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是公元1421年。
这年四月初八，明帝国的第三位皇帝朱棣非常地不开心。
这年的正月份，他刚刚举行了隆重的紫禁城落成仪式，在新建成的奉天殿接受了群臣的朝贺，与外国使节的祝福。但欢乐只维持了四个月，一道突如其来的的雷击，将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宫殿，烧成了一片灰烬。
人间的帝王自觉遭到了“天意”的无情羞辱——若干年前，他以暴力自侄子朱允炆手中强取帝位时，也曾发动舆论攻势，将南京皇城的承天门火灾、乙字库火灾，归因为“上天怒其（朱允炆）无道”。如今，轮到自己被“天意”打脸，被烧的是新建成的紫禁城，且包括了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奉天殿。
这是一种必须回应的羞辱。
于是，火灾发生两天后，朱棣颁布了一份“求言诏”，要群臣们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对自己最近一段时期的施政提出批评。
当然，为防止批评超纲，朱棣在诏书中很具体、很委婉地，用11个“欤？”，为群臣们的“直言不讳”划下了范围：
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
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
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
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
或谗慝交作谄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
或横征暴敛剥削而殃及田里欤？
或赏罚不当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
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
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饷空乏欤？
或工作过度徵需繁数而民力凋弊欤？
或奸人附势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罢软贪残恣纵而致是欤？
这11个“欤？”里，没有明帝国百姓最痛恨的那件事：迁都北京、修筑紫禁城。那是朱棣为自己的雄才大略留下的“物证”，是不容置疑的宏图大业。他在诏书中划下批评的范围，目的正在于暗示群臣，所谓“求言”不过是一场应付“天意”的游戏，切不可将批评引到迁都与筑城上来。
绝大多数人看懂了皇帝的暗示，也遵守了皇帝的暗示。
但翰林院里一位叫做邹缉的“侍读”，不愿按部就班将游戏的流程走完。他写了一篇长达3300余字的意见书。如果不是这份意见书，今人或许将永远无法知晓朱棣修筑紫禁城时，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况。
邹缉说：
陛下修北京城，修了将近20年了，“群臣不能深体圣心”，搞出许多“竭尽生民之膏髓”的事，对百姓敲骨吸髓，毫不怜惜。北京城里，“民以百万之众，终岁在官供役”，多达百万的青壮年，常年在工地服劳役，无法照顾父母与妻儿子女；他们家中缺乏劳动力，耕地已经荒废，很多人被逼到了不得不砍伐自家的桑树与枣树来煮饭的地步。但官吏的横征暴敛，又一天比一天厉害，“民生无聊、愁叹满室”，天下百姓日夜发愁，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举个例子来说吧，两年前朝廷下令买办青绿颜料，很多地方不产这个东西，却动辄被摊派“千数百斤”。百姓为了完成摊派指标，只好花大价钱去别处采买，结果闹到1斤大青价格涨至16000贯。百姓把颜料买来了，官府又以不合规格为由不肯收。如此来回折腾，最后闹到1斤大青的价格高达20000贯宝钞。这1斤大青，“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费”，连刷一根柱子都不够。即便后来下令在出产地置办，“府县买办犹不为止”，地方政府的摊派政策也没取消。工匠们计算用料的时候，还常常多报数量，这又进一步加重了民众负担。这还只是采买颜料这样一项小事，其他方面的问题，“有不可胜言者矣”，实在是多到没法说。
以上只讲了颜料大青的价格，没有具体讲修紫禁城花了多少钱。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万历年间第二次重修三大殿（明英宗时重修过一次），“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这是《明史·食货志》的说法。仅仅三大殿的楠杉木，就费银如此之巨，朱棣修筑紫禁城以及与之配套的北京城，其耗费可想而知。
图：朱棣
邹缉接着说：
为了修紫禁城的这个大局，那些“工匠小人”个个都有了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权力。往往没到施工时间，百姓的房子就已经被拆，墙壁与屋瓦被毁。数九寒天与三伏酷暑之中，常能见到孤儿寡妇坐在断壁残垣之间，“坐受驱迫，哭泣号呌，力无所措”，被人驱赶，没有安身之地，只能无助地哭号。很多临时庇护所刚修好，“又复驱令他徙”，又遭到强拆驱赶，“至有三四迁移而不能定者”，官府对被拆迁民众的安置毫无计划，有些人被拆迁了三四次，竟然还不算完。而他们的房子被强拆后，“经月逾时，工犹未及”，往往过了一个多月也没人来施工。如今的情形啊，是“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朝廷每派出去一个人，这人就拿这差事当成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段，用尽一切办法往死了捞。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唯恐怠慢他们。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廉洁的官员，也因为挡了其他人的财路，必遭谗毁，轻则丢官，重则入狱。外藩司府县的官员，只要听到有钦差来了，一定是望风迎接，唯恐落后于其他人。
整个官僚系统“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可以说已经烂到了极致。以上是针对修筑紫禁城的批评。接下来，邹缉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朱棣的整体施政方向。他说：
如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这些地方，全在闹饥荒，水灾旱灾轮着来。百姓们已经在“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来续命了。官府呢，又说自己没有粮食储蓄，没法赈济灾民。于是，到处可见“老幼流移”和“卖妻鬻子”。然而，官府的徭役一刻也不肯休止，征敛一点也不肯减少。北京城里还聚集着多达“几万余人”的僧道，这些闲人每天要消耗官粮“百余石”，反观天下百姓，已是“糠粃不足，至食草木”，已到了连谷壳都吃不起、只能吃树皮野草的地步。朝廷实行先军政策，对前来参军者“厚与粮赐，使之就役”，赐给他们丰足的粮食，吸引他们去服兵役。但这些人前来报名参军，不过是因为“科徭不堪，假此为名，以图规避”，
被朝廷沉重的税赋和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想要通过参军来规避这些负担，他们报名之后，“闲游往来，扰害良民”，就变成了四处晃荡、惹是生非的闲人。此外，朝廷还每年拿出大量的锦缎和铜钱，派人送给外国，还向外国高价买马。这数千万的消耗，换来的回报，连十分之一、二都达不到。买回来的马倒是不少，但也都是些劣质马，还以政策摊派给民众，命令他们替国家蓄养，马养出了毛病就让民众赔偿，很多马户被弄到家破人亡、卖儿卖女，也没能交完给国家的赔偿。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成了这个样子，马再多又有何用？末了，邹缉将上述种种，与奉天殿的大火直接联系了起来。他说：
奉天殿，那是陛下上朝议事的正殿。是向群臣发号令、下政策的地方。这次火灾首发在奉天殿，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诚所谓非常之变也”，是古往今来的独一份。不做深刻的反省、不施深厚的恩泽，不变更政策来改善“天下穷困之人”的处境，“不能以回上天谴怒之意也”，是不足以回应上天的震怒的。臣我建议陛下做这么几件事情：
（1）下诏遣散修筑紫禁城的“工匠营造之人”，停止征发劳役。（2）停止“下蕃买马之役”，别再搞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下西洋了，别再买外国马了；来朝贡骗钱的，也都打发他们回国。（3）全面整顿官僚系统。（4）免除租赋，一切“不急之务”都停下来，发官粮救济灾民。邹缉说，只有这样做，才能“挽回天意”，才能续上“国家千万年无穷之命脉”。
除了邹缉，李时勉、罗汝敬、郑维桓、何忠、罗通、徐容、柯暹、高公望、杨复、陈循等人，也呈递了内容大体相近、但轻重有所不同的意见书。
朱棣敏锐地觉察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朝中有一小撮官员，正准备借奉天殿这场大火，拿“天意”来压迫自己改弦更张，全面变更既定的施政方针，而首当其冲者，就是迁都北京与修筑紫禁城。
对“天意”这种东西，朱棣素来是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天意”对自己友好，那就不妨拿来用之，不友好，那就当它不存在。永乐四年，工部尚书宋礼向朱棣报告说，“有许多用来修紫禁城的大木，无需人力，一夜之间从山中漂到了长江，这是山川神灵知道皇上要建造新宫殿，所以显灵相助”。宋礼捏造的这种“天意”纯属鬼话，但对朱棣有用，所以他不但信了，给出木头的大山赐名“神木山”，还派了礼部的官员带着丰厚的祭祀、翰林院的官员带着歌颂神灵的祭文，前去建祠立碑。只不过，此次奉天殿被烧，实在太显眼，朱棣没法当它不存在。
但，朱棣手里握有可以让群臣闭嘴的屠刀。
遭殃者是吏部主事萧仪。在给朱棣的意见书里说，萧仪说，营建紫禁城，造成了“天下供役，民力凋敝”的后果，所以上天降下火灾来警告。他给朱棣出了上中下三条主意。上策是待到秋凉，就回返南京，终止紫禁城的营建，让民众休养生息；中策是留在北京，到奉天门公开与群臣朝见，“缓而图之”，暂时停止修筑紫禁城，以后再慢慢建；下册是听信朝中小人的挑唆，继续按现在的强度营建紫禁城。
萧仪之所以说这些话，与他在家乡江西乐安的所见所闻，有直接关系。永乐七年，萧仪回乡，依据自己的见闻写过一首《续伐木谣》，内中有这样的句子：
永乐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载将何如。
无贫无富总趋役，三丁两丁皆走途。
山田虽荒尚供赋，仓无余粟机无布。
前月山中去未回，县檄仓忙更催去。
去年拖木入闽关，后平山里天正寒。
夫丁已随瘴毒殁，存者始惜形神单。
穉子多孤母多老，几度临门望归早。
火伴还家始报音，遗骸已润荒山草。
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儿嫠妇仍登程。
去年丁壮已殒殁，今年孤弱知无生。
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
但闻木数已将完，王事虽劳莫怀土。
大意是：从永乐四年开始无论家庭的贫富、无论家中壮丁的多少，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去了三年，已死在了山里；家里田地全部荒芜，老人孩子生存艰难，但官府的壮丁簿里并没有给死者销号，于是女人孩子也被抓去了山里。
萧仪说，自己这首诗，是见了民间传播的伐木谣，觉得它“词甚怆，意甚真，深足以见一时之事俗”，所以在民谣的基础上做了续写。“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是萧仪的个人感触。永乐十三年，萧仪中了进士；永乐十九年，雷电劈中了奉天殿，他终于得到了冲开君门、让“圣主”知晓万民之苦的机会。
这个机会，将萧仪送入了万劫不复。朱棣看了他的意见书，勃然大怒，以诽谤之罪将其下狱，然后杀害。
与抓杀萧仪相配套，朱棣褒奖了邹缉，还升了他的官职。
一杀一褒之间，朱棣存有一个幽微的目的，那就是：他想要借此堵住世人的嘴，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一个胸怀宽阔的人；自己下诏让众人批评朝政，就不会报复众人。萧仪被抓杀，不是因为他批评朝政，而是因为他造谣诽谤。为阐明此节，他还特意颁布了一道诏书《禁谤讪敕》。诏书里说，自己让众人畅所欲言，是“欲闻朕过及知军民疾苦”，但有些人心怀不轨，他们意见书里的内容，“与朝廷政务及军民休戚略不相干”，只是一味地在“讥侮谤讪”。往后若再有这样的人，“治罪不饶！”，统统抓起来治罪，萧仪就是榜样。
皇帝已经将刀子舞了起来，朝中的“摇尾系统”（柏杨发明的词，甚好）也随之运作，开始攻击那些批评者心怀叵测。随之而来的，是最彻底的侮辱，朱棣下令将两拨人驱至午门，“命跪午门外质辨”，让他们跪在午门外辩论出一个是非对错。
必须是一个让朱棣满意的是非对错。
站出来消弭不测之祸的，是户部尚书夏元吉。他跟朱棣说，响应号召批评朝政的言官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我们这些大臣，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才出了这种事情。朱棣借坡下驴，终止了辱人至深、不成体统的“午门跪辩赛”。事后，夏元吉跟言官们说，你们要好好活着，你们若有个三长两短，“所损不细也”，是国家巨大的损失。
但夏元吉口中的国家，不是朱棣所在意的国家。一个月后，朱棣的报复降临了——参与批评的朝臣当中，李时勉、罗汝敬下狱；郑维桓、何忠、罗通、徐容、柯暹等人，被外放去了遥远的交阯。
在这场与“天意”的斗争中，朱棣取得了压倒性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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