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西漢建立初年，諸侯與郡縣並存的地方性管理制度是漢代有別於前朝的一個特殊亮點。諸侯國的管理和自主約束一直是西漢政治制度管理中，重中之重的節點問題。過多的放權、自主化管理在西漢前期給予了各類皇室同性諸侯國畸形的勢力增長，過分壓制皇權的傾向在這種權力的放縱之中，逐漸顯現。
（漢代郡國並行示意圖）
七國之亂的爆發將這種無法無天的權力濫用，徹底暴露在世人和中央朝廷的眼前。在付出慘重的代價之後，諸侯國暴亂的戰火得到平息，中央的轄制管控的無情鐵手也摸上了各類臣服降國的咽喉命脈。一場地方與中央的地方制度改革就此拉開序幕。諸侯國也在屢次的打擊和鉗制之中，苟延殘喘，再也翻不起逆反的風浪。
一、 高度自治下暗含的制度漏洞：權力使皇族們滋生僭越私心
西漢初期，要問各同性諸侯王之間，為何能翻起七王之亂這種全國範圍內的、有預謀的篡權亂。其初始緣由應當追溯到西漢建國之初奠定的地方政治制度法案。有別於秦王朝建立之前的先秦時代，西漢在地方的管理制度之中，依舊保留了秦代特有的郡縣管理方案。但有所不同的是，郡縣制度實施的同時，劉邦和眾權臣同樣也保留了春秋時期的各諸侯國體系。因而在西漢初年，郡國並行成為這一時期西漢特有的地方體系制度。
（漢景帝畫像）
郡國並行的實施和維持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於傳統的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的聯繫並未因這種新型的體系結構而得到很大的改進和增強。而權力的過分放縱往往會帶來無盡的渴望和貪婪之心的膨脹。過於高度自治的西漢各諸侯國也在這時萌發了逆反和謀逆的不臣之心。
七國之亂最主要的原因歷史早有定論，中央對於同性諸侯王的過分信任、中央管轄官員任免制度的缺失都是造成了這場政治浩劫的內核由來。我們要知道的是，西漢初期諸侯國的建立和維持，在大體方面都要依賴於諸侯王自己的個人態度和自我的具體舉措。諸侯名義上是中央皇權的政治下屬，但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過分放縱的權力賦予，都使這些同性皇室貴族們產生了僭越的私心。可以說，七國之亂，禍起蕭牆，我們或許不應當怪罪於諸侯皇族的貪婪和謀逆，而更應當反思彼時西漢中央制度的不健全實施。
（漢代諸侯身份配飾）
官員作為皇權向下執行過程中的主要實施者，其擔負的意義也是制度和權力實施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諸侯國放縱權力的一個突出代表就是對於其境內官員任免的高度自主化。在七國之亂爆發之前，各諸侯國境內的高階官員除去宰相一職，其下所有官員均由諸侯皇室一人任免。這就造成了中央在地方管轄體系的架空。如果中央皇權沒有對地方形成足夠的管制和威脅，那麼又怎能阻止無法抵擋的暴亂洪流呢？
二、 官階制度和官員任免的命脈鉗制
農業社會為主體下的封建皇權官員，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所接受的官員俸祿都是以糧食的份量作為恆定基礎的。俸祿的多少都是以中央給予的糧食份諸侯量作為主要的參考對象。與西漢郡國並行制度下有所不同的是，在郡縣一級的地方管理體系之下，官員的俸祿多由中央政權直接下撥，而在諸侯國境內的各級官員，則有負責任免官階的各同性諸侯王自我調控。這樣一來，諸侯國儼然成為了西漢國中之國的特殊存在，官員既不受中央的直接任免，又得不到直接的中央俸祿，自然在這種政治制度的初期漏洞之下，成為諸侯王實現野心膨脹的底層傀儡。
（漢代官員俸祿與糧食相關聯）
皇權的擁有者無一例外都是自私的，自我的權力雖然在諸侯國各自的境內得到放縱，但中央實際的統治者也並未傻到將國家的安危完全寄託在諸侯國的自我約束中去。這也是為何在諸侯肆意任免官員的體制中，還摻雜了中央選定的高級官員。但這樣的防控舉措對於諸侯國其他方面的自治行為來說，還是無濟於事。在“七國之亂”中，諸侯相、傅等少數中央指派的高級官員難以阻止諸侯王叛亂。這種名義上的高層監管也因為各方面權力的架空而顯得無足輕重。
事實證明，除卻由中央監管的郡縣地方單位，其餘諸侯王管轄的小範圍領地，都在七國之亂中，參與了這場地方謀逆戰爭。其中中央指派的高級官員，或死或降，無一發揮原本的監督之職。因而這也造成了西漢在這之後的地方官員體制改革。以六千石作為劃分官員等級的標準，相當多中等以上官階的官員得到中央的直接管制，諸侯國皇族任免官員的行為得到進一步的管制。“沸水煮死青蛙”也是這一階段，中央政權採取的綏靖措施。至此，官員的任免始終把控在中央政府的權力歸屬之下。野心勃勃的同性皇族再也不能拉攏、培養屬於自己的心腹，諸侯國的諸項舉措也徹底透明，再也無力折騰其暴亂的波瀾。
三、 職權的變相弱化與移除
在七國之亂爆發之前，諸侯國因為其特殊的政治體系，使得它整體的運作方式與同時期的中央政府毫無區別。所謂國中之國，就是對這一時期諸侯領地政治實況的完美闡述。既然有著國中國的概念，加上官員體系與中央政府並無區別，這些由諸侯王任免的大小官員在具體職責上也同中央隸屬諸士大夫一樣。但這種仿製的官員制度在某些方面還是與普通的集權官職有著些許異處。這些差異也是此時這些目中無人、貪得無厭諸侯王內心的真實投影。
（漢代宰相）
諸侯國境內的高級官員在具體職責上，還相應的劃分成為了兩種不同的職責派別。其一名為輔王，意在輔佐諸侯王實行政治制度及具體政府職能上的操作，是名副其實的高級政治執行者。為何在已有統領境內百官宰相的前提下，再任命和塑造這樣的官職？難道不是多此一舉的無用之舉嗎？非也，非也，輔王這一職責看似與宰相及其類似，但他倆的性質卻又極大的不同，前面提到，宰相是中央強制派來的明面間諜，“食君之祿，當為君做分內之事”，宰相的存在，使得諸侯王時刻暴露在中央的管控之下。因此，培養屬於自己的政策執行者，當為眼下要緊之事。
（七國之亂）
另一個職能則是普通官員實行的治民之責，諸侯王境內的普通百姓也不受中央的直接管控，諸侯王則是他們名義上的直接統領者，治民職責的壟斷，也使得諸侯王起義的群眾基礎十分龐大，在那個以人為治國基本的時代中，誰掌握了絕對的人力和人心，誰就有極大的可能掌控天下。七王之亂的爆發平定之後，由諸侯王原先絕對掌控的百官職責也在這時受到了極大幅度的削弱。
與諸侯王過往密切，容易養成心腹的近侍官員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排斥。諸侯王原先依賴的軍事統領權力也在之後遭到廢除。諸侯王此時真正淪為了“食境內百姓之糧”的父母官，坐吃山空也是在這之後諸侯王沒落的現實寫照。四、 儒家教育的潛在影響與深層次文官的培養
西漢建立之後，與其他後世朝代初次選取官員的任命方式並無區別，都是從現有的功臣中挑選，並加以委任。而功臣也因為時代交替的特殊性，大多也都是從戰火中廝殺出來的軍事武將。文官在基層的官員體系之中，並不佔多。這樣的文武官員分配在七國之亂之後，不再符合當時的政治局勢，也因此造就了另一文化教育體系下的文官崛起。
（武將周亞夫）
國家層面的全國性政治動盪之後，恢復經濟，農業方面的發展尚在其次，人心及帝王正確身份的確立才是戰爭過後，最先值得重新樹立基礎的重要舉措。可以說，在漢武帝時期，以董仲舒為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政治思想，為七國之亂之後的政治秩序重建起到了促進的積極作用。
（董仲舒後世畫像）
文化及政治制度的更新，帶來了官員體制相應的變化，開國初期的武將掌權傳統也在文官的崛起下逐漸消逝了光芒。至此，以文官為政體主導的新型格局就在西漢的內部戰亂中重新建立，一方面，與改進的制度相匹配，抑制了諸侯各國的再次反叛的行為可能，另一方面，也滿足了西漢自武帝時代過後的政治基本綱領要求，可謂是一舉兩得。
結束語：
西漢前期對待同性諸侯王的過分放縱以及帝王權力的分配不均，是導致西漢內部七國動亂的根本原因。這種誕生自不正常官僚體制制度下的暴亂反叛，足以映照出西漢前期所存在的國家層面的社會問題。值得慶幸的是，西漢的國祚並未走到盡頭，多方面的因素綜合影響，使得這個剛剛建立不久的新興王朝，不會同它的前任一般，二世而亡。所以這場七國動亂，對於西漢來說，雖是無法避免，但它的到來卻為西漢的未來照亮了前方。
1：司馬光《資治通鑑》
2：呂思勉《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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