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刘启因病（何种疾病不详）在未央宫去世，享年只有48岁。皇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做上了大汉的皇帝。
刘启同志的遗体被安葬在阳陵。
在记述景帝这段历史时，我更感觉自己像是在作一份死亡记录。邓通死了，申屠嘉死了，晁错死了、刘濞死了，袁盎死了，刘荣死了，刘武死了，周亚夫死了，最后，刘启也死了。他们中有的死得其所，有的则轻飘飘。从这些人的死亡中，会让人感觉到刘启同志品性中的阴冷。特别是对周亚夫的打击，大有卸磨杀驴的嫌疑。
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君主的大部分意义不在于他是否玩阴耍诈、对身边的人凶狠冷酷，不在于GDP多么的玄而又玄，也不在于王侯滚滚大道奔驰七香车，而在于他能否使人民的生活平安祥和，不让他的人民在温饱线上起起落落。其实，刘启同志也一直有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关注着民生问题，刘启知道他担负的是什么样的重任。
在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启同志曾先后两次下达诏书，要求全国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丢掉奢侈浪费的陋习。说明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如何以身作则之后，刘启同志又对严肃地警告各级官吏，要谨守职业道德，克己奉公，不要胡思乱想胡作非为，否则国法不容！
诏书中的“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和“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等内容，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透露出刘启货币法则概念的淡薄，却能反映出刘启最朴素的愿望：让他的百姓吃饱穿暖。这种思想很普通，但放在任何时候，都很具有教育 意义。为皇帝者，为官者，真正怀有这种思想能有几人呢？他们整天想的不是子孙后代袭承官爵、就是不尽财源黄金万两，还有暗夜中的美女如云。把为人主、为公仆的责任丢得一干二净，不惜去以身试法，留骂名于当世，遗臭秽于万年。
景帝刘启上岗后，可以说把休养生息、又推向了新的高度，与民为善，为民藏富。赋税减少了一半，但国家却没有受到损失，这是因为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农业生产的热情，都城长安的粮仓里，今天的粮食盖上了去年的，明年的又会覆盖上了今年的，一层一层一直流到了仓库外面，直到发霉变质，还是吃不尽用不完。
早在建国初期，丞相只能坐牛车，马匹奇缺，到了景帝时代，街头巷尾的牛马随处可见，田野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谁家要是有红白喜事，你要是骑匹骒马去参与，都会感到自卑，人家不但会鄙视你，还可能不允许你入席就坐。
刘启不只是个守业的君主，他统治时期，在推迟的前提下统一了服徭役的年龄；对父亲刘恒刑罚改革的失误进行了纠正，减轻了对犯人肉体的摧残。高祖刘邦曾规定，经过商的，不允许做官，不但商人本人不允许，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不准混入政府。在公元前149年，刘启同志废止了这项制度，解除了禁锢，把商人纳入了公务员的预备队。这项工作的贯彻，让人看到了刘启同志的开明。
“文景之治”是几千年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一段难得幸福美好时光，也是晦暗的中国历史上风云中一抹稀有的亮丽。她时常让苦难的国人去遐想、神往。
“文景之治”也并非只是刘恒、刘启父子两人缔造的，她是从刘邦那一代人就开始为之奋斗的成绩，萧何、曹参等开国宰相都有巨大的付出。当然，也不能因为吕太后身负数条命案，就抹去她于国于民的功绩。吕后和惠帝刘盈也为奠定“文景之治”的基础出了很大的力，起到了很好的传承作用。更要感谢伟大的思想家老子李耳，是他的光辉思想把光芒投射到了大汉。
然而，与繁荣昌盛相伴而来的，就是官吏们奢侈与腐败，城里乡间，官吏恶棍作威作福，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极速滑坡。
历史总在重复着这样的轮回：一个朝代兴起、强壮、腐烂、最后坏死，然后是新的崛起、昌盛、腐烂、再坏死。在所有的循环里，上层社会很无耻，人民群众很遭罪。
历史绝对是面镜子，但却难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因为，勾勒涂抹历史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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