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軍隊深入亞洲腹地、遠征數千公里，導致古波斯帝國的滅亡。這種戰爭形式的歷史交往，使包括中亞在內的整個古代世界文化和藝術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化交往被歷史學家恰如其分地稱為“希臘化”時期。
亞歷山大遠征的結果之一，是在巴克特里亞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以希臘人為統治者的國家——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中國古籍中稱之為大夏國。這個王國在公元前3世紀中期從亞歷山大的後繼者塞琉古帝國中分離出來，之後又向印度北方擴張，歷經三四代統治者，於公元前2世紀下半期，在薩迦遊牧部落入侵者打擊下滅亡。
希臘文化的巨大輻射力在公元前4世紀末至公元前1世紀表現得特別強烈。亞歷山大力圖用軍事、政治的力量積極推動當地居民的文化同化過程。他所採取的第一步是武力征服巴克特里，鎮壓反抗力量。第二步是籠絡當地貴族力量，鼓勵異族之間通婚。他本人在公元前328年通過半希臘半波斯式的儀式，同巴克特里亞波斯貴族的女兒羅克珊結婚。在他的倡導下，他的許多近臣和軍人都競相仿效。第三步是經商和移民，接著便是建立新的城市。
亞歷山大不遺餘力地貫徹了他的“世界帝國”的思想，即把所有臣民統一成一個民族的思想。於是在亞歷山大的軍隊後面，接踵而來出現了兩種文化交往的新現象：一種是尾隨軍隊而來的希臘和腓尼基人組成的商隊，其中許多人遷移來後就定居下來，並同當地人通婚；另一種是一座座新興城市在商道上拔地而起。這兩種文化交往的新現象，適應貿易交往和已經發展的商品流通的趨勢，為東西方文化交往增添了新的動力。繼亞歷山大之後，塞琉古仍遵循“世界帝國”的思想，甚至比亞歷山大更熱衷於推行希臘化政策，他同粟特起義軍領袖的女兒阿帕瑪結婚，所生的兒子就是塞琉古王位的繼承者安提俄克一世。他們二人建立了為數眾多的商城，相傳塞琉古建城75座。在曆法紀年上，包括阿富汗在內的亞洲國家都用塞琉古國家建國的公元前312年為紀元元年。直到公元8世紀，從巴克特里亞來中國的景教徒仍沿用該曆法，在《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用古敘利亞文寫著“時在希臘紀元1092年”字樣。此碑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推到公元前312年，正好是希臘紀元1092年。
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錢幣，是古代世界傑出的藝術品，二三百年來一直激動著研究者的心。這種錢幣的正面通常是希臘統治者的右側面頭像，背面是保護神的形象和希臘銘文。錢幣藝術是根植於亞歷山大和塞琉古時代的希臘藝術，而且巴克特里亞的鑄幣作坊的工匠們確實有良好的希臘藝術修養。但在文化交往中，巴克特里亞的錢幣藝術吸取了當地的明顯不同於希臘的形式和外觀，建立了一條氣勢龐大的錢幣肖像畫廊，其寫實主義的水平絲毫不遜色於希臘藝術。例如，在公元前3世紀末至公元前2世紀初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第三代君主葉弗基捷姆時期的錢幣，工匠們在刻畫這位國王的個人特徵上，表現了相當高的肖像藝術水平。前期的錢幣上，他被表現得年輕英俊；後期的錢幣上，他被刻畫得老態龍鍾。
希臘巴克特里王國的錢幣藝術在涵化過程中走著自己獨立的發展道路。錢幣上的希臘銘文是當時希臘語普及的表現。然而可以斷定，巴克特里亞工匠們在刻這些銘文時，使用了兩種文字——阿契美尼德帝國時期的阿拉米文和亞歷山大及其後繼者的希臘文。在服飾上也可以看出這些特色。如國王德米特里錢幣上的頭盔是亞歷山大式的希臘頭像造型，而安基馬赫國王錢幣上卻是“貝雷帽”式的無簷圓帽，這種頭飾同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本身生活有關。尤其是這兩個國王的錢幣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衣服圖案，還給傳統的希臘形象赫拉克勒斯加上了太陽神密拉特的光輪。這隻能用地方特性的非希臘化來解釋，這些細節上的變化，是在涵化過程中的希臘傳統、巴克特里亞地方特色和印度文化影響三者同在的共生現象。聯想到新興建的希臘化商城中希臘神廟同當地神廟共存的共生現象，可以認為這種現象在文化交往中帶有普遍性。因此這種錢幣藝術雖然是希臘趣味和成份佔優勢，但純粹的希臘文化在阿富汗是不存在的。
阿富汗北部阿伊哈努姆古城遺址上的大型希臘巴克特里亞建築綜合體的發現，為研究希臘巴克特里亞藝術提供了廣闊的領域。無論它是不是人們幾十年來所尋覓的“大夏王城”，但它以規模宏大的希臘化城市遺址展現出阿富汗與東西方文化的交往，大大豐富了以前錢幣學所提供的文物遺存。發掘證明，該城的創建者基涅阿斯墓址上的希臘語銘文，充分表明了這個古城遺址的希臘特色。銘文的作者為克列阿爾喬斯，他奉基涅阿斯之命，在石碑上刻下了德爾福格言的部分內容。這個格言規定了巴克特里亞希臘移民所推崇的人生各時期所應具有的品質。筆者參照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1992年5月20日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所作《阿富汗大夏遺址研究》報告及有關英文資料，將其譯述如下：“少年時期學會規矩禮貌(自律)；青年時期，學會控制自己的感情(自制)；中年時期，學會主持正義(自立)；老年時期，學會助人和諮詢；最後安然逝去，死而無憾。”這種根據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時期人們的生理和道德要求而概括出來的修養規範，同儒家的“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表現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心態，但在文化層次上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希臘巴克特里亞文化是西方希臘文化和東方波斯、印度和阿富汗文化融合的產物。阿伊哈努姆遺址的特點說明了這一事實。它一方面有希臘神話中大力神海格里斯和商神赫爾墨斯的銅像，以及用116根廊柱建築的科林斯式柱頭的行政官邸；另一方面和這些柱頭一起裝飾石柱的，是典型的阿契美尼德式柱礎——方形階梯式石基上的扁平的圓形基座。官邸內的平屋也不能用古希臘傳統來解釋，而只能說表現了東方的傳統。表現阿契美尼德式建築風格的還有用18根柱子支撐的宮殿大廳。阿伊哈努姆古城創建者基涅阿斯的“英雄墓”建築在一個梯形臺地上，這一點與伊朗帕薩爾加德著名的基爾陵墓相似。遺址中出土的大理石雕像和石膏、粘土雕像已經是日後演變為佛教造像藝術的原型，而佛教藝術造像已不是希臘式的，而是純東方的現象了。聯繫到希臘巴克特里亞國王米里德羅斯為佛教信仰者的事實，完全可以接受德拉薄所說的：“如果說，歐洲的思想是通過巴克特里亞而傳到遠東，那麼，亞洲的觀念也是通過這裡和同樣的渠道而傳到歐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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