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十九年，是公元1421年。
這年四月初八，明帝國的第三位皇帝朱棣非常地不開心。
這年的正月份，他剛剛舉行了隆重的紫禁城落成儀式，在新建成的奉天殿接受了群臣的朝賀，與外國使節的祝福。但歡樂只維持了四個月，一道突如其來的的雷擊，將奉天、華蓋、謹身三座宮殿，燒成了一片灰燼。
人間的帝王自覺遭到了“天意”的無情羞辱——若干年前，他以暴力自侄子朱允炆手中強取帝位時，也曾發動輿論攻勢，將南京皇城的承天門火災、乙字庫火災，歸因為“上天怒其（朱允炆）無道”。如今，輪到自己被“天意”打臉，被燒的是新建成的紫禁城，且包括了紫禁城內最重要的建築奉天殿。
這是一種必須回應的羞辱。
於是，火災發生兩天後，朱棣頒佈了一份“求言詔”，要群臣們直言不諱，言者無罪，對自己最近一段時期的施政提出批評。
當然，為防止批評超綱，朱棣在詔書中很具體、很委婉地，用11個“歟？”，為群臣們的“直言不諱”劃下了範圍：
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
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
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不分歟？
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
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
或橫徵暴斂剝削而殃及田裡歟？
或賞罰不當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
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
或軍旅未息徵調無方而餉空乏歟？
或工作過度徵需繁數而民力凋弊歟？
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茸罷軟貪殘恣縱而致是歟？
這11個“歟？”裡，沒有明帝國百姓最痛恨的那件事：遷都北京、修築紫禁城。那是朱棣為自己的雄才大略留下的“物證”，是不容置疑的宏圖大業。他在詔書中劃下批評的範圍，目的正在於暗示群臣，所謂“求言”不過是一場應付“天意”的遊戲，切不可將批評引到遷都與築城上來。
絕大多數人看懂了皇帝的暗示，也遵守了皇帝的暗示。
但翰林院裡一位叫做鄒緝的“侍讀”，不願按部就班將遊戲的流程走完。他寫了一篇長達3300餘字的意見書。如果不是這份意見書，今人或許將永遠無法知曉朱棣修築紫禁城時，民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況。
鄒緝說：
陛下修北京城，修了將近20年了，“群臣不能深體聖心”，搞出許多“竭盡生民之膏髓”的事，對百姓敲骨吸髓，毫不憐惜。北京城裡，“民以百萬之眾，終歲在官供役”，多達百萬的青壯年，常年在工地服勞役，無法照顧父母與妻兒子女；他們家中缺乏勞動力，耕地已經荒廢，很多人被逼到了不得不砍伐自家的桑樹與棗樹來煮飯的地步。但官吏的橫徵暴斂，又一天比一天厲害，“民生無聊、愁嘆滿室”，天下百姓日夜發愁，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了。舉個例子來說吧，兩年前朝廷下令買辦青綠顏料，很多地方不產這個東西，卻動輒被攤派“千數百斤”。百姓為了完成攤派指標，只好花大價錢去別處採買，結果鬧到1斤大青價格漲至16000貫。百姓把顏料買來了，官府又以不合規格為由不肯收。如此來回折騰，最後鬧到1斤大青的價格高達20000貫寶鈔。這1斤大青，“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連刷一根柱子都不夠。即便後來下令在出產地置辦，“府縣買辦猶不為止”，地方政府的攤派政策也沒取消。工匠們計算用料的時候，還常常多報數量，這又進一步加重了民眾負擔。這還只是採買顏料這樣一項小事，其他方面的問題，“有不可勝言者矣”，實在是多到沒法說。
以上只講了顏料大青的價格，沒有具體講修紫禁城花了多少錢。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萬曆年間第二次重修三大殿（明英宗時重修過一次），“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這是《明史·食貨志》的說法。僅僅三大殿的楠杉木，就費銀如此之巨，朱棣修築紫禁城以及與之配套的北京城，其耗費可想而知。
圖：朱棣
鄒緝接著說：
為了修紫禁城的這個大局，那些“工匠小人”個個都有了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權力。往往沒到施工時間，百姓的房子就已經被拆，牆壁與屋瓦被毀。數九寒天與三伏酷暑之中，常能見到孤兒寡婦坐在斷壁殘垣之間，“坐受驅迫，哭泣號呌，力無所措”，被人驅趕，沒有安身之地，只能無助地哭號。很多臨時庇護所剛修好，“又復驅令他徙”，又遭到強拆驅趕，“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官府對被拆遷民眾的安置毫無計劃，有些人被拆遷了三四次，竟然還不算完。而他們的房子被強拆後，“經月逾時，工猶未及”，往往過了一個多月也沒人來施工。如今的情形啊，是“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朝廷每派出去一個人，這人就拿這差事當成自己發財致富的手段，用盡一切辦法往死了撈。地方政府也積極配合，唯恐怠慢他們。即便有那麼一兩個廉潔的官員，也因為擋了其他人的財路，必遭讒毀，輕則丟官，重則入獄。外藩司府縣的官員，只要聽到有欽差來了，一定是望風迎接，唯恐落後於其他人。
整個官僚系統“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汙成風，恬不為怪”，可以說已經爛到了極致。以上是針對修築紫禁城的批評。接下來，鄒緝將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朱棣的整體施政方向。他說：
如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這些地方，全在鬧饑荒，水災旱災輪著來。百姓們已經在“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來續命了。官府呢，又說自己沒有糧食儲蓄，沒法賑濟災民。於是，到處可見“老幼流移”和“賣妻鬻子”。然而，官府的徭役一刻也不肯休止，征斂一點也不肯減少。北京城裡還聚集著多達“幾萬餘人”的僧道，這些閒人每天要消耗官糧“百餘石”，反觀天下百姓，已是“糠粃不足，至食草木”，已到了連穀殼都吃不起、只能吃樹皮野草的地步。朝廷實行先軍政策，對前來參軍者“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賜給他們豐足的糧食，吸引他們去服兵役。但這些人前來報名參軍，不過是因為“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
被朝廷沉重的稅賦和徭役壓得喘不過氣來，想要通過參軍來規避這些負擔，他們報名之後，“閒遊往來，擾害良民”，就變成了四處晃盪、惹是生非的閒人。此外，朝廷還每年拿出大量的錦緞和銅錢，派人送給外國，還向外國高價買馬。這數千萬的消耗，換來的回報，連十分之一、二都達不到。買回來的馬倒是不少，但也都是些劣質馬，還以政策攤派給民眾，命令他們替國家蓄養，馬養出了毛病就讓民眾賠償，很多馬戶被弄到家破人亡、賣兒賣女，也沒能交完給國家的賠償。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百姓成了這個樣子，馬再多又有何用？末了，鄒緝將上述種種，與奉天殿的大火直接聯繫了起來。他說：
奉天殿，那是陛下上朝議事的正殿。是向群臣發號令、下政策的地方。這次火災首發在奉天殿，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誠所謂非常之變也”，是古往今來的獨一份。不做深刻的反省、不施深厚的恩澤，不變更政策來改善“天下窮困之人”的處境，“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是不足以回應上天的震怒的。臣我建議陛下做這麼幾件事情：
（1）下詔遣散修築紫禁城的“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徵發勞役。（2）停止“下蕃買馬之役”，別再搞得不償失、勞民傷財的下西洋了，別再買外國馬了；來朝貢騙錢的，也都打發他們回國。（3）全面整頓官僚系統。（4）免除租賦，一切“不急之務”都停下來，發官糧救濟災民。鄒緝說，只有這樣做，才能“挽回天意”，才能續上“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
除了鄒緝，李時勉、羅汝敬、鄭維桓、何忠、羅通、徐容、柯暹、高公望、楊復、陳循等人，也呈遞了內容大體相近、但輕重有所不同的意見書。
朱棣敏銳地覺察到了事情正在起變化——朝中有一小撮官員，正準備借奉天殿這場大火，拿“天意”來壓迫自己改弦更張，全面變更既定的施政方針，而首當其衝者，就是遷都北京與修築紫禁城。
對“天意”這種東西，朱棣素來是取實用主義態度的，“天意”對自己友好，那就不妨拿來用之，不友好，那就當它不存在。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禮向朱棣報告說，“有許多用來修紫禁城的大木，無需人力，一夜之間從山中漂到了長江，這是山川神靈知道皇上要建造新宮殿，所以顯靈相助”。宋禮捏造的這種“天意”純屬鬼話，但對朱棣有用，所以他不但信了，給出木頭的大山賜名“神木山”，還派了禮部的官員帶著豐厚的祭祀、翰林院的官員帶著歌頌神靈的祭文，前去建祠立碑。只不過，此次奉天殿被燒，實在太顯眼，朱棣沒法當它不存在。
但，朱棣手裡握有可以讓群臣閉嘴的屠刀。
遭殃者是吏部主事蕭儀。在給朱棣的意見書裡說，蕭儀說，營建紫禁城，造成了“天下供役，民力凋敝”的後果，所以上天降下火災來警告。他給朱棣出了上中下三條主意。上策是待到秋涼，就回返南京，終止紫禁城的營建，讓民眾休養生息；中策是留在北京，到奉天門公開與群臣朝見，“緩而圖之”，暫時停止修築紫禁城，以後再慢慢建；下冊是聽信朝中小人的挑唆，繼續按現在的強度營建紫禁城。
蕭儀之所以說這些話，與他在家鄉江西樂安的所見所聞，有直接關係。永樂七年，蕭儀回鄉，依據自己的見聞寫過一首《續伐木謠》，內中有這樣的句子：
永樂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載將何如。
無貧無富總趨役，三丁兩丁皆走途。
山田雖荒尚供賦，倉無餘粟機無布。
前月山中去未回，縣檄倉忙更催去。
去年拖木入閩關，後平山裡天正寒。
夫丁已隨瘴毒歿，存者始惜形神單。
穉子多孤母多老，幾度臨門望歸早。
火伴還家始報音，遺骸已潤荒山草。
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兒嫠婦仍登程。
去年丁壯已殞歿，今年孤弱知無生。
君門如天多隔阻，聖主哪知萬民苦。
但聞木數已將完，王事雖勞莫懷土。
大意是：從永樂四年開始無論家庭的貧富、無論家中壯丁的多少，全被抓去武夷山裡，為修築紫禁城伐木。壯丁們去了三年，已死在了山裡；家裡田地全部荒蕪，老人孩子生存艱難，但官府的壯丁簿裡並沒有給死者銷號，於是女人孩子也被抓去了山裡。
蕭儀說，自己這首詩，是見了民間傳播的伐木謠，覺得它“詞甚愴，意甚真，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所以在民謠的基礎上做了續寫。“君門如天多隔阻，聖主哪知萬民苦”這種大逆不道的話，是蕭儀的個人感觸。永樂十三年，蕭儀中了進士；永樂十九年，雷電劈中了奉天殿，他終於得到了衝開君門、讓“聖主”知曉萬民之苦的機會。
這個機會，將蕭儀送入了萬劫不復。朱棣看了他的意見書，勃然大怒，以誹謗之罪將其下獄，然後殺害。
與抓殺蕭儀相配套，朱棣褒獎了鄒緝，還升了他的官職。
一殺一褒之間，朱棣存有一個幽微的目的，那就是：他想要藉此堵住世人的嘴，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一個胸懷寬闊的人；自己下詔讓眾人批評朝政，就不會報復眾人。蕭儀被抓殺，不是因為他批評朝政，而是因為他造謠誹謗。為闡明此節，他還特意頒佈了一道詔書《禁謗訕敕》。詔書裡說，自己讓眾人暢所欲言，是“欲聞朕過及知軍民疾苦”，但有些人心懷不軌，他們意見書裡的內容，“與朝廷政務及軍民休慼略不相干”，只是一味地在“譏侮謗訕”。往後若再有這樣的人，“治罪不饒！”，統統抓起來治罪，蕭儀就是榜樣。
皇帝已經將刀子舞了起來，朝中的“搖尾系統”（柏楊發明的詞，甚好）也隨之運作，開始攻擊那些批評者心懷叵測。隨之而來的，是最徹底的侮辱，朱棣下令將兩撥人驅至午門，“命跪午門外質辨”，讓他們跪在午門外辯論出一個是非對錯。
必須是一個讓朱棣滿意的是非對錯。
站出來消弭不測之禍的，是戶部尚書夏元吉。他跟朱棣說，響應號召批評朝政的言官是沒有罪的，有罪的是我們這些大臣，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才出了這種事情。朱棣借坡下驢，終止了辱人至深、不成體統的“午門跪辯賽”。事後，夏元吉跟言官們說，你們要好好活著，你們若有個三長兩短，“所損不細也”，是國家巨大的損失。
但夏元吉口中的國家，不是朱棣所在意的國家。一個月後，朱棣的報復降臨了——參與批評的朝臣當中，李時勉、羅汝敬下獄；鄭維桓、何忠、羅通、徐容、柯暹等人，被外放去了遙遠的交阯。
在這場與“天意”的鬥爭中，朱棣取得了壓倒性的最終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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