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以下簡稱為圖)，是反映北宋東京開封城市繁榮景象的歷史畫卷。當時即被譽為“神品”，為皇帝所鍾愛，今天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但是，這件“神品”留給後人太多的未解之謎，圖中虹橋橋頭兩側所立的四根高杆，即是其中之一。有的學者認為是風向杆，[1] 72有的學者視其為古代橋樑端頭的“華表”。[2] 筆者認為，它正是文獻中多次提及的北宋東京街道兩側之“表木”，具有標識方位及道路“紅線”之作用。
一、圖中四根高杆並非風向杆
“風向杆”說者認為，這四根高杆之頂端各立有一鳥形物，表明其是觀風向的用具。鳥隨風轉，鳥頭所指即為風向，過河船隻上的人們藉此即可辨別風向，故應是為了船員所豎的風向杆。風向杆，中國古代確實存在，最早是用雞毛五兩或八兩結在高杆上，以為觀測風向之用，故又稱為“五兩”。晉人郭璞在《江賦》中說：“覘五兩之動靜。”李善注：“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巔，立軍營中。”[3]213 許慎《淮南子》注中亦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也。”唐代尚有“何處寄相思，南風吹五兩”[4]1241 之詩句。這種測風器，亦有立在宮中的。如晉人潘岳在《相風賦》中說：“立成器以相風，棲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於雲中。”[5]卷九十一 唐代天寶年，“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視旌之所向，可知四方之風候也”。[6]《相風旌》
此外，船舶上亦立有五兩，以便隨時觀測風向。這在唐詩中有大量的反映，如劉禹錫的“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4]4104 李白的“扁舟敬亭下，五兩先飄揚”，[4]1811 王初的“野客維舟碧煙裡，竿頭五兩轉天風”，[4]5560 盧綸的“前船後船未相及，五兩頭平北風急”[4]3178 等詩句。宋代海船上也“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7]卷三十四 《客舟》關於此種風向杆的形狀，元末人陶宗儀說：“舟船於檣上刻木作烏，銜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鵝毛為之。亦曰相風烏。”[8]卷十七
可見，稱作“五兩”的風向杆，應是豎立在軍營、宮中或船上，依靠杆上所縛之鵝毛或鳥嘴所銜之幡以辨別風向。而《清明上河圖》中的那四根木杆卻是立在橋頭處(見圖1)，也未見鳥嘴所銜之物，顯然與“五兩”有所區別。並且，如上所述，所賴以辨別方向的是鳥嘴所銜之幡，而非鳥身隨風旋轉。事實上，我們很難明白，此鳥下部安有何種裝置，能讓鳥身如此靈活地隨風旋轉。況且，作為相風鳥安置在船檣之上，是為了隨時觀測風向，以便調整船帆或航向。試想，將風向杆豎立在虹橋兩端，等到船員看到它時幾乎靠岸，還有望風的必要嗎?另外，從漕船上眺望虹橋角處的四根木杆，別說看準鳥頭的方向，恐怕就是鳥身也相當模糊，這如何能依此辨別風向？又有學者認為，這個鳥形物“使得前來的航船從遠處就能看到，作好進橋洞的準備”。[9]329 這更有點牽強。試想，一根細細的木杆，畢竟不是遠航的高大燈塔，可讓人遠望。而當看到此木杆時，那座龐大的虹橋亦能盡收眼底，觀此何用！
圖 1 《清明上河圖》中的“ 表木”
如果說圖中的這四根“表木”為風向杆，那麼同為張擇端的另一幅“神品”《金明池爭標圖》，其中橋樑端頭所畫的四根高杆上亦有鳥形物(見圖2)，應具有同等功用。但是，據史書記載，金明池為北宋東京的一處皇家園林。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對遊人開放，屆時舉行龍舟爭標、百戲等娛樂活動。[10]181 這有必要望風嗎?而在一年中其他三分之二多的時間裡，金明池關閉，又能給誰指示風向呢？
圖 2 宋 《金明池爭標圖》中的“ 表木”
二、圖中四根高杆為標識街道“紅線”的“表木”
根據文獻記載，參照高杆的位置，筆者認為：圖中四根木杆豎立在虹橋兩端街口處，應是文獻中多次提到的北宋東京街道上的“表木”，起著道路“紅線”作用，以防止“侵街”。這是北宋東京封閉的裡坊制走向開放街市制的產物，在中國古都規劃史上佔有重要一頁。
在唐代以前的裡坊制度下，人們生活侷限在坊牆內，未有建築“侵街”之虞。但是，在五代後周世宗顯德三年(956)，下詔允許在開封街道上一定範圍內“種樹掘井，修蓋涼棚”，[11]176 從而造成了“侵街”現象的發生。北宋定都開封城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人口的增加，“侵街”建房現象滋生蔓延。如早在宋太祖時期，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舊屋，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12]10186 又在開寶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13]186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誨部修天駟監，築垣牆侵景陽門街，上怒令毀之，仁誨決杖，責授崇儀副使”。[13]181
但是，宋廷動真格制止這種“侵街”行為，還是在真宗時期。如鹹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狹隘，詔右侍禁門侯謝德權廣之。德權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群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上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佔”。[13]430 在謝德權的以死相爭下，宋廷這次可謂是痛下決心：拆除權貴的侵街邸舍，恢復舊有的禁鼓昏曉制度，同時按照一定的距離豎立“表木”，作為道路“紅線”，嚴禁建築越位。
當然，現實是複雜的，“表木”的豎立並非意味“侵街”現象的終結，這場鬥爭還在繼續。據《長編》七十九記載，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詔：“前詔開封府，毀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屬嚴冬，宜俟春月。”[13]746 仁宗天聖二年(1024)六月，“京師民舍侵佔街衢者，令開封府片旁示，限一歲，依元立表木毀拆”。[13]905 此後在仁宗景元年(1034)十一月，又“詔京舊城內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毀撤之。遣入內押班岑守素，與開封府一員專其事，權知開封府王博文請之。”[13]1038 《宋史》也載：“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12]9745 又據宋人杜大王圭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三十記載，神宗元豐五年(1082)，有司請求宋廷“又按民廬冒官道者，請悉撤之，至華表柱止”(此表明，北宋開封街道兩旁的“表木”，又稱“華表柱”)。但是，儘管政府屢次打壓，“侵街”者並未被制服。如曾任三司度支、鹽鐵判官的王子融，因街道卒除道，侵佔了其“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12]10186 至宋徽宗時，開始徵收“侵街房廊錢”，[14]186 等於承認了其合法性。
認了其合法性。正是由於多年的“侵街”行為，導致了開封城內“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15]380 的局面。至北宋末年，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上看，沿街建築鱗次櫛比，應是多年“侵街”行為的結果。當然，並非宋東京的所有街道均被侵佔。如作為皇帝專用道路的四條御街，即是例外。其中的南北御街，“約闊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10]51
“侵街”的同時，還出現了“侵河”現象。如宋仁宗時期，“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包)拯乃悉毀去”。[12]10317 神宗元豐年間，“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16]卷三十《王學士存墓誌銘》
宋廷所立之“表木”，儘管並未制止住“侵街”行為，但是為“侵街”建築的認定及拆除，提供了標識與範圍。並且，從謝德權“約遠近，置籍立表”來看，北宋東京街道上應有不少起著道路“紅線”作用的“表木”，為時人所關注。這種“立表”的做法，還運用到軍營中。如北宋軍事家曾公亮《武經總要》卷二記載，在講武訓練時，每1200步為一場地，場內“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17]卷二 以此作為北、中、南三軍進退的標識。並且，除了東京外，其他地方也有立表現象。如在州城，即曾“立表於市以撤屋”。[12]10585
宋廷在虹橋角下豎立四根“表木”，起到防止“侵街”與“侵河”的雙重作用，張擇端將其入畫，以代表北宋東京城內眾多的“表木”，是頗具匠心的。
並且，圖中“表木”上部各橫出一個十字架，指引了東西南北四方。這也是自古以來表木或華表所具有的路標功能。這種十字架，兩木水平正交，故又名交午木。早在大禹治水時，即“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18]《夏本紀》東周時期，還出現了“城上千步一表”[19]《雜守》 之現象。漢代，又在亭郵和大道旁立表。如《漢書》如淳注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20]卷九十《酷吏傳》 漢鄭玄注《禮》亦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柱四出，即今之華表。”[18]卷十《孝文本紀》 晉人崔豹也說，“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錶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今西京謂之交午木”，[21]9 即立表於街道十字路口。隋朝洛陽城內，有一座跨甘泉渠的王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22]4 路邊立表，並非少見。如宋人王採《漁家傲》詞中有“洛水東流山四繞，路傍幾個新華表”[23]詞品第三十四 之句。可知，作為交通要道的標識，華表在當時應是常見之物。
三、圖中“表木”上所立之鳥形物應為仙鶴
關於圖中“表木”上所安置之鳥形物，“風向杆”說者認為其是觀風向之用。其實，這不是普通之鳥，亦非用作觀風向，而是仙鶴，表示吉祥之意。
關於華表上端安置仙鶴，還有一段來歷。據陶淵明《搜神後記》記載：“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衝天。”[24]卷一 從此，象徵吉利的仙鶴出現在華表之上，正如宋代羅願在《爾雅翼》卷十三中所說古以鶴為祥，故立之華表。唐詩中即有多處描寫鶴棲華表之事，如“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4]2446 “幾時翔集來華表，每日沉吟看畫屏”;[4]7802 “影定欄杆倒，標高華表齊。煙開虹半見，月冷鶴雙棲”;[4]8142 “華表千年一鶴歸，凝丹為頂雪為衣”[4]4121 等詩句。
北宋開封城，更有“仙鶴”降臨人間之喜事。據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記載：“丁晉公(謂)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舞於殿廡之間。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群鶴迎繞前後，彌望不知其數。至於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25]卷二 徽宗政和二年(1112)上元節之傍晚，開封皇城宣德門前祥雲拂鬱，“倏有群鶴飛鳴於空中，仍有二鶴對止於鴟尾之端，頗甚閒適，餘皆翱翔，如應湊節。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嘆異久之”。(見宋徽宗《瑞鶴圖》背面宋徽宗題識)為此，宋徽宗還專門賦詩一首，並畫一幅《瑞鶴圖》，現珍藏於遼寧省博物館。宋人對仙鶴情有獨鍾，視其為“祥瑞”。故將其模型安放在“表木”之上，除了表示吉祥之外，還用以昭示當時宋廷所標榜的“太平盛世”。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北朝人楊之所說北魏洛陽永橋，其“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沖天勢”。[26]119 也許，楊氏將仙鶴誤作了鳳凰，因為這是文獻中的孤例。鳳凰，也是古代傳說中的神鳥，東漢許慎在《說文》中說：“鳳之象也，鴻前麟後，鸛顙鴛腮，龍文龜背，燕頷雞啄，五色備舉。”[27]《鳥部》 《爾雅·釋鳥》郭璞注說，鳳凰體形是“雞頭、燕頷、蛇頸、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28] 從漢畫像石及其他形象資料來看，鳳凰大體呈孔雀之狀。而圖中“表木”上的卻是長頸高昂，顯然是鶴類而非鳳凰。
另外，又有學者認為杆上所立的為木製金雞。[9]328 金雞，是中國上古流傳的一種神物，常棲身於神樹“扶桑山”上。如《神異經·東荒經》曰：“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29] 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了商代晚期青銅製作的“金雞”和青銅“扶桑樹”，二者都是日神崇拜的產物。又有的說是在扶桑樹上。如晉人郭璞在《玄中記》中說：“蓬萊之東，岱輿之間，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巔常有天雞，為巢於上。每夜至子時則天雞鳴。”[30] 陶淵明在《歸田園居》中亦有“雞鳴桑樹顛”[31]卷二 之詩句。因此，金雞所棲的為“扶桑山(樹)”，而非華表柱。
四、圖中“表木”並非古代橋頭之“華表”
北宋東京街道兩側所立之木杆，從上面所引文獻來看，稱為“表木”或“華表柱”。宋人高承更說，華表或謂之表木，“應劭曰今宮外橋樑頭四柱是也”。[32]389 並且，從圖中的“表木”來看，對照文獻記載，與古代橋樑兩側的華表相同。於是，有學者即認為是虹橋橋頭華表。[2] 對此，曾有專家提出質疑。[33]48筆者認為，圖中的“表木”，採取了傳統的“華表”形式，但並非古代的橋頭華表。首先，圖中的這四根表木柱，位於橋頭四角外側，與橋樑並非一體。這應不是張擇端的疏忽，因為在其另一幅“神品”《金明池爭標圖》(見圖2)中，在仙橋四角亦畫有四根華表，明顯地與橋身連為一體。而在元代界畫家王振鵬的《金明池龍舟圖》中則更是將四根華表畫在橋欄半坡上(見圖3)。此種華表的功能，主要是橋樑的標誌，淡化了其原有的方向及吉祥意義，更無道路“紅線”作用。於是，橋頭華表發展到元明以後，有的連接其中的兩根表木，做成牌坊門，上標橋名。如元代永樂宮純陽殿《純陽帝君仙遊顯化之圖》壁畫中《度孫賣魚》中的華表牌坊門上，即標出“遇仙之橋”之名。[34]48 而《清明上河圖》中的華表卻立在虹橋四角的兩側(這一點從圖中右下角的一根表木上看得更清楚)，與虹橋本身無關。
至於今北京天安門前後明代永樂年間所立的兩對華表，用漢白玉雕刻而成，頂端承露盤上安有蹲獸，分別表示“望君歸”與“望君出”之意，旨在提醒皇帝戒淫勤政，此為華表的新功能。
圖 3 《金明池龍舟圖》中的“表木”
最後，也許讀者會問：既然北宋開封街道兩側立有很多“表木”，張擇端為何僅將虹橋兩端的四根入畫，而不畫別處街道上的?筆者認為，這應是張氏有意為之，它反映了東京汴河兩岸“侵街”之嚴重及政府關注之深。起初，為防止行人墜入河內，“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為浮屋”。[34]卷七 後來，隨著漕運的發達，汴河沿岸，成為稱作“南河”[35]《食貨》二七之九 的宋東京繁華商業地帶。這裡集中有牛馬行、果子行、紙行、菜行、面市等行業，[13]3302 並有邸店、水磨、茶場及各種貨場、牲畜圈欄等交易場所。[13]3281 因此，這裡成為官私爭利之地，“侵河”行為亦非常激烈。於是，哲宗紹聖四年(1097)下詔，“沿汴兩岸房廊除堤面依條留一丈五尺外，應地步並交割與京城外”。[13]4561 汴河諸橋處，作為水陸運輸的交會點，商業更為繁盛，“以至市橋亦有地稅”。[13]3302 橋樑本身，也不得不加以保護。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下詔：“京城汴河諸橋，差人防護，如聞邀留商旅舟船，官司不為禁止，自今犯者坐之。”[35]《方域》一三之一九至二0 仁宗天聖三年(1025)正月，又下詔：“在京諸河橋上，不令百姓搭蓋鋪佔欄，有妨車馬過往。”[35]《方域》十三之二一 可見，宋東京汴河橋附近一定分佈有眾多的商業店鋪，只是未見具體的文字記載。但是，當時開封東南有座陳留橋，想拆遷他處，僅僅因為有位大戶的“邸店舍在橋下，徙則邸店盡廢”，還鬧出了一場官司。[13]3548 由此可以推想，處於商業繁華地帶的虹橋，其下的邸店商鋪一定會更多，“侵河”、“侵街”現象更為嚴重。這從《清明上河圖》即可看到：不但橋面上有臨時攤位，橋頭附近的汴河兩岸更是佈滿了各種店鋪，如“十千酒店”等。因此，汴河兩岸應是宋廷治理的重點所在，“表木”也應豎立更為密集。這種現象，生活在開封的張擇端應十分熟悉，故特在這張歷史畫卷中的虹橋兩側繪出四根，以代表東京街頭眾多的表木，是深有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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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合群，男，河南大學土木建築學院副教授，博士，考古學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建築學重點學科帶頭人，河南大學土木建築學院古建築保護研究所所長。
文章來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48 卷 第 3 期，（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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