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的使命與跨域功能——訪翻譯家文潔若
採訪人：吳江濤
文潔若簡介：1927年7月生於北京，畢業於清華大學，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審，日本文學研究會理事等。代表譯著有《日本的黑霧》、《莫瑞斯》、《春雪》(合譯)、《天人五衰》、《雜憶錄》、《五重塔》、《黑白》、《尤利西斯》(合譯)等。20世紀50年代起，先後譯介了14部長篇小說、18部中篇小說、幾十篇短篇小說，共八百餘萬字。日本作家幸田露伴、泉鏡花、井上靖、芥川龍之介、水上勉、谷崎潤一郎、松本清張、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有吉佐和子等人的作品經她之手被引薦給中國讀者，被譽為中國翻譯日文作品最多的人。1985年4月1日，文章《夢之谷中的奇遇》被羊城晚報社授予年度羊城晚報《花地》佳作獎；1995年3月，蕭乾、文潔若合譯的《尤利西斯》獲第二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2000年8月，獲“日本外務大臣表彰獎”；2002年11月，日本政府授予文潔若“勳四等瑞寶章”；2012年12月，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榮譽稱號。2018年6月，被中國出版集團僑聯授予“中國出版集團歸僑僑眷先進個人”榮譽證書。
1.翻譯在我生命中沒有句號
吳江濤：文先生好，您從事翻譯工作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在翻譯界您又是一位高產的翻譯家，直到現在您還在堅守自己的崗位，從某種角度講，翻譯也是一件苦力活兒，您沒有打算給自己放假歇一歇嗎？
文潔若：我還不想歇，我覺得一個人活下來總得在世間留下些痕跡。我父親一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出一本書，後來我想我就多出幾本書吧，也算是替父親完成他的心願。再者，我也確實喜歡做翻譯工作。現在年齡大了，除了翻譯，我還想著再搞些創作，寫些散文或許會更好。我打算等把手裡剩下的活兒幹完就不翻了，琢磨著要把翻譯逐漸轉到文學創作上來。幾十年來，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翻譯工作上，平時寫的東西很少，平時自己有很多想法，一直想形成文字，但覺得創作要比翻譯更難。比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這本《歲月流金》就完全是我自己的創作，裡面收集的是我以前的一些隨筆和感想，很有意思。書中我以散文的形式追憶了我早年的一些經歷，比如我父親在抗戰時期因為失業而家道中落的心酸往事，以及我大學畢業進入三聯後開啟自己翻譯的職業生涯等，還有我與蕭乾一同走過的45年的坎坷經歷，我對巴金、冰心、沈從文等前輩師友的回憶等，都是一些對往事的回憶，也算是一種漫談吧，類似這樣的文章，我以後還要多寫一些，讓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起來。
△文潔若《歲月流金》
吳江濤：您被稱為中國翻譯日文作品最多的人，其中必然很辛苦吧。
文潔若：很多人都覺得翻譯很辛苦，但我就樂此不倦。我對生活的要求比較簡單，我在生活中沒有別的興趣，唯一喜歡的就是翻譯和寫作，我覺得我就是為翻譯而生的，這也是我一生最鍾愛的事業。從來沒有人誇過我漂亮，也沒人誇過我聰明。今天能有這一點成就完全是靠勤奮取得的。目前我手上還有幾部約稿沒有做完，我要繼續努力工作。我爭取活到100歲，像蕭乾那樣寫到拿不動筆為止。
吳江濤：做翻譯需要耗費很大精力，您是怎麼做到這麼高產的？
文潔若：1958年，蕭乾被下放到唐山柏各莊農場監督勞動，在農場每月只給26元生活費，僅夠他自己吃飯的。在北京，家屬每月領40元，家裡還有三個孩子。我當時的工資也就89.5元，剛好夠三個孩子的開支，其他的就全靠我業餘做翻譯的收入了。當時譯文雜誌社給了我三萬字的翻譯任務，是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1903—1991)所著長篇小說《火鳳凰》的最後一章“永遠的日子”。為了吸引讀者眼球，我把書名改為《光枝的初戀》。原定這一章的另一半由北京編譯社來翻，他們怕短時間內交不了稿，我說都給我吧，我只用了八天時間就完成了三萬字的翻譯任務，其中六天還要上班。年輕時就是這麼幹過來的，當年我翻譯時幾乎沒有閒過，無論什麼場合都是我翻譯的場地。有一次參加女兒的表演，我坐在會場，邊看節目邊做翻譯，就這樣用了八天時間完成了三萬字的任務。譯稿一個字沒改就在《譯文》上發表了。
我年輕時幹勁很足，也不知道哪兒來的那麼大力氣。蕭乾剛從幹校回到北京時，我們原來的房子被人佔用了，蕭乾帶著孩子找了一個破門洞勉強住下，我在出版社的辦公室把幾把椅子拼起來當床睡。當時我工作非常忙，沒工夫下樓到食堂去吃飯，就吃黃瓜、桃子、西瓜、西紅柿之類來對付。今年我92歲了，效率差多了，可是我還是要繼續幹下去。所以，前些年有位報社的記者採訪我時說，文潔若一輩子只做三件事：“搞翻譯，寫散文、保護蕭乾。”翻譯是我的本行，寫作也會成為我將來工作的重點。蕭乾是個天真的人，我要保護他，他曾被下放到唐山的一個農場，被監督勞動，負責照看菜地，我們倆幾乎每三天寫一封信，不必讓他知道的消息我都不告訴他，在信裡我們大多都在探討我當時業餘翻譯的一些難題，蕭乾會對我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做細心的指導。他講話幽默詼諧，除了對我的譯文表達明確的意見外，還給我講述一些道理。他反對直譯、硬譯，強調無論譯什麼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基本內涵等，對我的鼓勵也很大。蕭乾是個遺腹子，又經歷過二戰，吃過很多苦，性格也很樂觀，但在當時情緒非常低落，所以我要保護他。
吳江濤：您做日文翻譯和您小時候的經歷有很大關係吧？
文潔若：1934年，我七歲的時候父親在中國駐日本使館任外交官，7月，他把全家人接到了日本東京。周圍的人都說日本話，父親為我和四姐文檀新，還有兩個弟弟文學樸、文學概請了一位今野老師教我們日語，每天晚上教兩個小時。他只會兩句中國話：“你姓什麼？我姓今野。”當時，很多日本的民間傳說、西方的安徒生童話等都是今野老師給我們講的，對我的影響蠻大。父親很重視對我們的教育，也經常關心我們的學習，有一次他給我們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箇中國男子學日文學糊塗了，有一天瞧見自己的中國友人不小心摔了一跤，他問那個人：“你‘怪我’嗎？”日文“怪我”就是“受傷”的意思，應該說：“你受傷了嗎？”那個人心想：“我怪你幹什麼？又不是你把我推倒的。”就是他把日文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直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父親還為母親和我的大姐文馥若、三姐文常韋請了一位家庭教師：麻布小學附屬幼兒園的保育員海卓子，她每天下午來。後來，大姐和三姐考進了聖心女子學院，學英語和法語，功課蠻多，便顧不上學日語了。母親生於1895年，到了1935年已40歲了，也無法再學外語。於是，我們四個小的便又多了一位家庭教師。
在日本的時候，父親常帶我去書店買書，還常告訴我將來你若努力讀書，也會有機會把名字印在書上。1936年，日本發生了“二•二六”武裝政變，父親被國民政府外交部免職，我們全家人從日本回到了北京。我和四姐進了北京的一所日本小學，位於現在的東單頭條衚衕。我和四姐分別讀三年級和五年級。兩個弟弟呢，學樸應該讀二年級，學概一年級。但當時班上的名額都滿了，我父親就讓我把在學校裡學的日文教給弟弟文學樸。於是，我每天白天是學校的學生，晚上回家就是弟弟的老師。這樣下來，我讀完小學六年級畢業時，弟弟文學樸的日文水平也達到小學畢業的水平了。後來，松本清張的《深層海流》就是我和文學樸一起翻譯的，直到現在我們姐弟倆還在合譯日本的文學作品。小時候的這些經歷對我後來從事日文的翻譯工作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樣，更要感謝我的父親對我們的教導。
小學畢業後，父親送我到聖心學校讀英文。聖心學校是天主教辦的遍佈全世界的學校，需要比普通學校多交很多學費。我知道當時家裡條件很差，所以學習就格外加倍努力，幾乎每月都獲獎，還連跳了兩班，到了1941年底，家裡的狀況實在越來越糟糕，我上學難以為繼，就只好輟學在家自修初中課程。我當時在家讀書也很賣力，讀四大名著、背長詩、練外文，次年9月考入輔仁大學附屬中學女校初三。父親讓我把從日本帶回來的《世界小學讀本》(十卷本)翻譯成中文。我花了四年時間翻譯出來了，不懂的地方就去問父親，我的翻譯功底就是這麼打下來的。當時也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靠翻譯吃飯，但在父親的影響下，我養成了好的學習習慣。雖然家裡經受了苦難，父親卻竭盡全力讓我讀最好的學校。我今天取得的成績也是父親重視對我的教育的結果。
△文潔若《一生的情緣》
2.《尤利西斯》是我生命中最好的禮物
吳江濤：您晚年時和蕭乾先生合譯了《尤利西斯》，在文學界被傳為佳話。這部作品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非常有影響力，當時很多學者都望而卻步，面對這麼一部鴻篇鉅製您是以怎樣的心態去迎接挑戰的？
文潔若：我從大學畢業後，考進了三聯書店當校對，本來是隻負責錯別字，可我懂日語和英語，總忍不住指出稿子中漏譯、錯譯的地方，有一次，我在校對英文翻譯稿的時候，發現一處英文單詞“cut”,被譯成了“砍了一刀”，根據稿子的內容，兩個人在街上碰面怎麼會砍起來呢？其實“cut”應該譯成“漠視”，顯然是譯錯了。1951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創建於北京，成立了“整理科”，是介於編輯部和校對科之間的科室，把我們幾個愛管閒事的大學生張奇、王笠耘、水建馥和我調進了整理科。科長是詩人劉嵐山。我退休前翻譯的都是比較一般的文學作品，沒有翻過什麼優秀的著名古典作品。我60歲退休時，手頭還有好幾部譯稿沒有發排。於是我又被回聘了兩年半，1990年才真正退休。翻譯《尤利西斯》是我退休之後的事。當時譯林出版社的社長李景端親自向我們約的稿。蕭乾與《尤利西斯》結緣要比我早得多，早在1939年他到英國劍橋時就買了一本《尤利西斯》，當時他稱這本書為“天書”，還在扉頁上寫道：“天書，弟子蕭乾虔讀。1940年初夏，劍橋”。所以，蕭乾知道翻譯這部著作的難度。此前，李景端社長就曾邀請過包括錢鍾書在內的多位名家來翻譯《尤利西斯》，但均被婉拒了。蕭乾認為，他還比錢鍾書大一歲，更難去搬動這座大山了，當時錢鍾書在信中對翻譯《尤利西斯》有過這樣的評價：“八十衰翁，再來自尋煩惱討苦吃，那就彷彿是別開生面的自殺了。”所以蕭乾也不願意接這個任務，畢竟蕭乾年紀也大了，身體又不太好，翻譯這部“天書”確實很困難。
我和蕭乾商量，與其在家一個勁兒地擔心身體，還不如找點事做，合譯這部作品就當作我們結婚40週年的禮物吧。在我的一再勸說下，蕭乾終於答應了。我們倆約定我管“信”，他管“達”“雅”，我們先嚐試著翻譯了第一章。蕭乾讓我做譯者，他做校訂者。經過起早貪黑的一段忙活，終於完成了第一章的翻譯工作，當時心裡還沒底，譯林出版社看過稿子後給予了肯定，稿子由時任南京大學外文系的錢佼汝把關。錢佼汝是錢鍾書的侄子，結果反響不錯，沒有改動就發表了。我們分工合作的故事曾發表在報紙上。發表以後，人家就看出我們是怎麼合譯的，後來也都得到了肯定，這對我們倆是個很大的鼓勵。
△《尤利西斯》[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著 蕭乾、文潔若譯
吳江濤：這部作品你們翻了多久？都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文潔若：當時，翻譯《尤利西斯》好像是對我的補償。1990年8月到1994年7月用了四年時間才譯完。開始翻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譯起來不是很順暢，後來我們從國外弄到一本解釋《尤利西斯》的書，是對原著的解析，比原書薄不了多少，至少在短期內小說的主旨思路基本都有了，能夠把握了，這本書解決了我們的疑難問題。當年我的精力非常充沛，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也沒問題，一連幾周都不下樓，冬天通常是和衣而臥。蕭乾也謝絕了所有應酬，全力投入到翻譯工作中去。除了潤色譯文外，他還要解決翻譯中遇到的一些難題。我們倆幾乎是開足了馬力，過年時都在趕稿子，那段時間我們雖然很累，但也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吳江濤：在翻譯時你們都運用了什麼技巧，遵循了哪些原則？
文潔若：翻譯是沒有捷徑的，只有平時多看書，勤學苦練才能取得成績。我譯《尤利西斯》時看了很多的書，一邊看一邊摘抄書中好的詞，這確實很管用。《尤利西斯》是喬伊斯的代表作，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被譽為20世紀100部英文小說之首，被奉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小說的文體、語言等藝術手法都很難處理，全書夾雜著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國語言，有時一句話中還會出現希臘文、拉丁文、梵文等多種文字。除此之外，作者還經常使用方言、古語以及生僻詞等，為我們的翻譯工作帶來了不少難度。比如，在第八章就出現了一個很長的單詞“Smiledyawnednodded”，這個詞其實是喬伊斯自己創造的新詞，是“微笑”“打哈欠”“點頭”三個詞的過去式連在一起，表示同時發生的三個動作。還有“bald head over the blind”，你怎麼翻？別人翻譯成“禿子比瞎子強”，實際上，“blind”也可以翻譯成“遮陽棚、窗簾、百葉窗”。所以，應該翻譯成“遮陽棚上面露出一個禿腦袋”。為此，我們還特意向季羨林、吳小如、金克木等朋友請教專業術語方面的知識。
為了尊重原著的風貌，我們翻譯時將原著中晦澀難懂的語言儘可能地做到流暢通順，易於理解。我在翻譯時一直奉行“一個零件都不能丟”的原則，保證譯文忠實於原文，然後再由蕭乾潤色，負責再現原著的藝術風格。儘管這樣，我們還是不斷面臨新的挑戰。喬伊斯不但在小說的最後雜糅了俚語和方言，而且會在整個章節中出現既無標點符號，句子之間也無空格的現象。文體風格變化多端，比如最後一整章都是在表現布魯姆的妻子摩莎的胡思亂想、天馬行空的情節。為了體現這種多樣複雜的語言變化，我倆還特意研究了中國的歷代文選，試圖用中國傳統的語言風格去呼應喬伊斯複雜的文體。
3.翻譯就是要努力傳達別人優秀的思想
吳江濤：日本文學著作很多，您如何選擇自己想要翻譯的作品？您奉行什麼樣的翻譯理念？
文潔若：我小時候在日本生活過兩年，日本的文化對我影響很大。但是，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及對我們國家的侵略使我非常痛心。因此，我在翻譯日本的文學作品時也是有選擇的，我挑傑出的作家的作品翻，要給我國的讀者傳達優秀的、積極上進的文化思想。蕭乾曾說過：翻譯是跨越地域種族和語言的活動，擁有文學創作所不具有的功能。翻譯能促進民族間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瞭解，實現民族間的對話和融合，因此翻譯不是一件孤立的活動，而是在整個人類生態環境中彼此相互影響，相互活動的。所以，翻譯並不是單純的語言再現，而是要把作者的一種理念表現出來。這種理念其實也是別人文化的體現，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種文化理念傳遞給我們的讀者，使讀者在精神上受到洗禮。在這方面蕭乾的境界要比我高多了，他是站在國際的視野來認識文化的，所以我一直在向他學習。蕭乾從小就半工半讀。1926年，16歲的蕭乾在北新書局當練習生，給魯迅送過稿費。在燕京大學讀書時，他成了老師斯諾的助手，協助完成中國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的翻譯。1936年，魯迅逝世後，蕭乾成了治喪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之一。沒多久，他還寫了一篇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題目叫《朦朧的敬慕》，發表在當年11月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蕭乾在這篇文章中說，魯迅是他所“永不會忘記的”，魯迅“偉大的人格也許有一種潛默的力量”。現在這篇文章已經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在爾後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蕭乾一直追求進步，追求光明，為人類的正義而奮鬥。這和魯迅的精神影響是分不開的。蕭乾平時寫稿子，都是我替他抄，他的稿子字體很潦草，只有我認得。平日我的譯文，他也幫我加加工什麼的，在這個過程中我沒少受到他的影響。所以我在選擇翻譯的作品時也非常注重作品是反映什麼內容的，對社會對國家有沒有積極的作用，對讀者有沒有益處等，都是我需要考慮的。我通常拒絕翻譯思想頹廢、追求變態的感官享受一類的作品，比如谷崎潤一郎的作品，就是追求一種自我虐待式的快感和幾乎變態式的感官享受，作品風格充斥著頹廢的格調，儘管他曾先後七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在日本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創作思想，也不喜歡。我曾在早期試圖翻譯過他的一部代表作《細雪》。這部作品是他所有作品中比較特別的一部，書中對情節的描寫比較細膩，又因為谷崎潤一郎一直在反思日本的戰爭，這篇長篇小說《細雪》就是為迴避對法西斯的支持而創作的，因此我對他的這部作品還是報以肯定態度的。不過，小說中的對話用的是關西話，關西是京都、大阪和神戶的語言，倘若我會上海話，我就會把全書譯完。試譯了一萬多字之後，我放棄了，因為我把對話統統譯成北方話了，無法表達原文的底蘊。另外，還有渡邊淳一的作品，具有唯美主義的藝術風格，以醫學知識和生活經驗為基礎，深入剖析男女之間愛情的本質問題，他本人也極力反對日本的對外侵略，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曾翻譯過他的《魂斷阿寒湖》。這些作家都很優秀，都有很經典的作品存世，但作品好的前提是要有一顆普世的胸懷，要站在人類命運的高度來思考問題，只有這樣他所創作的作品才有高度，才會被歷史留下來，才會被世界所認可。
在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我曾翻譯過鬆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是一部推理小說，作品主要披露戰後日美當局之間的內幕，故事情節撲朔迷離，很有深度。松本清張是日本推理小說的開創者，在世界推理小說界享有盛譽。他的這部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社會的病根，對日本政壇寫得比較深刻。這部著作一共12篇，我當時翻譯了六篇。在80年代的時候，我曾去拜訪過鬆本清張先生，並帶去了我翻譯的《日本的黑霧》送給他，當時他已經快80歲了，衣著非常樸素。松本清張作品的特點就是沒有對暴力和色情的渲染，使讀者平靜地享受邏輯推理的樂趣，這也是我喜歡翻譯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吳江濤：如果遇到您不喜歡的題材，您通常如何處理？
文潔若：像太宰治這樣的作家我今後就不會接了，如果作品沒有積極的主體思想，我越翻會越覺得糟糕的。比如日本一些作家寫姊妹之間的事我也不翻，因為沒有什麼意義，中國的讀者看姊妹之間的那些事沒有什麼意義。我喜歡翻譯比較能反映人性的作品，從思想理念上對人產生影響的。比如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之前別人也譯過，出版社覺得譯的不滿意，就讓我重新譯，所以我就接了。他的《人間失格》我覺得應該翻成《沒有資格做人》，失格就是失掉做人的資格嘛，可是出版社認為讀者已經接受了《人間失格》這個書名了，還是別改了。太宰治這個人挺怪的，自己一個人去死就算了，幹嗎還要拉上別人一起去死呢？太宰治為什麼非要選擇自殺？因為他不懂得為什麼要活著，日本發動的戰爭好像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根本提都不提，沒有理想，只是活著而已。他去酒吧喝酒，付錢時總是說不用找了，很大方。有一次他遇到一個很窮的鄉下年輕人，竟然把那個人的酒一飲而盡，那個鄉下人氣得把他打趴下了。這也是他自己的自畫像，就這麼一個很怪的人，還有好多年輕人喜歡他的作品，這點我很不理解，在我翻譯的作品的原作者裡最怪的就是他。
△文潔若《風雨憶故人》
4.翻譯是科技代替不了的創造性勞動
吳江濤：您從事這麼多年的翻譯工作，有沒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或者自己的一套表達語言體系？
文潔若：我做了一輩子的翻譯工作，沒有總結出什麼高深的理論。我認為翻譯就是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去理解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把一個國家的文字翻譯成另一個國家的文字，努力保留原作的神韻並進行潤色。當然，做翻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求譯者不但要對兩種語言達到駕馭自如的程度，還要了解兩國的歷史文化等。中文、外文都要好才能搞好翻譯，缺一樣都不行。如果外文很好，中文表達能力不行也不能準確地表達意思，如果中文很好，日文看不懂也不行。比如“神父”和“牧師”之間的區別，字典上沒法查，如果不對宗教背景有了解是無法準確地翻譯出來的。另外，做翻譯工作，要堅持不懈地進行閱讀，瞭解作品的語言風格，對作者的生平經歷、思想觀念等有一個深入、系統的研究才能做好翻譯。比如我在翻譯芥川龍之介和井上靖之前，我就認真閱讀了巴金、沈從文、郁達夫、老舍等作家的小說，力求使譯文語言符合他們的氣質和風格。我在譯後習慣對自己翻譯的作品進行總結，整理對作家作品的認識，寫感想感悟。翻譯是一個創造性的勞動，不是說像我們幹農活直接那麼幹就行了，翻譯融入了個人的很多見解和理解，對自己要翻譯的作品，你覺得理解它了，並融會貫通了，所以才會有感覺，也能很順利地完成。你翻譯過來的作品如果你的理解、判斷出現錯誤，翻譯的東西也不會準確，所以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
吳江濤：您覺得未來的科技發展，有沒有可能取代人工的翻譯？
文潔若：現在很多科技發展得很快，比如我們用的手機軟件，對著一念就翻譯成英文、日文了。我們研製的機器人還能下棋，能把人類打敗，但我不相信機器人能做好翻譯。機器人可以下棋把人戰勝了，但對字意的理解把握不了。我覺得要想把翻譯做好是相當難的，比如翻譯中我們遇到的陌生詞彙，我需要查各種字典才能定下來意義，把文中的詞義弄準確後，還要根據作品的語境來判斷，差一點都不行。楊憲益先生把我國的《紅樓夢》翻譯成英文，就採用了很多方法，比如把賈府裡主人的名字冠上漢語拼音，把丫鬟的名字譯成相關的漢語意義，把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用拉丁文表示等，他採用的是怎樣用外國人聽得懂、看得懂的語言，這需要對作品有感覺，需要結合實際文化環境進行翻譯。除此之外，還要努力確保原作的神韻，不能因為兩種語言結構的差異而在譯文中留下牽強生硬的痕跡。
所以，我一直堅持用最傳統的手寫方式去從事翻譯工作，這樣雖然會很累，但心裡踏實。前些年我積累的一些手稿，居然還有人要收購，現在大家基本都不用手寫了，連最起碼的書信也被郵件、短信所取代，這也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羅生門》[日]芥川龍之介著 文潔若譯
訪後跋語
我與文潔若先生結識於2012年夏天，當時我負責做蕭乾先生的專題，與《光明日報》 的柳琴老師一同到文老家查閱資料。八十多歲的老人一人住在兩居(或三居)室的房子裡，客廳的一角放著一張一米見寬的小床，顯然是文老休息時所用，幾張破舊的老式座椅上堆滿了泛黃的書籍，牆面四周掛著大小不一的鏡框，裡面有蕭老、文老及家人的合影。文老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拿出幾個相冊為我們一一講解照片背後的故事。
轉眼七年過去了，這次專程到文老家裡採訪，依然是柳琴老師與我同往，92歲耄耋之齡的老人精神矍鑠地與我們交流，對我所提的問題侃侃而談。客廳裡除了那張一米見寬的小床被一摞摞各式書籍所替代外，室內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文先生的精神依舊健旺。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看到這一幕，頓時被文先生每日青燈一盞、靜守一方，不為外物所囿地做自己喜歡的事而感動。在生活上，文先生是一位極有規律且準時的人，每天6時準時起床，7點開始工作，晚上10點結束一天的工作準時休息。除了家裡的一部固定電話保持與外界的聯絡外，手機、電視從來沒有出現在她的生活裡，就連有助於翻譯工作的電腦也不在生活之列，平日裡的翻譯寫作全靠手寫完成。我們聊到當今科技的益處時，文先生風趣地形容自己的純手工寫作就是最原始的人工智能。“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黃庭堅的四休理念被當今文先生每日的粗茶淡飯、布衣蔬食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談到日本作家群體的創作現象時，文先生顯得格外的興奮和善談。她除了能準確地說出所談日本作家的代表作品外，還會對作品及作家本人做出自己的評價。比如她認為太宰治的小說充滿著墮落和消極，沒有正面意義，並直言不喜歡他的作品。像松本清張、渡邊淳一這樣的作家，不但作品寫得好，而且對日本當年的帝國主義行徑勇於批判，這種精神也令她敬仰等等。經過近三個小時的交流，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先生的治學理念及她寬博的胸懷，正如她所說，要做一個好翻譯就必須堅持多讀書，不斷地閱讀是做好翻譯的基礎。
數十年來，經文先生翻譯的文學作品惠及了很多讀者，日本作家的很多作品都是經她之手介紹給中國讀者，她把翻譯作為自己終身追求的事業，雖已九十多歲的高齡仍不願放下手中的筆，並立志要一直寫下去，為讀者多作貢獻。
*採訪人：吳江濤 單位：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
*《中國文藝評論》月刊2020年第2期
《中國文藝評論》主編：龐井君
雜誌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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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胡一峰
美編：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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