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北京市各類違法犯罪大幅下降，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卻“逆勢”反彈，特別是與疫情相關的詐騙案件增幅較大。為了堵住源頭，斬斷電信網絡詐騙的黑色產業鏈，北京警方在全市範圍內啟動了打擊非法開販手機卡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截至4月22日北京市公安機關先後打掉開販手機卡犯罪團伙5個，抓獲“組織開卡”“帶隊開卡人”等各層級犯罪嫌疑人35名，均以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刑拘（4月26日《北京日報》）。
從切斷源頭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角度看，司法機關對開販手機卡犯罪嚴厲打擊，無疑是打準了電信網絡詐騙背後“黑灰產業”的“七寸”。
眾所周知，電信詐騙犯罪要實施成功，電話卡、銀行卡、身份證照片等都是必備物品。而打電話正是電信詐騙犯罪的第一步，手機卡的成功辦理更是關鍵環節。嚴格落實手機卡實名制，就能增加實施詐騙活動的風險和難度。
但目前，手機實名制已實行數年，為何電信詐騙犯罪還是居高不下？按照2016年工信部出臺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打擊通訊信息詐騙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在2016年底前電話實名率應該已經達到100%，同一用戶在同一家電信企業最多隻能辦5張電話卡。
應在五年前就已實現的手機實名制，到目前仍未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應該嚴格控制數量的手機卡，也不時發生一人名下辦理了超額甚至數十個手機號的事件。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大同小異：或誘騙他人買賣實名辦理的手機號，或利用假身份證通過電信運營商的實名制檢驗冒名辦理，或者勾結電信運營商內部員工倒賣“沉睡”的手機號等等。這些辦理過程中的不正規和打折扣現象，令實名制淪為浮在紙面上的制度，不能實現保護用戶權益、遏制電信詐騙的初衷。
從這條黑灰產業鏈的上游運作方式看，突破實名制制度設計並非依靠多麼高深的技術，多數依舊靠鑽實名制落實空子的老套路。電信運營商為何落實實名制缺乏主動性，正是與自身的市場擴展存在一定矛盾。假如落實責任沒有強有力的督導，後續犯罪發生也鮮被追究責任，單憑運營商的自覺性，恐怕很難忍痛“割肉”。
上游的職能部門監管不給力，下游的司法打擊就會像“打地鼠”，冒頭就打固然能防止犯罪繼續蔓延，但終究不是治本之策。相比較電詐集團內部分工的嚴密，上中下游的高效合作配合，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熟練運用，打擊電信詐騙也不能僅依賴司法機關，打擊鏈條上的各方力量也要擺脫單打獨鬥，找準電信詐騙犯罪上中下游運作的“七寸”，分別予以精準打擊。
幾年前大學生徐玉玉被電信詐騙的悲劇發生後，各大運營商遭遇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也進一步加大了對實名制的落實力度。但一起案件的輿論壓力終究難成長久的動力，要想長期保持手機實名制的高執行力，避免敷衍走過場、變相打折扣，監管部門恐怕要施加更大的責任壓力，而不是等到第二個徐玉玉的悲劇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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