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懷著最深切的憂慮，抱著最美好的希望去見證這一切。
01
我看到網上有好幾篇文章，把新冠病毒跟歷史上的黑死病聯繫起來。其實這種比較不太對。
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也很難完全確定。但按照主流觀點，它大致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腺鼠疫，一旦染上，死亡率差不多是75%；還有一種是肺鼠疫，死亡率可以高達90%。
這兩種病混在一起，光在歐洲就殺死了小一半的人口。原來歷史學家估計是三分之一，後來發現這個估計太保守了，所以又上調到40%。
跟黑死病比起來，現在的新冠病毒相當溫和，目前看死亡率很可能只有百分之二三（由於感染人數難以統計，現在還沒有準確數字）。死者還往往都是有基礎病的老年人。這跟黑死病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
如果新冠病毒爆發在古代，我覺得人們可能根本不會特別留意，最多覺得今年時節不正，死的人稍微多了點。史書上甚至都不見得有什麼記載。
但是，如今的世界已經承受不了這種死亡了。這是現代文明強大的地方，它能讓大規模死亡顯得如此不可想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現代文明脆弱的地方，它能讓一種古人並不會特別在意的病毒顯得如此恐怖。
這次疫情一定會漸漸消失，這沒有什麼懸念。但是它對世界的影響可能卻會持續很多年。
從心理上來說，這次疫情有可能會起到撕裂作用。傳染病和地震、海嘯不一樣。有的災難會把人類團結起來，但疫情這種災難卻會把人們推得更遠，而不是拉得更近。
人們很容易互相恐懼、互相猜忌、互相隔膜，害怕陌生人把病毒帶過來。人與人之間是這樣，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這樣。
這對經濟當然有巨大的破壞作用。現代經濟本身是一種聚集效應。人們湊在一起，經濟才會繁榮。人與人遠離，國家與國家遠離，經濟就會蕭條。而這種蕭條又會產生連鎖效應。政治體系、社會心理也會隨之調整，去適應這種遠離，這種蕭條。
如果世界原本處於一個正常狀態，那麼這種破壞可能很快就平復。但如果世界原來就潛伏著危機，那這種連鎖反應有時會把人們帶到完全不可知的兇險之地。
02
這次疫情讓我聯想到的不是黑死病，而是90年前的經濟大蕭條。
今天我就聊聊這個話題。
在經濟大蕭條之前，世界經濟相當繁榮，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這種繁榮跟技術發展有關係。最重要一點的就是出現了現代化的大批量生產，這有點像現在的IT革命，把整個世界的經濟都刺激起來了。工業品忽然變得便宜了。汽車啊收音機啊都開始普及，電影工業也開始起步。
最繁榮的國家是美國。它是世界頭號經濟體，經歷了所謂的“柯立芝大繁榮”，用紅樓夢的話來說，那時候的美國簡直就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
第二號經濟體是魏瑪德國。美國當時有巨大的貿易順差，賺到的錢轉化成資本，大量湧入德國。德國工業又有巨大潛能，所以開足馬力投入生產。當時的德國人過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希特勒上臺以後，有過所謂的經濟奇蹟。其實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均收入最高的時候也比不上魏瑪德國。
而且在當時的德國，氣氛非常自由，老百姓幾乎幹什麼都都行。所以它的文化也極其繁榮，出了一大堆前衛文學家、藝術家、建築師。希特勒特別瞧不上這些東西，覺得都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的頹廢文化，應該狠狠地治一治。可是在文化史上，大家公認那是一段了不起的日子，稱之為“柏林的黃金時代”。
柏林的黃金時代
在元首眼裡這都是群魔亂舞，遲早都給你取締了
總之，當時第三世界雖然還是很糟糕，但是發達國家日子過得都不錯。商品、資本、技術自由流動，關稅也比較低，算是一種繁榮的全球化經濟。
然後，經濟大蕭條就來了。
經濟大蕭條怎麼來的呢？那說法實在太多了。經濟學家給了很多種解釋，每個解釋還都不太一樣。比如凱恩斯跟弗裡德曼的說法就不一樣，弗裡德曼跟羅斯巴德的說法又截然不同。你要是把他們放一起辯論，他們能打起來。
專家都沒有個準主意，普通老百姓來說，當然就更搞不明白怎麼回事了。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災難。就跟現在咱們看冠狀病毒一樣，好端端地忽然就冒出來了。
03
災難出來以後，各個國家的第一反應就是互相指責。歐洲人都說是美國華爾街惹的禍，華爾街則說是吃了奧地利銀行破產的掛落。
為了保護自己，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生怕外國人搶了自己的飯碗。帶頭搞貿易保護的是美國。大蕭條是1929年開始的，第二年美國就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將成千上萬種商品的關稅都大幅度提高。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就連英國也不例外。英國一直鼓吹自由貿易。對英國來說，自由貿易就是美國的三權分立一樣，那是最大的政治正確，可現在也顧不上了，也要提高關稅，控制配額。
結果一兩年來，全球關稅差不多提高了一倍。
緊接著，各個國家開始搞自救，弄出一個個獨立貿易區。
美國自成一體，英國搞了英聯邦貿易區，德國則是跟東歐和巴爾幹捆在了一起。全球貿易分成了好幾大塊。
這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去全球化“。
去全球化的代價非常慘重。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定，大蕭條本來可以不這麼慘烈，但各個國家這麼一折騰，一自救，把經濟都救的更糟了。
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時候，好多經濟學家都覺得這事不對頭，聯名上書說不能這麼幹。
但是老百姓和政客都不吃這一套：
經濟這麼糟糕了，還不提高關稅？難道眼睜睜讓歐洲那幫畜生往咱們這兒使勁賣東西，搶走美國工人的飯碗，搶走美國農民的田地？
04
大蕭條已成定局，各個國家怎麼應對國內局面呢？
不同的國家態度不一樣。
俄國因為是全封閉的計劃經濟，所以一點事沒有。它就跟現在的朝鮮一樣，以零感染率一枝獨秀，笑傲全球。
但是它雖然沒有發生大蕭條，可是卻發生了大饑荒。1932年，光在烏克蘭，就餓死了至少三四百萬人。當時大家光注意到大蕭條了：哎呀，美國失業工人好可憐啊。可誰也沒注意到烏克蘭人更可憐。
英國選擇了硬扛。
英國受到的打擊比較小。它放棄了金本位制，其他方面沒有做太大的改變，總的來說就是硬扛。
英國恢復的比較成功。還是拿希特勒德國做比較。納粹德國搞了經濟奇蹟，快速恢復經濟。但是如果把德國和英國的人均收入做比較的話，會發現它們幾乎是兩條向上延伸的平行線，幾乎斜率都是一樣的。而且一直到二戰前，英國人均收入都比德國高。
要說優勢的話，就是德國失業率比英國低。英國始終解決不好失業問題。
美國選擇的是刺激。
美國受到的打擊是最大的，幾乎出現了斷崖式的崩潰。它沒敢硬扛，而是搞起了“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沒有直接管控企業，採取的主要是經濟刺激。現在新冠病毒來了，美國說要拿出2萬億美元刺激經濟，這種思路跟羅斯福新政就差不多。
大蕭條中的美國
經濟學家對“羅斯福新政”有很大的爭議。
有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羅斯福新政”延長了經濟危機。他們說，經濟大蕭條是經濟結構扭曲的結果。不去管它，讓它把破壞力量全部釋放出來，經濟結構恢復正常，經濟自然就變好了。這樣時間最短，代價最小。人為去幹預，只會把時間拖長，代價變大。
這種說法是很有可能的。但問題是：這個社會能不能承受得住？
這就好比說，“你快刀斬亂麻，斷頓十天，以後就豐衣足食了“。問題是我熬不過這十天啊，七天就死了呀。我寧肯半年營養不良，長久得病歪歪，也不願意快刀斬亂麻地斷頓十天。
美國也是一樣。如果它是英國，危機沒那麼慘烈，確實可以硬扛。可是美國受到的打擊太大了，如果它不把災難延長，把損失分攤到更長的時間段上，社會可能沒來得及恢復就崩潰了。養癰遺患，也比當場氣絕身亡要好。
所以說，新政即便在經濟上不成功，在政治上也是成功的。羅斯福畢竟帶著美國熬過了大蕭條，政治制度有驚無險，社會結構安然無恙。
德國則採取了最危險的手段。
魏瑪德國的覆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但總的來說，還是它立國的根基不夠深厚，人們對它的信念還不夠堅定，一旦覺得前方有障礙就想換條路，而魏瑪德國的反應又比較蠢，所以魏瑪德國覆滅掉了，希特勒上臺了。
當時大獲成功的一張海報
接著就是所謂的“納粹經濟奇蹟”。這個過程也比較複雜，比如它當時搞的貿易體系和國家證券，要解釋起來就得好長一篇文章。但總的來說，德國也搞經濟刺激，但它的做法比羅斯福新政又激進了一步。
德國倒不像蘇聯那樣搞強制國有化。希特勒對企業並沒有沒收，而是管控。以前咱們的課本里說，希特勒是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其實這個說法不對。希特勒不是什麼代理人，他是主子。德國的資產階級和企業家都是他的奴才，要按他的意思行事。
希特勒這種管控方式確實取得了效果，尤其是基本消滅了失業。但是這種管控潛藏著大問題，主要是債務問題，再加上消費需求不足。在二戰爆發前夕，德國人均工資開始下降，財政上也難以為繼。
希特勒拼命擴張，這不僅出於政治野心，也有經濟上面的考慮。就像他為什麼冒著打仗的風險也拼命要吞併捷克，就跟經濟有很大關係。
於是，二戰爆發了。
戰爭解決了一切問題。所有人都要當炮灰的時候，就不會有失業問題。和平時期吃不上雞蛋就會發脾氣，打起仗來有口饅頭啃就謝天謝地了。戰爭時期，可能會有飢餓，可能會有營養不良，但從來沒有什麼經濟蕭條。
在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德國有600萬人失業。當時人們覺得情況糟得不可能再糟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德國處境還有很大的下降空間。一場戰爭打下來，德國光死就死了差不多600萬。倒是不失業了，直接給弄死了。
唯一得到好處的是美國。其中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它離得遠，戰爭沒有在它本土打。它要是和德國接壤，那絕對也好不了。
05
歷史適合聯想，但不適合比附。比附總是愚蠢的，因為每次大家面對的具體環境都不一樣。沒有哪次危機的經驗是可以直接拿來應用的。
但我相信，還是能夠從過去的災難裡中發現一些基本的規則。比如：
1，全球化是現代社會繁榮的根基，去全球化一定會導致災難。
2，民族主義是一種危險的力量，在危機的時刻尤其如此。應用這種力量一定要謹慎，要知道它的限度。
3，不要輕易地因為危機而改變已有的道路。危機是暫時的，而改變往往是永久的。
4，危機的到來往往不受我們的控制，但是我們的應對往往決定了危機的嚴重程度。
5，世界上永遠沒有“糟糕到不能再糟”的情況。
06
這些天經常有人說“我們在見證歷史”。我們過的每一天都會成為歷史，那為什麼單單說現在我們“見證歷史”？當歷史按照既定的軌道往前運轉的時候，我們不會特意說去見證它。我們說“見證歷史”，見證的往往不是正常的歷史，而是歷史的拐點。
也就是說，一個時代的終結，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這些年確實發生了太多的事情。難民危機，左翼右翼的極端化，特朗普的當選，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暗示著原來的歷史路線已經難以為繼，很可能繁榮的全球化舊時代就要結束，一個新時代就要開始。
而在這個新時代裡，世界有可能變得更加嚴酷。
但是它也並非必然如此。說到底，還是取決於人類的應對。
歷史只會告訴我們各種可能。不管我們腦子有多聰明，知識有多豐富，我們還是難以預測未來。
我們看到歷史的一個浪頭拍過來，我們不知道那是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還是偶然的一次潮湧波動。我們不知道大海會沸騰，還是會平靜。我們不知道人類會選擇錯的東西，還是會選擇對的東西。我們更不知道自己小小的一生，會平安，還是會動盪。
我們只能懷著最深切的憂慮，抱著最美好的希望，因為沒有憂慮的人會死於輕佻，沒有希望的人會死於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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