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对于读者来说，读苏轼的词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因为你时刻都能感受到他那超凡的才情与智慧，更重要的在于，它能传达给你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豁达乐观的性情，这比文学本身更重要，这也正是好的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
刘禹锡
说到乐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也是乐观向上之人，单看他的诗你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豪迈在心中：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
人皆有悲秋之叹，然独独刘禹锡没有，非但没有，他甚至还认为秋天胜于春朝，那晴空一鹤，那天高云淡，都充满了生命激情。
人皆伤时感怀，尤其是面对自己被贬时，无不伤心落泪，哀怨叹息，然独独刘禹锡没有，非但没有，他反而是愈挫愈勇，吹尽狂沙始到金。套用一句通俗的话：道路虽是曲折的，但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此外，刘禹锡还能从绝望当中看到希望，这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恰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给人以无限的希望，纵使山穷水复疑无路，到底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倘若他的好友柳宗元也能有这样乐观的性格，怕也不会英年早逝了。
苏轼
相比较于刘禹锡的乐观来说，苏轼尽管也非常乐观，然而他们二人之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刘禹锡豪迈超群，直抒胸臆；苏轼则坦然处之，不悲不喜；刘禹锡善言大道理，犹如演讲家的激情演说一般，而苏轼则娓娓道来，与细微处见其豁达性情，与生活中见其乐观状态。对于苏轼的乐观性情，这首《定风波》乃是最好的说明。
对于这首词的意思，大致是不难理解的：莫听那穿林的雨声打着树叶，我们不妨一边吟诗长啸、一边慢慢踱着步子。手拄着竹杖，脚穿着草鞋，走在这崎岖的小路上，难道不比骑马来得轻快？还怕什么风雨？披着蓑衣，冒着烟雨，都随它去吧！这些都是自己生平经历惯了的。
那料峭的春风吹来，把我给吹醒了，身上顿觉有了一丝寒意，好在那山头夕阳西下，到底为我送来了一股暖意。回首刚才走过的萧瑟处，尽管不是晴天，但也无风雨了，这一切原本都是无所畏惧的嘛！
苏轼的确是无所畏惧的，这既是一种超脱，也是一份坦然。
当然，仅仅凭词还不足以显示苏轼的伟岸，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首词的序：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在一个春天的黄昏时分，苏轼和一群朋友在沙湖道中游玩，不想风雨俱来。携带雨具的人都先离开了，而那些没有雨具的人只好躲躲闪闪，狼狈不堪，唯有苏轼一人不觉狼狈。没过一会，雨停了，天气放晴，故苏轼有感，遂作此词。
相必在一般人看来，风雨忽至，一定会抱怨老天喜怒无常，变幻不定，可唯有苏轼坦然自若，听之任之，随时迎接大自然的任何变换，莫说下雨，即便是电闪雷鸣，恐怕我们的苏轼也会毫不畏惧的。这就是一种人生境界——乐观、豁达、超脱。
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曾写有一首精致的小诗，所说事物跟苏轼的遇雨颇为相近：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山中留客》
那春山的美景确实惹人流连，只是游客们都惧怕天气的阴晴不定，晴空中出现了一点阴云便想离去，生怕下雨了浑身湿透。面对游人的这种心理，张旭豁达地说到，即便是朗朗晴空，没有下雨的任何征兆，我们要想进入那云山深处，恐怕也会被那云雾所湿。因此何必在乎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这种笑看人生、不惧风雨的心态跟苏轼就颇为相似了！
其实，细究起来，词中的苏轼之所以具有这种超脱达观的心态，与他的个人遭遇不无关系。这首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关于苏轼被贬黄州，那是因为旧党人物的迫害，因为那子虚乌有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担任并无任何职权的黄州团练副使，其实他就是个“罪人”。
《定风波》书法
我们来具体看看这首词：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渲染出了雨势急骤，而苏轼却用“莫听”二字，可见其坦然的心态，他依旧吟啸且徐行。众人皆狼狈不堪，唯苏轼不觉。在苏轼看来，非但不惧，反而这雨还别有一番风趣。因为雨势过大，道路淋漓，骑马是要不得的，如今我身披蓑衣，脚穿草鞋，不正适合在这雨中漫步吗？岂不比骑马走得轻快？后面一句更是直接抒写了苏轼的这种心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难道我这一生经历的风雨还少吗？我不是照样好好地活着，既写了大自然中的风雨，也暗指自己所遭受到的政治迫害。
笑傲人生，搏击风雨，轻松、喜悦、豪迈。
风雨过后即是彩虹——“山头斜照却相迎，”终于雨过天晴了。回首萧瑟处，那更是不值一提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间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呢？
有了这样的豁达心态，即便是苏轼后来遭受到更大的迫害，他也能够从容应对：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广东惠州；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在惠州这片蛮荒之地呆了三年之久的苏轼又被贬了，这会哲宗皇帝给他来了个彻底的——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也不得签书公事。
这个琼州就在今天的海南了。如果说广东的惠州是蛮荒之地的话，那么这海南在当时来说那就是不毛之地了；如果说黄州团练副使是一芝麻小官的话，那么这琼州别驾一职就更不入流了，乃是一九品的小官，比那七品芝麻官还要小许多。这时的苏轼已经整整六十岁了！
要说当时的海南那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在苏轼写给他朋友程秀才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略知一二。苏轼在这封《与程秀才书》中这样写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冰。”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苏轼仍然乐观地呆了三年之久。据说他每天一早起都要迎着海风梳理头发，中午的时候便靠着窗户午休，晚上临睡的时候总是要洗脚，还勤剪指甲。
应该说，相比较于海南被贬，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尽管身心俱疲，尽管有过抱怨，但此时的苏轼对于自己的政治前程还是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还年轻，正值中年，也是第一次遭到迫害，对于仕途多多少少还抱有希望。这与他晚年时被贬海南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晚年时的被贬，当不具有这样积极的心态，起码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对于生活乐观那是苏轼的性格使然。但黄州时的苏轼不一样，不仅生活乐观向上，对于前程他也有着“终会雨过天晴”的愿望。
黄州时的苏轼也是其人生中第一次大反思，反思自己的为政得失，反思自己的性情，在这种反省之中，苏轼开启了其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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