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科举考试经历看宋朝的科举制度

苏轼画像

苏轼是宋朝最有名的才子，诗词作为他的业余爱好，给他吸引了一大批粉丝，从国内到国外，从平民到太后，和他一样拥有海量粉丝的柳永，空有才子之名，参加科举考试屡次名落孙山。那么苏轼的科举考试成绩到底怎么样呢？

关于苏轼那年参加科举考试有这样一种说法：欧阳修当时担任主考官，阅卷时发现，一份试卷行文风格和自己非常相似，才气纵横，他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学生，为了避嫌，就忍痛割爱，放在了第二名。

就这样，苏轼与状元的荣耀失之交臂。这个说法其实不够准确，因为苏轼的省试成绩是第二名，殿试综合成绩并不高，是乙科第六名。

苏辙在其《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嘉佑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中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下面就通过苏轼的科考经历和成绩，来了解一下宋代科举考试的过程、内容和相关制度。看一看这样的考试是否公平公正，是否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电视剧苏东坡剧照

其一，进士考试的流程和内容

宋太祖开宝六年，殿试开始由皇帝亲自主持。从此，参加了殿试的考生们就成了天子门生。完整的科举制度程序是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制定，分为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大体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

苏轼在参加省试的时候，题目是：“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就是那篇著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讨论刑事案件中的疑罪从轻观点。 欧阳修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科举考试主要分为进士和明经，进士考试的内容是诗赋文章，明经则是给出教材，考试内容主要是填空。明经因为难度比较低，含金量就差一点。，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朝诗人元稹因为家境贫寒，先考明经科，后来不得不重新应考进士。

进士考试内容主要分为诗赋，经义，论，策。经义考题是从儒家典籍中摘出一句话，考生需要就此阐述其中所包含的道理。考生可以自由发挥，自主创新。省试的题目则是要求考生就经史记载中的人物或者典故进行评论。

《宋史·选举志一》：“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殿试的策论就相当于今天国考的申论，大多就时事政治加以讨论。殿试以后，考生就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了。

眉山苏轼塑像

其二，进士考试的防作弊程序：锁院、糊名和誊写。

锁院制度从宋太宗时开始，就是规定考官从接受任务的时候就要住在贡院里，一直到放榜结束，都不能与外人接触，预防考官接受请托，从而影响录取的公正性。

糊名又叫封弥，就是卷子上考生姓名、年龄、籍贯、三代等信息会被糊上，用字号来代替。

糊名制度最早开始于武则天即位的那一年，但是没有被广泛应用。宋太宗淳化三年的殿试开始采用。

宋史记载：将作监莆田陈靖上书，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许之。

省试的糊名制度开始于真宗1008年，礼部侍郎周起，患难贡举不公，请求把糊名制度应用于省试。采用以后，宋真宗高兴的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就是说没本事的考生就挺害怕的，有才华的考生反而都觉得高兴，认为这样很公平。

誊写这一制度始于宋真宗。考生的试卷、封弥、字号都要在宦官和誊录官员的监督下，由专门负责的书吏誊写副本，与试卷对比无误后，将副本交给考官，这样就可以避免考官从字迹上认出考生，从而舞弊给打高分。

所以欧阳修只能从文章风格上猜测，苏轼这张经过誊写，又糊名的卷子，可能是自己的弟子的考卷。

除了锁院、糊名和誊写这三项制度，还有其他预防作弊的措施。

回避制度，也叫别头试，就是说考生和考官如果有亲戚关系，那考官就要回避，由其他考官代替。

排座制度，考试以前，会张榜公布考生的座位，考试的时候不允许移动或者调换。

禁止携带书本、讲义，以及找人代笔。这项制度也是从宋代开始，为此专门设立监门官和巡铺官，在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检查一遍，考试开始以后，还会来回巡查，一旦发现考生有作弊行为，立刻严加处罚。

苏轼回翰林院图

就算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确实做到了公平公正。

其三、科举考试的类别

苏轼在他为母亲守孝结束后，又参加了制科考试。

宋朝的进士考试分为常规性考试和恩科，恩科就是皇帝觉得人才难得，特别赐予某些人进士出身，常规性考试制度基本延续唐朝的做法，分为常科和制科。

制科考试在唐代做为进士考试的补充，并不受到重视。到了宋朝，逐渐形成了经常考试的科目。含金量也大大增加。比如，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目。

制科考试范围比较小，应试资格并不严格，普通百姓、在职官员、已经考中进士的考生，都可以参加。但是需要有两个推荐人的举荐，苏轼当时的推荐人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和龙图阁直学士杨畋。

欧阳修在嘉祐五年《举苏轼应制科状》中说：“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臣今保举，堪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宋代的制科考试难度非常大，通过率也低。三百多年，参加的四百多人，二十二次考试，一共有四十人通过。

苏轼的制科考试成绩在当时轰动一时，他的成绩是第三等。被时人称为百年第一。制科考试分为五等，不过一二等从来都是空缺，三等就是第一了。

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制科可以看成是今天的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综合体，既有着相当的难度，又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确实为朝廷选拔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苏轼就是其中的翘楚。

其四、科举考试的成绩和授予的官职之间的联系

那么为什么苏轼已经考中了进士，还要参加更难的制科考试呢？是他自负才华，不满意自己的成绩，想进一步证明自己吗？

可能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并不是全部。这就关系到科举考试以后，考生们会得到怎样的官职。

这种考试，可以理解为国家中央直属机关某部门公务员招聘的特殊考试。只要通过了，马上就能得到相应的职务，不像唐朝，进士及第后还有两年吏部的审核阶段。

苏轼制科第三等相当于进士的第一名，应该担任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大理评事大理评事是官名，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正八品。

制科第五名和进士的第四、五名一样，授予试衔知县，所谓试衔，就是代理的意思，并不是担任知县实际职务。苏轼进士考试的名次是第六名，按规矩是要外放的，他当时被授予的是福昌主簿，主簿是知县的下属，一般负责钱粮、司法等杂事，品级是从八品或者正九品。

苏轼应该是对自己的进士考试成绩不满意，参加制科考试是为了仕途的起点更高一些。

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

不管是进士还是制科考试，最后经过皇帝这位政府一把手的最后一道关，定了名次，然后按照名次授予官衔，可以说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

三苏祠

其五、科举考试内容与实际的联系

宋太宗时，制科考试内容分为诗赋、论、颂、策、制诰。除了诗赋之外，其余都是偏重于实用型的文章。

宋代的制科考试和实际人事需求联系得比较紧密。

比如，需要有军事才能的人才，那就开一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考试，或者识洞韬略运筹帷幄考试，至于考试内容，当然就和军事谋略相关。

再比如，需要人品端正能言善辩的御史台谏官，那就开一科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考试，考试内容当然得和朝廷规章制度有关。

苏轼的制科考试题是《教战守策》，他的文章一共一千一百多字。主要论述了国家要居安思危，以及君主知道军备的重要性，废弃军备导致的恶果，驳斥了军备无用的论点，并且提出了崇尚武力，时刻备战，预防外敌入侵等观点。

苏轼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后来他在《答李端叔书》里还以此自嘲。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死。”

他的制科应试文章在当时备受好评，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神宗特别喜欢这篇文章，经常在宫中阅读，有时都因此忘了吃饭。

后世有人说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是不世出的天才，但是如果真的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也许并不会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成就，因为文学成就和政治才能是两回事。

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苏轼只不过生不逢时罢了，他的制科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回到朝廷，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已经开始。苏轼的师友都和王安石政见不合，遭到打击，贬斥出京。苏轼也因为对新法有意见，从来没有得到过重用，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被贬谪当中。

但是从苏轼短暂的担任地方官的作为来看，他确实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

同样，从苏轼的科举考试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初年的科举考试，并不像明清时的八股文，程式僵化，束缚思想，而是确实能够与实际操作相联系，也能够达到为国取士为国选才的初衷和目的。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备的考试制度。

苏轼文同六君子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