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崩殂，“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二月，契丹派其武定节度使杨袞率一万铁骑驰援太原。北汉帝刘旻则亲率大军三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晖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与契丹自团柏南趣潞州”。
汉辽联军来势汹汹，后周潞州守军应对不力，几乎全部阵亡，主将昭义节度使李筠则逃至上党，婴城待援。北汉这一次进犯，就是要趁着后周皇权交接之际，“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
后周新君柴荣赌上国运，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与北汉军大战于高平。这一场打仗，后周取得全胜，北汉军“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初夜，官兵至高平，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
柴荣
刘旻只身逃回太原，“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后周大军追击至晋阳城下，准备一举而灭 北汉。但是，在“契丹数千骑屯忻、代之间，为北汉之援”，后周军在忻口之战中惨败于汉辽联军，河东政权得以继续存续。
大战过后，北汉“力己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刘旻本人也忧愤成疾，一病不起。乾祐七年（954年）十一月，刘旻病逝，“少颇好学，工书”的次子刘承钧即位。
与其父一意进取中原的雄心不同，刘承钧对于北汉局促于河东，国力弱小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故而采取收缩政策，休养生息，“勤于为政，爱民礼士，境内粗安”。要想偏安河东，刘承钧深知必须继续依靠辽国，故而他“每上表于契月一主称男；契丹主赐之诏，谓之儿皇帝”。
刘旻之所以一直沿用后汉隐帝的乾祐年号，“不改元，不立宗庙”，用意在于以后汉皇统自居，以恢复中原为志。但是，刘承钧在嗣位三年后，于乾祐十年（957年）改元为天会元年，并“立七庙于显圣宫”，明显是要长期割据河东而无意再图中原。
刘承钧在位期间，与后周没有大规模战争，仅偶尔派军随辽军与周军作战，且规模很小。虽然刘承钧曾试图“潜结江南、西川为外援”对后周形成牵制，南唐、后蜀也有意结盟，但三方终究难以形成合力。在周世宗北伐幽燕，收复关南之地后，“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扰周边”，足见北汉对于契丹而言，仍有扞蔽后周北进的作用。
刘承钧
赵宋取代后周之后，继续着后周的一统大业，但是略有调整，决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而对于局促于河东的北汉，则因其“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故而暂时搁置，俟南方平定之后，再行攻取。
在北宋取代后周不久，镇守潞州八年的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李筠叛降北汉，遣其将刘继冲、判官孙孚奉表向太原称臣，并迅速出兵攻破泽州。北汉刘承钧在李筠输诚之后，准备“谋于契丹”，但是刘继冲却向北汉转发李筠不愿契丹介入的意思。
于是，刘承钧亲率大军“出团柏谷”。北汉军与李筠的军队在太平驿会合，李筠被刘承钧册封为陇西郡王。双方的联手非常尴尬，李筠投河东的一个理由是“受周氏恩，不忍背德”，不愿屈服于篡周的赵宋；而刘承钧的北汉则“与周世仇也”。
当得知李筠反叛后，赵匡胤命宋军分两路攻击。一路由石守信和高怀德领兵北上攻击泽潞两州，另一路由慕容延钊等率东路军出击。石守信军与李筠及北汉援军范守图等战于泽州南，结果李筠被打得溃败，逃回泽州闭门固守。最终，赵匡胤亲征泽州，李筠兵败自焚而亡。
后周和北汉
此次进取失败之后，北汉更是收缩于河东，而刘承钧治理政策则更趋于文治，任用儒臣郭无为为相，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北宋的“先南后北”战略，也决定了暂时不会对北汉动武，故而双方相安无事。
天会十二年（968年），刘承钧病逝，谥号孝和皇帝，庙号睿宗，其外甥同时也是养子的刘继恩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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