目光始終明亮，筆頭依然不鈍，為這個轉型中的國家與社會播撒下一些自由和理想的種子。雖然人微言輕，但一顆赤誠之心，從未改變。
張鋒編撰 庚子春寫於望城翠彧軒
注：本文部分內容取材於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相關章節與熊培雲《我想和這個世界平起平坐》一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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