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西汉建立初年，诸侯与郡县并存的地方性管理制度是汉代有别于前朝的一个特殊亮点。诸侯国的管理和自主约束一直是西汉政治制度管理中，重中之重的节点问题。过多的放权、自主化管理在西汉前期给予了各类皇室同性诸侯国畸形的势力增长，过分压制皇权的倾向在这种权力的放纵之中，逐渐显现。
（汉代郡国并行示意图）
七国之乱的爆发将这种无法无天的权力滥用，彻底暴露在世人和中央朝廷的眼前。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诸侯国暴乱的战火得到平息，中央的辖制管控的无情铁手也摸上了各类臣服降国的咽喉命脉。一场地方与中央的地方制度改革就此拉开序幕。诸侯国也在屡次的打击和钳制之中，苟延残喘，再也翻不起逆反的风浪。
一、 高度自治下暗含的制度漏洞：权力使皇族们滋生僭越私心
西汉初期，要问各同性诸侯王之间，为何能翻起七王之乱这种全国范围内的、有预谋的篡权乱。其初始缘由应当追溯到西汉建国之初奠定的地方政治制度法案。有别于秦王朝建立之前的先秦时代，西汉在地方的管理制度之中，依旧保留了秦代特有的郡县管理方案。但有所不同的是，郡县制度实施的同时，刘邦和众权臣同样也保留了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体系。因而在西汉初年，郡国并行成为这一时期西汉特有的地方体系制度。
（汉景帝画像）
郡国并行的实施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传统的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并未因这种新型的体系结构而得到很大的改进和增强。而权力的过分放纵往往会带来无尽的渴望和贪婪之心的膨胀。过于高度自治的西汉各诸侯国也在这时萌发了逆反和谋逆的不臣之心。
七国之乱最主要的原因历史早有定论，中央对于同性诸侯王的过分信任、中央管辖官员任免制度的缺失都是造成了这场政治浩劫的内核由来。我们要知道的是，西汉初期诸侯国的建立和维持，在大体方面都要依赖于诸侯王自己的个人态度和自我的具体举措。诸侯名义上是中央皇权的政治下属，但不健全的政治制度和过分放纵的权力赋予，都使这些同性皇室贵族们产生了僭越的私心。可以说，七国之乱，祸起萧墙，我们或许不应当怪罪于诸侯皇族的贪婪和谋逆，而更应当反思彼时西汉中央制度的不健全实施。
（汉代诸侯身份配饰）
官员作为皇权向下执行过程中的主要实施者，其担负的意义也是制度和权力实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诸侯国放纵权力的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对于其境内官员任免的高度自主化。在七国之乱爆发之前，各诸侯国境内的高阶官员除去宰相一职，其下所有官员均由诸侯皇室一人任免。这就造成了中央在地方管辖体系的架空。如果中央皇权没有对地方形成足够的管制和威胁，那么又怎能阻止无法抵挡的暴乱洪流呢？
二、 官阶制度和官员任免的命脉钳制
农业社会为主体下的封建皇权官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所接受的官员俸禄都是以粮食的份量作为恒定基础的。俸禄的多少都是以中央给予的粮食份诸侯量作为主要的参考对象。与西汉郡国并行制度下有所不同的是，在郡县一级的地方管理体系之下，官员的俸禄多由中央政权直接下拨，而在诸侯国境内的各级官员，则有负责任免官阶的各同性诸侯王自我调控。这样一来，诸侯国俨然成为了西汉国中之国的特殊存在，官员既不受中央的直接任免，又得不到直接的中央俸禄，自然在这种政治制度的初期漏洞之下，成为诸侯王实现野心膨胀的底层傀儡。
（汉代官员俸禄与粮食相关联）
皇权的拥有者无一例外都是自私的，自我的权力虽然在诸侯国各自的境内得到放纵，但中央实际的统治者也并未傻到将国家的安危完全寄托在诸侯国的自我约束中去。这也是为何在诸侯肆意任免官员的体制中，还掺杂了中央选定的高级官员。但这样的防控举措对于诸侯国其他方面的自治行为来说，还是无济于事。在“七国之乱”中，诸侯相、傅等少数中央指派的高级官员难以阻止诸侯王叛乱。这种名义上的高层监管也因为各方面权力的架空而显得无足轻重。
事实证明，除却由中央监管的郡县地方单位，其余诸侯王管辖的小范围领地，都在七国之乱中，参与了这场地方谋逆战争。其中中央指派的高级官员，或死或降，无一发挥原本的监督之职。因而这也造成了西汉在这之后的地方官员体制改革。以六千石作为划分官员等级的标准，相当多中等以上官阶的官员得到中央的直接管制，诸侯国皇族任免官员的行为得到进一步的管制。“沸水煮死青蛙”也是这一阶段，中央政权采取的绥靖措施。至此，官员的任免始终把控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归属之下。野心勃勃的同性皇族再也不能拉拢、培养属于自己的心腹，诸侯国的诸项举措也彻底透明，再也无力折腾其暴乱的波澜。
三、 职权的变相弱化与移除
在七国之乱爆发之前，诸侯国因为其特殊的政治体系，使得它整体的运作方式与同时期的中央政府毫无区别。所谓国中之国，就是对这一时期诸侯领地政治实况的完美阐述。既然有着国中国的概念，加上官员体系与中央政府并无区别，这些由诸侯王任免的大小官员在具体职责上也同中央隶属诸士大夫一样。但这种仿制的官员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是与普通的集权官职有着些许异处。这些差异也是此时这些目中无人、贪得无厌诸侯王内心的真实投影。
（汉代宰相）
诸侯国境内的高级官员在具体职责上，还相应的划分成为了两种不同的职责派别。其一名为辅王，意在辅佐诸侯王实行政治制度及具体政府职能上的操作，是名副其实的高级政治执行者。为何在已有统领境内百官宰相的前提下，再任命和塑造这样的官职？难道不是多此一举的无用之举吗？非也，非也，辅王这一职责看似与宰相及其类似，但他俩的性质却又极大的不同，前面提到，宰相是中央强制派来的明面间谍，“食君之禄，当为君做分内之事”，宰相的存在，使得诸侯王时刻暴露在中央的管控之下。因此，培养属于自己的政策执行者，当为眼下要紧之事。
（七国之乱）
另一个职能则是普通官员实行的治民之责，诸侯王境内的普通百姓也不受中央的直接管控，诸侯王则是他们名义上的直接统领者，治民职责的垄断，也使得诸侯王起义的群众基础十分庞大，在那个以人为治国基本的时代中，谁掌握了绝对的人力和人心，谁就有极大的可能掌控天下。七王之乱的爆发平定之后，由诸侯王原先绝对掌控的百官职责也在这时受到了极大幅度的削弱。
与诸侯王过往密切，容易养成心腹的近侍官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排斥。诸侯王原先依赖的军事统领权力也在之后遭到废除。诸侯王此时真正沦为了“食境内百姓之粮”的父母官，坐吃山空也是在这之后诸侯王没落的现实写照。四、 儒家教育的潜在影响与深层次文官的培养
西汉建立之后，与其他后世朝代初次选取官员的任命方式并无区别，都是从现有的功臣中挑选，并加以委任。而功臣也因为时代交替的特殊性，大多也都是从战火中厮杀出来的军事武将。文官在基层的官员体系之中，并不占多。这样的文武官员分配在七国之乱之后，不再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也因此造就了另一文化教育体系下的文官崛起。
（武将周亚夫）
国家层面的全国性政治动荡之后，恢复经济，农业方面的发展尚在其次，人心及帝王正确身份的确立才是战争过后，最先值得重新树立基础的重要举措。可以说，在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政治思想，为七国之乱之后的政治秩序重建起到了促进的积极作用。
（董仲舒后世画像）
文化及政治制度的更新，带来了官员体制相应的变化，开国初期的武将掌权传统也在文官的崛起下逐渐消逝了光芒。至此，以文官为政体主导的新型格局就在西汉的内部战乱中重新建立，一方面，与改进的制度相匹配，抑制了诸侯各国的再次反叛的行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西汉自武帝时代过后的政治基本纲领要求，可谓是一举两得。
结束语：
西汉前期对待同性诸侯王的过分放纵以及帝王权力的分配不均，是导致西汉内部七国动乱的根本原因。这种诞生自不正常官僚体制制度下的暴乱反叛，足以映照出西汉前期所存在的国家层面的社会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西汉的国祚并未走到尽头，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影响，使得这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新兴王朝，不会同它的前任一般，二世而亡。所以这场七国动乱，对于西汉来说，虽是无法避免，但它的到来却为西汉的未来照亮了前方。
1：司马光《资治通鉴》
2：吕思勉《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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