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ry Mehrling
桃花潭短評
作者Perry Mehrling是波士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之前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30年。他專門研究經濟學史上的金融理論。目前，Mehrling教授負責指導新經濟思想學會的教育活動，其中一門課程是貨幣與銀行經濟學，在Coursera網站受到高度歡迎和評價。他不是著名的貨幣理論家，卻是最有名的貨幣現實主義者（realist）。其代表性著作是《新倫巴第街：美聯儲如何成為最後交易商》。他從“貨幣視角”出發的研究方法在現實層面精確地解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和描述了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運行的真實狀況，也為國際清算銀行等機構重定位央行角色提供了智慧源泉，也能準確解釋美聯儲為應對當下全球金融動盪所採取的各種救市措施。Mehrling教授是筆者最崇敬的學者之一。
Mehrling在本篇博文中簡述了冠狀病毒後的全球經濟格局。關鍵點如下：短期來看，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高度差異化，復甦也將如是；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導致需求與供給不可能同步恢復；長遠地看，全球供應鏈不可能再回到從前狀態，部分關鍵行業重新“在岸”，全球重建的最大挑戰是閉關自守和民族主義傾向；美國將領導全球貨幣和金融基礎設施的改革，但不太可能在全球重建的其它方面擔當領頭羊。美國能夠最有效幫助全球重建的方式，是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乾淨，並且就可能的新冠疫情後美國經濟建立內部共識。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差異化帶來重大的政治挑戰。
可以說，這是美國學術（非政治）精英對新冠疫情後經濟格局的清醒認識。作者的諸多觀點值得分析和思考。（桃花潭）
想象AC（冠狀病毒後）經濟
AC當然是指冠狀病毒後，我們需要區分短期和長期。
從短期來看，要記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危機對健康和經濟的高度差異化的影響。病毒在不同時間襲擊了不同的國家，因此恢復不會同步。更重要的是，對健康危機的政策應對具有高度差異性，甚至實施了同樣的政策應對的能力也是如此（高度差異性）。因此，經濟危機將高度差異化，復甦也將如是。
問題是，冠狀病毒前經濟是高度同步的，全球範圍的供應鏈取決於每個環節與其他環節的同步移動。因此，即使我們所做的只是重啟原有供應鏈，也是行不通的。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供應瓶頸，此外，需求瓶頸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因為沒有理由期望需求與供給同步恢復。它不會是V形恢復。
即使從長期來看，一旦每個國家都最終轉向復甦模式，我們也不會重新啟動冠狀病毒前的供應鏈，因為我們從危機中瞭解到了它們的脆弱性。未來的供應鏈將更具彈性，庫存充足並有大量冗餘。某些被認為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行業將“在岸”。因此，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是重建的挑戰，這項挑戰我認為是抵制向閉關自守和民族主義的漂移並擁抱再全球化的挑戰。
這一重建進程的一項重要資源是，美聯儲及時干預為全球美元體系提供了下限。這意味著我們不用再擔心國際貨幣崩潰，而且我們很可能會避免全球蕭條。更意味著我們已經具備了重建所需的貨幣和金融基礎設施。不需要佈雷頓森林。
然而，我們需要美聯儲的干預這一事實告訴我們，金融重建的重要工作即將到來。沒有一家央行希望將金融體系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就像美聯儲現在做的一樣——但避免這樣做的唯一辦法就是首先防止危機發生。這意味著我們將進行新一輪金融改革，更多在全球層面。美國自然會領導這一改革。畢竟這是一個美元體系。
然而，在重建的其他方面，美國不太可能、也不太自然會成為領頭羊。二戰後，美國是當時唯一僅剩的主要經濟體，佔全球一半的產出。在世界各地，對於我們應該建設的未來，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但一旦美國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並開始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就成為人們期待的焦點。正是這些期望引導著各國如何重建的決定。
今天，美國不僅不再是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而且（目前）也是全球健康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中心。美國不會毫髮無損地從這場戰爭脫身。事實上，在美國，重建問題可能會像其他國家一樣大或更大。解決重建問題，首要需要制定美國對冠狀病毒後美國經濟的共同願景。美國無法領導全球重建。在可預見的將來，國家重建將佔據其注意力。
在這方面，也許重要的是要記住，與大多數其他發達經濟體不同，美國沒有二戰後重建的歷史記憶。事實上，對於美國人來說，"重建"這個詞很可能讓人聯想到南北戰爭後投機分子的形象，這確實是一個遙遠的時代，但也許是一個對現時有教訓的時期。今天，美國不僅在政治上分裂為紅色和藍色，而且同世界一樣，在危機應對政策方面，地理上差別很大，而且在應對危機的能力方面也高度差異化。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西海岸正在做一套，東海岸另一套，南方第三套，更不用說州內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別了。
在全球層面，挑戰在於避免轉向閉關自守和民族主義，而美國最能提供幫助的方式是，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乾淨，首先認識到不可能恢復到以前的狀況，然後就可能的冠狀病毒後美國經濟建立內部共識。
不是那麼容易。Covid-19（2019冠狀病毒病）衝擊對脆弱人群的不同影響，以及政策應對對這些脆弱人群的重疊差異化經濟影響，共同構成了最大的政治挑戰。在冠狀病毒前經濟中，全球化被作為潛在的雙贏而進行兜售，這意味著贏家將獲得足夠以補償失敗者，但當然他們從未這樣做過。在冠狀病毒後經濟中，再全球化必須是一個實際的經濟雙贏，否則將證明，在政治上不可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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