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一条新闻恶心到了。
中兴通讯独立董事鲍某明以“养父”身份性侵女孩长达4年，并且监禁她、控制她，至今拒不认罪。
鲍某明，1972年出生，是教育部认证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国家外国专家局认证专家、全国十佳法律顾问。
正是被他良好的教育背景、可靠的身份蒙骗，2015年，小兰（化名）的生母将女儿托付给他，期待他能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好的生活。
小兰的噩梦，从那时候开始。
2015年的12月31日，鲍某明以“穿衣服睡觉不健康”为由，对女孩实施了性侵。
讽刺的是，鲍某明曾在2013年写过一篇名为《从“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差距》的文章，文中写道，“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罪”有专门定义，特指“行为人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否自愿。”
巧的是，那年，女孩刚满14周岁。
2016年初，网上的医生告诉她，“你被强暴了”，女孩这才明白了自己经历了什么。
之后，她第一次报警。她去了北京的某个派出所，告诉警察“养父”强暴了她。
结果让人不寒而栗，鲍某明消失了几天之后，又回来了。他没有被警察抓走。
在之后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女孩是鲍某明的泄欲工具，不允许上学、没有朋友、和妈妈的联系要在鲍某明眼皮下，她没有隐私，一切都在鲍某明的监视之下。
直到2019年4月8日，女孩自杀被送警，她第二次说出自己的遭遇。
同年5月，她收到《撤案决定书》，鲍某明依然没被抓起来。
之后，每日被可怕记忆入侵，焦虑、抑郁，她开始频频自杀……
10月，在律师的帮助下，再次立案。为了提供证据，女孩多次坦露自己被性侵的事实，揭开自己的伤疤，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抽自己耳光。
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4月9日，鲍某明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
“事情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事情说来话长，但我和她从来没有以“养父女”的关系相处。
去年7月，上市公司董事长王振华对9岁女孩进行猥亵的新闻。
上个月，“韩国N号房”事件中，多名未成年女性遭遇性侵、性暴力。
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只要想到，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只是冰山一角，就想泛呕。
曾有数据显示，1/4的女孩，1/6的男孩，在18岁之前曾遭受性虐待（2015）。
性侵害往往难以启齿，它的真实数量要高得多。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童年被性侵对一个女孩有什么影响？”
下面上百个匿名用户的答案——
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两个堂哥性侵我。我真的几乎没怎么敢表达出来过，这些事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真的是边流眼泪边写这几行字。
我恨他们，恨到我五年级的时候在上课走神的时候就想着要杀掉他们。
现在也是，我现在21了，真的是每两天就要承受回忆起这件事的痛苦，这件事只有我知道，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每次想起来就不停的流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想杀掉他们。
奶奶大概是听到了声音，推门进来了。
表哥提起裤子，说了句我去上厕所就跑了。而奶奶瞪了我一眼说，不要脸！
这三个字，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不明白，我才8岁，被人侵犯。为什么被骂的却是我？
后来奶奶和我说，这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你就完了。
不敢说出来，把秘密埋在心里；
被亲人说“不要脸”，被警告“不许说出去”；
即使鼓起勇气报警，也石沉大海；
美国一项数据显示，只有63%的性侵受害者会报案，而儿童性虐待的案件，是12%。
许多儿童在经历这些事候，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受了什么。小兰在第一次被“养父”性侵后，下体流血不止，上网搜索后才知自己“被强暴了”。
被性侵这件事，“说出来”已经足够艰难，更何况在警察面前提供“证据”。
即使小兰做到了，结果呢？
19年小兰想再次立案时，屡屡碰壁，没人接案。
一位曾表达过善意的警察直言说，
“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施暴者“权势滔天”，是“养父”，是人前的“天之骄子”，而小兰还只是个17岁的孩子。
在恶面前，像是羸弱的茅草。
小兰在警察局录口供时，多次因为情绪激动而中止，甚至她会抽自己耳光。
当警察将手放在她脖子上，问，“他是这样掐你的吗？”
小兰突然哭出声，“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太痛苦了”。
遭遇性侵，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
“自主权的丧失”：被强迫发生性行为，受害者的行动不受自己的意志控制，身体不再属于自己。而被鲍某明身体、精神双重控制下的小兰，一直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
“羞耻与怀疑”：身体受到侵害，而自己却无力反抗，受害者会因为自己的“肮脏”和“无力”而羞耻；无端受到伤害，会对人际关系感到怀疑；
不难想象，受害者越是熟悉施暴者，ta的创伤后遗症越明显。
有研究发现，如果施暴者是个陌生人，67%的受害者会经历心理上的抑郁和生活上的功能失调；
如果施暴者是家庭成员，亲密的朋友或者其他熟人，比率是79%；
如果是亲密伴侣，比率会上升到84%。
信任的、依赖的人，反而做出伤害我们的事，崩塌的三观更是会加重我们对他人，对人际关系的怀疑，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有问题？这是我应受的惩罚吗？”
在陌生的城市，鲍某明是小兰唯一的依靠，她称呼鲍某明为“爸爸”。
在第一次报案之后，“爸爸”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他没犯错吗？警察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是我哪里做错了，才被这样对待吗？”
这种疑惑、怀疑，让年幼的小兰无法处理的混乱。
和其他创伤事件一样，性侵受害者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
·入侵式的创伤事件再体验（记忆）
·回避事件相关刺激
·想法和心境的改变（经历抑郁、焦虑、愤怒）
·变得敏感警觉，总担心危险的存在
严重的，会尝试自杀。
小兰自杀过太多次。
可悲的是，如果不是自杀被救，或许她的遭遇不会公诸于世...
说出自己的经历是勇敢的，哪怕是在网上以匿名的形式。
更多的人，可能没这么勇敢。
“隐瞒”或是“否认事情发生过”，或许能让人找回一些掌控感，“我很强大，我没受到影响”。
然而，没有处理的创伤，会成为一生如影随形的鬼魅，成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引爆的炸弹。
我不忍心说“请为自己发声”，因为现实已经很难了。
但请不要羞于寻求帮助，并且越早越好。
我们谈过太多“自我保护”的建议，却忽略了最好的保护是严惩恶人。
就像作家林奕含说的，
“我原谅了他，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你们不能原谅他，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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