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写作习惯，本应先对事实部分进行梳理，然后再发表评论。
但考虑到这个案子性质极其恶劣，有些人可能看到一半就会义愤填膺来骂我（而且这篇文章有点长，全文约8600字），所以这里先上结论：
只要鲍毓明和李星星（受害者化名）发生过性关系，那这个案子就反转不了，因为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都还没有成熟，你绝对不能以成年人的心智水平和认知能力去要求她，甚至是对她进行恶意揣测。
这里的“恶意揣测”，针对的是《财新网》的那篇特稿。
但是，我认为这个案子也没有《南风窗》报道得那么简单。
相比之下，澎湃新闻的采访，由于是第一手信息源（对当事人的采访音频，未做任何“加工”），并且同时采访了受害者和嫌疑人，方便我们进行交叉验证。
以下，我会通过多信息源交叉验证的方式，对事实部分做一点梳理。
01
我最先接触到的是《南风窗》的那篇刷屏文章（以下先根据时间线，重新对这篇文章进行整理，和其他报道的矛盾之处后面会专门说明）。
该文章介绍，2015年4月，鲍毓明和李星星的母亲通过网友介绍认识，鲍毓明先是说“想有个孩子”，后来又说希望和她们母女“组成家庭”。
见了面之后，李母发现鲍毓明年过四十而未婚，有些动摇，但鲍毓明还是通过半年来的关怀，取得了这对母女的信任，并成功将李星星从母亲身边接走，带去了北京上学。
2015年12月31日，鲍毓明在天津老家强暴了李星星。
此后，鲍毓明多次要求李星星和其一起观看大尺度性题材影片，甚至包含“很多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
2016年初，李星星在百度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并从一位“医生奶奶”那儿了解到，自己被强暴了。
于是李星星去了北京的某派出所报警（注：这是第一次报警，地点是在北京）。
（截图来自南风窗的报道）
报警后，鲍毓明从家里“消失”了，具体消失了几天，李星星也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鲍毓明回来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随后的2015农历年假，鲍毓明把李星星带去了外地旅游，没有让她回老家陪妈妈”，并通过暂停学业、监视李星星和母亲打电话等方式，控制了李星星。
2016年4月，鲍毓明去了山东烟台的一家公司出任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并将李星星一同带走。
随后三年，鲍毓明以“说出去你就不干净”“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等说辞，消解李星星的抵抗情绪。
还经常翻看她的微信、QQ，甚至是在客厅安装摄像头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对其实施控制，而李星星则在抵抗和放弃之间陷入心理上的困境。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自杀后被人救下送警。
在民警的陪同下，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一同提交给警察的还包括“带有血液、精液的卫生巾、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
但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最终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销了案件，还拒绝给她DNA检测结果。
同年6月，李星星再度找到鲍毓明理论，并“厮打起来”，两人又被带到派出所（南风窗的描述就是“厮打起来”）。
在警方促使下，鲍毓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书中写道：“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截图来自南风窗的报道）
出了派出所，李星星跳海自杀，并被人救起。
其母亲辞掉工作，将其接回老家所在省份的省会，进行住院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而且阴道损伤发炎。
此后，母女多次在烟台和老家省会之间往返，希望能够立案，却反复碰壁。
2019年8月，李星星母女联系上了山东的一位李律师，并在律师帮助下，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立案申请书》。
同年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下，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在立案告知书上，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表示：“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现决定立案侦查。”
然而半年过去了，案件迟迟没有进展，李星星母女不得不求助媒体，这才有了南风窗的这篇报道。
再结合此前连续两次报案失败（一次立案又撤案，另一次根本就没立案，反而让鲍毓明写了那份奇葩保证书），这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加害人鲍毓明是不是有着通天的权势，影响了案件的办理。
这篇报道发布后，就以刷屏之势点燃了公众的愤怒，包括我也是一样。
但我迟迟没有对这个案子发表看法。
一来是，这是单方面（受害方）的信息源，可能会和事实存在一定出入，需要等待加害方（鲍毓明方）的说法公布后，通过交叉验证的方式去进行确认。
二来是，仅凭这篇报道，有一些地方我实在想不明白。
李星星母女2015年认识的鲍毓明，同年年底母亲就放心地把女儿完全托付给了对方，还长期处于母女分离的状态，这个母亲心太大了，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是其一。
其二，李星星第一次报案是在2016年，当时她才14岁。
一个14岁的小女孩去警察局报案说自己被“养父”强暴了，这个情况下，警察是不是应该通知她的亲生母亲才对？
但按照南风窗的说法，李星星母亲直到2019年4月，李星星在烟台报警后才知道女儿被强暴了。
（截图来自南风窗的报道）
这也意味着北京警方当时没有通知李母。
这不太正常。
你说烟台的派出所被权势干扰了这个我还可以相信，但你说鲍毓明能同时收买北京和烟台两地的派出所，这个我是有疑问的。
正好澎湃新闻同时采访到了李星星、李星星母亲以及鲍毓明，而鲍毓明也对南风窗进行了书面回复，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交叉验证的。
02
通过对比不同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双方说法存在出入。
- 鲍毓明和李星星母女是怎么认识的
说法一：澎湃新闻采访李星星母亲时，其母的说法是“因为迷信”。
由于李星星从小磕磕碰碰一直不顺，“听人说要认个养父养母能冲冲这个灾气”，于是她通过某网站的“中间人”，用QQ联系上了鲍毓明，让其以养父的身份带走李星星（注：媒体报道时采用的都是化名，为方便理解，本文统一采用南风窗取的名字，这里澎湃新闻中的“小芳”即李星星，“虹丽”指李星星母亲）。
（截图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
双方第一次联系上的时间是2015年9月，第一次见面时间是同年10月，见面地点为南京。
说法二：南风窗采访李星星母亲时，李母的说法是：
2015年4月份，两人通过网友介绍，相互认识了。鲍某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组成家庭”。
见了面之后，她发现对方年过四十而未婚，有些动摇。
（截图来自南风窗的报道）
南风窗的描述也提到了网友介绍，但细节方面其实有点语焉不详，让人感觉双方似乎是为了组成家庭而在网上进行的相亲，但见面后，李母因为鲍毓明年过四十而未婚，才打消了念头，却让鲍毓明和自己女儿以“养父女”的方式单独相处。
此外，两个说法在认识的时间上也有出入，一个说是2015年9月，一个说是2015年4月。
说法三：鲍毓明在回复南风窗和澎湃新闻时，给出的回复是：
2015年9月，李母在网上看到了他发布了收养孩子的帖子，于是加了他的QQ，并沟通收养事宜。
当鲍毓明得知孩子已经超过14周岁后，提出了疑虑（“哪有收养这么大的孩子”），而李母以孩子身世可怜（家里人对她不好，还失学）为由，说服了鲍毓明和她们在南京见面。
见面后双方感觉不错（“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女孩很喜欢他，他也很想帮到李星星，于是打算等李星星成年后结为夫妻。
（截图内容为鲍毓明对南风窗的回复）
鲍毓明非常狡猾，把所有的法律风险撇得一干二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说李母认识他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帖子来加他，那就意味着两人的认识过程不存在中间人。
这就可以规避一个风险——非法收养。
就在这个案子引发舆论的激烈讨论时，《法治周末报》刊发一篇题为《记者暗访网络送养：中介建群牵线，已出生孩子10万起价》的文章。
为了保护被收养人，我们国家的法律对收养资格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就会存在这么一群人，他们达不到收养资格标准，却又希望能收养孩子，于是非法收养的黑色产业链就诞生了。
在法治周末的报道中，记者在知乎上以“送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随即就找到了多条“送养小孩”信息，并加入了一个名为“爱心救助站二”的QQ群。
（截图来自法治周末的报道，现相关关键词已被知乎屏蔽）
这个群说白了就是拉皮条的，是非法收养的信息中介，所谓的“补偿费”，其实就是“中介费”。
被送养的孩子男女都有。记者还被告知，就她经手的送养和收养而言，已出生的孩子比待产的“价格低”，但至少也要“十万起”。
（截图来自法治周末的报道）
其产业链的下游，还包括“假结婚给孩子上户口”群等等。
（有些父母仅仅是因为还不起网贷，就把刚出生不久的双胞胎孩子卖掉了）
无论是南风窗还是澎湃的报道，双方认识过程中都有通过中间人（只不过澎湃版本的说法是通过某网站的中间人，南风窗的版本是通过网友认识并且有暗示双方的接触存在相亲意味），而鲍毓明则咬定是李母是通过自己发的帖子加到他，不存在中间人，这就规避了“非法收养”的法律风险。
现在3个版本说法都不一致，双方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有待调查。
但值得一提的是，澎湃那个版本其实对李星星母亲也是不利的。
二、在鲍毓明的描述中，把两人的关系描绘成“自由恋爱”，彻底否定了任何一点“养父女”关系的可能，而且还把自己说的很无辜。
下面这段话很关键：
“随后我们了解到因为我是单身，无法和她办收养手续。她妈就说那就等她到了年龄办结婚手续，反正都是一起生活，她自己也说爱我愿意这样陪我一辈子。我想反正我是单身，如果将来感情真能发展到那一步，也不是不可以，就这样开始保持联系了。”
鲍毓明把自己说得好像是法盲一样，但这恰恰让鲍毓明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鲍毓明的本职工作是啥？
是律师，而且是同时持有中、美两国律师执照的律师！
更更关键的是，他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方面有过专门的研究！
早在2011年，他就在自己的博客写过《从“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差距》。
文中以某地的一起幼女性侵案开始切入，通过对比了中美两国在强奸成年人方面的法律差异，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个差距，“避免给有特权的人物以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他对这方面法律非常熟悉，而且感兴趣。
一个从2014年开始就着手计划收养孩子的律师， 一个非常熟悉成年人性侵领域的律师，竟然把自己说得像法盲一样，是认识李星星后才知道自己不符合收养对方的资格，这一条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鲍毓明非常狡猾，他利用自己对相关法律的掌握，去试图规避所有的法律风险。
03
下一个问题：
- 鲍毓明给出的聊天记录可信吗？
昨天，鲍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给出了大量的聊天记录。
这些聊天记录和南风窗的版本存在比较大的出入。
比如在南风窗的那篇报道中，鲍毓明在第一次强暴李星星后，在随后的春节带着她出去旅行，以至于李星星连过年都没有回过家。之后，鲍毓明更是对其控制长达三年之久，李星星和母亲打电话的时候都处于被监视状态（“亲生妈妈经常的来电，她只能在鲍某明的注视下接听”）。
（截图来自南风窗的报道）
而在鲍毓明给出的双方聊天截图中，李星星在2016年1月7号那天就已经自己回南京（李星星母亲在南京打工）了。
（截图内容显示，2016年1月7日，李星星就已经自己回南京了）
期间，双方更是聚少离多，不存在“监禁”一说。
（截图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
再比如，聊天记录显示，李星星最初一直喊鲍毓明为“叔叔”，后来是她自己提出，能不能喊他爸爸才改口的。
这和李星星在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不一致。
更关键的是，在聊天记录中，李星星有表达“大坏蛋，我好想你”。
“反正我是确定想陪伴你一生了。”
以及对谈婚论嫁的讨论。
这又是怎么回事？
李星星（澎湃给出的化名是“小芳”）的回应是，其中有一个QQ号是用鲍毓明的身份信息注册的，“不排除（鲍毓明）自己和自己聊天的可能”。
如果真的是鲍自己在和自己聊天，那只能说他的心思太细密了，早就考虑到有一天可能会闹掰，所以提前伪造了“证据”去泼脏水。
但是，从李星星的回复来看，双方聊天的QQ账号不止一个（另外从打码后的图案来看，头像确实不一样，而且有好几种头像图案），我个人更倾向于聊天记录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那么，如果聊天记录是真实的，或者说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案子？
这就回到了我在文章开头写的那句话：
只要鲍毓明和李星星发生过性关系，那这个案子就反转不了，因为受害人未成年，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都还没有成熟，你绝对不能以成年人的心智水平和认知能力去要求她，甚至是对她进行恶意揣测。
（关于两人有没有发生性关系，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报案时有提供证据，公安机关这边完全可以查到，而且鲍毓明本人也没有否认，所以基本不存在反转的可能了）
04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财新的那篇特稿，这篇稿子在我看来非常糟糕。
因为作者太主观了。
该文作者在朋友圈称，李星星是“故事会人格”，对整个事件的定性是一个从小缺爱的女孩找 sugar dadd（甜心爹地，在国外通常指的是指 Daddy Arrangement 的慷慨成熟男士，中文翻译为高素质、高品位、高收入的“成功人士”），长大后又变心反悔的故事。
而依据则来自鲍毓明提供的“聊天记录”以及各种“消息人士”的说法（财新的记者没能采访到李星星以及母亲）。
但这种居高临下的评价，完全是站在健康成年人的心智水平和认知能力去要求受害者的。
作者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李星星是个孤立无援的未成年人。
她在面对鲍毓明时，无论体格、法律意识、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
当弱势的她遭到强者的侵犯以后，如果缺乏有效的心理干预，很可能会发生“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的提出，我在之前的文章介绍过（详细可见《美国疫情大爆发：特朗普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一文的第4段），而具体到李星星的这个案子则是：
被强暴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并且这个痛苦经历已经发生，无法再改变了。
这个时候，人内心的自我保护机制就会开始起作用，其中一种可能发生的保护方式，就是把伤害行为合理化，来减轻痛苦，并重构内心的秩序。
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林奕含在以自己经历为蓝本改写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就有过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他说：“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
我心想，他搞错了，我不是会把XX误认成棒棒糖的小女孩。
……
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
……
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从主角的这段内心独白可以看出，女孩在被性侵之后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她决定要让自己爱上性侵者，因为“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悲的逻辑：
- 被性侵太苦痛了。
- 但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他就可以对你做任何事。
- 所以如果你爱上性侵者，那性侵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事。
- 既然如此，那就让自己爱上他，这样就可以从被性侵的痛苦中得到解脱。
这种逻辑在后续的描写中也得到了印证：
她（房思琪）强迫自己爱上李国华（性侵者），因为唯有爱上，才能合理化这一切。只要合理，不就不再肮脏了吗？
受害者的反常举动，完全有可能是“认知失调”后的一种异常的心理调适现象。
所以，你不能因为李星星和鲍毓明在聊天过程或者现实生活中，有过亲密言行和举动，就给受害者贴上一个有罪的标签，说她是“故事会人格”，是恩将仇报。
这种行为不仅缺乏同理心，还是对未成年人受害者的恶意揣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财新的这篇报道极为糟糕！
在我看来，媒体除了要努力去挖掘线索，还原真相以外，还应背负起道德责任。
除非你能拿出实锤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存心陷害），否则就不应以恶意去揣测受害人，尤其是，李星星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问题了。
根据南风窗的报道，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还有非常严重的自杀倾向。
我认为这可能和她内心的反抗情绪有关。
她一方面试图合理化自己的遭遇，来缓解“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接受，这种内心的反复的冲突和矛盾，会加剧心理受到的伤害。
那么，有没有可能以更好的方式去走出伤害？
其实是有的。
我注意到了这样一条微博：
这个女孩非常勇敢，为了帮助到有类似经历的女孩，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请求大家转发。
如果看前半段，我们可以发现，当女孩意识到自己被表哥以“玩游戏”为幌子实施性侵后，她不仅没有和表哥划清界限，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异常行为——变得和加害者更加亲密了。
直到她的妈妈严厉喝止了她，她才重新回归正常。
如果有一个可信赖的人，能够站出来告诉她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这种对加害人的异常依恋行为，是有可能纠正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无论是房思琪还是李星星，都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有这样两段描写：
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谁？”“不认识。”“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思琪不说话了，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
这让我想到了两点：
一是，性教育非常重要，不能再缺席了！
二是，当孩子因为受到伤害而陷入迷茫时，成年人的指引和支持真的太重要了！
李星星也曾向外求助过，她的做法是报警。
我不知道第一次报警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那次报警非常重要，希望后续的调查能给个说法。
此外，李星星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女儿被性侵的？
如果真的如南风窗所说，一直到3年后才得知实情，那我只能说她母亲心太大，太大意了。
但如果事实不是这样的话，那我真的太为李星星感到悲伤了。
05
透过这个案子，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做好女孩的心理干预，告诉她“这不是你的错”。
一个14岁的小女孩，被生母送养给了一个40多岁的陌生男人，她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遭到了侵害，在这个过程中，即便她有过反常的行为，甚至对加害人产生过依恋，我们也应该明白，那不是她的错。
这些异常行为完全有可能来源于对方的精神控制，或者由“认知失调”这种心理机制所引发的。
我们不能以成年人的心智水平和认知能力去要求她，甚至是对她进行恶意揣测。
我们应该给她支持和鼓励，帮助她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2.彻查这个案子，彰显公平正义。
李星星的几次报警，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南风窗的报道中称：
一位曾经对她们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有没有出现过权力干预执法的现象？
除此之外，这个案子的背后有没有“非法收养”产业链的参与？
这些问题不仅是要给李星星一个说法，也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好在这一点，目前我们已经在推进了，最高检和公安部已经派出了联合督导组，赴山东进行督办。
相信政府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但
我更希望的是，即便没有督导组，公平正义也能得到彰显。我们的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3.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是时候更新我们的法律了
我们总是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但我更希望伤害不要发生，能防患于未然。
鲍毓明在“收养”李星星的时候，有没有特意筛选过年龄？
从他在“收养”没两个月就实施暴强（如果属实的话），以及他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按照我国刑法，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否同意，一律构成强奸。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有过相应的解释：
“因为幼女是没有性同意能力的，我们要通过限制你的自由，来保护你的性权利。”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14周岁差一天，和刚满14周岁，其心理和生理状态，就会发生本质的区别吗？
当然不会。
所以，只要过了14岁这个门槛，加害人就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利用各种精神控制手段，让受害者与其发生过关系后，还以为是“自愿”的，并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
而另一方面，法律要能够执行，必须要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把这个标准划定在了14周岁。
那么，如何保护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群体？
一个方案是，调高“受害人最低年龄”（低于此年龄则肯定不能同意性行为）。
在美国，由于各州的法律都不一样，这个年龄划定从12到18岁不等（鲍毓明还专门写过这个话题，下面这段话就来自鲍毓明的博客）。
中国的年龄划定，其实可以算是中规中矩的。
在这种情况下，调高“受害人最低年龄”，相信一定会有不小的争议。
那么有没有其他办法？
有，那就是给现有的法律打“补丁”。
2013年，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该意见第21条规定：
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这里的“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指的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我觉得这个补丁不仅非常适合鲍毓明的案子，还能对教师性侵学生，教练性侵学员等犯罪行为，产生威慑。
但可惜的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规范性文件，而非正式的法律。
是时候做点什么了。
人性非常复杂，人群中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变态的癖好，有反社会人格，甚至是有成为连环杀手的倾向。
每当我们关注一起恶性案件，都相当于在经历一次黑暗，但我希望这样的黑暗经历能够为我们的社会换来一丝光明。
这可以是通过一场集体性的公民教育（如全社会对案件的大讨论）来实现，也可以是对现有法律进行补充完善。
让我们一起来推动法律的更新吧，让我们来加强对恶性犯罪行为的震慑。
就像罗翔教授说的：“
法律无法改变人心，但法律应该有所作为。”
P.s
鲍毓明被指已加入美国国籍。
而在他的工作经历一栏，也有着“国家外国专家局认证外国专家”这么一个头衔。
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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