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下简称为图)，是反映北宋东京开封城市繁荣景象的历史画卷。当时即被誉为“神品”，为皇帝所钟爱，今天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但是，这件“神品”留给后人太多的未解之谜，图中虹桥桥头两侧所立的四根高杆，即是其中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是风向杆，[1] 72有的学者视其为古代桥梁端头的“华表”。[2] 笔者认为，它正是文献中多次提及的北宋东京街道两侧之“表木”，具有标识方位及道路“红线”之作用。
一、图中四根高杆并非风向杆
“风向杆”说者认为，这四根高杆之顶端各立有一鸟形物，表明其是观风向的用具。鸟随风转，鸟头所指即为风向，过河船只上的人们借此即可辨别风向，故应是为了船员所竖的风向杆。风向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最早是用鸡毛五两或八两结在高杆上，以为观测风向之用，故又称为“五两”。晋人郭璞在《江赋》中说：“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3]213 许慎《淮南子》注中亦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唐代尚有“何处寄相思，南风吹五两”[4]1241 之诗句。这种测风器，亦有立在宫中的。如晋人潘岳在《相风赋》中说：“立成器以相风，栖灵乌于帝庭，似月离乎紫宫，飞轻羽于竿杪，若鸾翔于云中。”[5]卷九十一 唐代天宝年，“五王宫中各立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视旌之所向，可知四方之风候也”。[6]《相风旌》
此外，船舶上亦立有五两，以便随时观测风向。这在唐诗中有大量的反映，如刘禹锡的“好日起樯竿，乌飞惊五两”，[4]4104 李白的“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4]1811 王初的“野客维舟碧烟里，竿头五两转天风”，[4]5560 卢纶的“前船后船未相及，五两头平北风急”[4]3178 等诗句。宋代海船上也“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7]卷三十四 《客舟》关于此种风向杆的形状，元末人陶宗仪说：“舟船于樯上刻木作乌，衔幡以候四方之风，名五两竿。军行以鹅毛为之。亦曰相风乌。”[8]卷十七
可见，称作“五两”的风向杆，应是竖立在军营、宫中或船上，依靠杆上所缚之鹅毛或鸟嘴所衔之幡以辨别风向。而《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四根木杆却是立在桥头处(见图1)，也未见鸟嘴所衔之物，显然与“五两”有所区别。并且，如上所述，所赖以辨别方向的是鸟嘴所衔之幡，而非鸟身随风旋转。事实上，我们很难明白，此鸟下部安有何种装置，能让鸟身如此灵活地随风旋转。况且，作为相风鸟安置在船樯之上，是为了随时观测风向，以便调整船帆或航向。试想，将风向杆竖立在虹桥两端，等到船员看到它时几乎靠岸，还有望风的必要吗?另外，从漕船上眺望虹桥角处的四根木杆，别说看准鸟头的方向，恐怕就是鸟身也相当模糊，这如何能依此辨别风向？又有学者认为，这个鸟形物“使得前来的航船从远处就能看到，作好进桥洞的准备”。[9]329 这更有点牵强。试想，一根细细的木杆，毕竟不是远航的高大灯塔，可让人远望。而当看到此木杆时，那座庞大的虹桥亦能尽收眼底，观此何用！
图 1 《清明上河图》中的“ 表木”
如果说图中的这四根“表木”为风向杆，那么同为张择端的另一幅“神品”《金明池争标图》，其中桥梁端头所画的四根高杆上亦有鸟形物(见图2)，应具有同等功用。但是，据史书记载，金明池为北宋东京的一处皇家园林。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对游人开放，届时举行龙舟争标、百戏等娱乐活动。[10]181 这有必要望风吗?而在一年中其他三分之二多的时间里，金明池关闭，又能给谁指示风向呢？
图 2 宋 《金明池争标图》中的“ 表木”
二、图中四根高杆为标识街道“红线”的“表木”
根据文献记载，参照高杆的位置，笔者认为：图中四根木杆竖立在虹桥两端街口处，应是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北宋东京街道上的“表木”，起着道路“红线”作用，以防止“侵街”。这是北宋东京封闭的里坊制走向开放街市制的产物，在中国古都规划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在唐代以前的里坊制度下，人们生活局限在坊墙内，未有建筑“侵街”之虞。但是，在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下诏允许在开封街道上一定范围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11]176 从而造成了“侵街”现象的发生。北宋定都开封城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侵街”建房现象滋生蔓延。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12]10186 又在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13]186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13]181
但是，宋廷动真格制止这种“侵街”行为，还是在真宗时期。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门侯谢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13]430 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恢复旧有的禁鼓昏晓制度，同时按照一定的距离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严禁建筑越位。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七十九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13]746 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师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片旁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13]905 此后在仁宗景元年(1034)十一月，又“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13]1038 《宋史》也载：“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12]9745 又据宋人杜大王圭的《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三十记载，神宗元丰五年(1082)，有司请求宋廷“又按民庐冒官道者，请悉撤之，至华表柱止”(此表明，北宋开封街道两旁的“表木”，又称“华表柱”)。但是，尽管政府屡次打压，“侵街”者并未被制服。如曾任三司度支、盐铁判官的王子融，因街道卒除道，侵占了其“邸店尺寸地，至自诣开封府诉之”。[12]10186 至宋徽宗时，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14]186 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
认了其合法性。正是由于多年的“侵街”行为，导致了开封城内“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15]380 的局面。至北宋末年，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看，沿街建筑鳞次栉比，应是多年“侵街”行为的结果。当然，并非宋东京的所有街道均被侵占。如作为皇帝专用道路的四条御街，即是例外。其中的南北御街，“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10]51
“侵街”的同时，还出现了“侵河”现象。如宋仁宗时期，“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包)拯乃悉毁去”。[12]10317 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16]卷三十《王学士存墓志铭》
宋廷所立之“表木”，尽管并未制止住“侵街”行为，但是为“侵街”建筑的认定及拆除，提供了标识与范围。并且，从谢德权“约远近，置籍立表”来看，北宋东京街道上应有不少起着道路“红线”作用的“表木”，为时人所关注。这种“立表”的做法，还运用到军营中。如北宋军事家曾公亮《武经总要》卷二记载，在讲武训练时，每1200步为一场地，场内“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17]卷二 以此作为北、中、南三军进退的标识。并且，除了东京外，其他地方也有立表现象。如在州城，即曾“立表于市以撤屋”。[12]10585
宋廷在虹桥角下竖立四根“表木”，起到防止“侵街”与“侵河”的双重作用，张择端将其入画，以代表北宋东京城内众多的“表木”，是颇具匠心的。
并且，图中“表木”上部各横出一个十字架，指引了东西南北四方。这也是自古以来表木或华表所具有的路标功能。这种十字架，两木水平正交，故又名交午木。早在大禹治水时，即“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18]《夏本纪》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城上千步一表”[19]《杂守》 之现象。汉代，又在亭邮和大道旁立表。如《汉书》如淳注曰：“旧亭传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师古曰：“即华表也。”[20]卷九十《酷吏传》 汉郑玄注《礼》亦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柱四出，即今之华表。”[18]卷十《孝文本纪》 晋人崔豹也说，“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今西京谓之交午木”，[21]9 即立表于街道十字路口。隋朝洛阳城内，有一座跨甘泉渠的王桥，“桥南北有华表，长四丈，各高百余尺”。[22]4 路边立表，并非少见。如宋人王采《渔家傲》词中有“洛水东流山四绕，路傍几个新华表”[23]词品第三十四 之句。可知，作为交通要道的标识，华表在当时应是常见之物。
三、图中“表木”上所立之鸟形物应为仙鹤
关于图中“表木”上所安置之鸟形物，“风向杆”说者认为其是观风向之用。其实，这不是普通之鸟，亦非用作观风向，而是仙鹤，表示吉祥之意。
关于华表上端安置仙鹤，还有一段来历。据陶渊明《搜神后记》记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24]卷一 从此，象征吉利的仙鹤出现在华表之上，正如宋代罗愿在《尔雅翼》卷十三中所说古以鹤为祥，故立之华表。唐诗中即有多处描写鹤栖华表之事，如“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4]2446 “几时翔集来华表，每日沉吟看画屏”;[4]7802 “影定栏杆倒，标高华表齐。烟开虹半见，月冷鹤双栖”;[4]8142 “华表千年一鹤归，凝丹为顶雪为衣”[4]4121 等诗句。
北宋开封城，更有“仙鹤”降临人间之喜事。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丁晋公(谓)为玉清昭应宫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鹤舞于殿庑之间。及记真宗东封事亦言宿奉高宫之夕有仙鹤飞于宫上，及升中展事而群鹤迎绕前后，弥望不知其数。至于天书每降，必奏有仙鹤前导。”[25]卷二 徽宗政和二年(1112)上元节之傍晚，开封皇城宣德门前祥云拂郁，“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凑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见宋徽宗《瑞鹤图》背面宋徽宗题识)为此，宋徽宗还专门赋诗一首，并画一幅《瑞鹤图》，现珍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宋人对仙鹤情有独钟，视其为“祥瑞”。故将其模型安放在“表木”之上，除了表示吉祥之外，还用以昭示当时宋廷所标榜的“太平盛世”。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北朝人杨之所说北魏洛阳永桥，其“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26]119 也许，杨氏将仙鹤误作了凤凰，因为这是文献中的孤例。凤凰，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凤之象也，鸿前麟后，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27]《鸟部》 《尔雅·释鸟》郭璞注说，凤凰体形是“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28] 从汉画像石及其他形象资料来看，凤凰大体呈孔雀之状。而图中“表木”上的却是长颈高昂，显然是鹤类而非凤凰。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杆上所立的为木制金鸡。[9]328 金鸡，是中国上古流传的一种神物，常栖身于神树“扶桑山”上。如《神异经·东荒经》曰：“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29]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商代晚期青铜制作的“金鸡”和青铜“扶桑树”，二者都是日神崇拜的产物。又有的说是在扶桑树上。如晋人郭璞在《玄中记》中说：“蓬莱之东，岱舆之间，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子时则天鸡鸣。”[30]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亦有“鸡鸣桑树颠”[31]卷二 之诗句。因此，金鸡所栖的为“扶桑山(树)”，而非华表柱。
四、图中“表木”并非古代桥头之“华表”
北宋东京街道两侧所立之木杆，从上面所引文献来看，称为“表木”或“华表柱”。宋人高承更说，华表或谓之表木，“应劭曰今宫外桥梁头四柱是也”。[32]389 并且，从图中的“表木”来看，对照文献记载，与古代桥梁两侧的华表相同。于是，有学者即认为是虹桥桥头华表。[2] 对此，曾有专家提出质疑。[33]48笔者认为，图中的“表木”，采取了传统的“华表”形式，但并非古代的桥头华表。首先，图中的这四根表木柱，位于桥头四角外侧，与桥梁并非一体。这应不是张择端的疏忽，因为在其另一幅“神品”《金明池争标图》(见图2)中，在仙桥四角亦画有四根华表，明显地与桥身连为一体。而在元代界画家王振鹏的《金明池龙舟图》中则更是将四根华表画在桥栏半坡上(见图3)。此种华表的功能，主要是桥梁的标志，淡化了其原有的方向及吉祥意义，更无道路“红线”作用。于是，桥头华表发展到元明以后，有的连接其中的两根表木，做成牌坊门，上标桥名。如元代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仙游显化之图》壁画中《度孙卖鱼》中的华表牌坊门上，即标出“遇仙之桥”之名。[34]48 而《清明上河图》中的华表却立在虹桥四角的两侧(这一点从图中右下角的一根表木上看得更清楚)，与虹桥本身无关。
至于今北京天安门前后明代永乐年间所立的两对华表，用汉白玉雕刻而成，顶端承露盘上安有蹲兽，分别表示“望君归”与“望君出”之意，旨在提醒皇帝戒淫勤政，此为华表的新功能。
图 3 《金明池龙舟图》中的“表木”
最后，也许读者会问：既然北宋开封街道两侧立有很多“表木”，张择端为何仅将虹桥两端的四根入画，而不画别处街道上的?笔者认为，这应是张氏有意为之，它反映了东京汴河两岸“侵街”之严重及政府关注之深。起初，为防止行人坠入河内，“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34]卷七 后来，随着漕运的发达，汴河沿岸，成为称作“南河”[35]《食货》二七之九 的宋东京繁华商业地带。这里集中有牛马行、果子行、纸行、菜行、面市等行业，[13]3302 并有邸店、水磨、茶场及各种货场、牲畜圈栏等交易场所。[13]3281 因此，这里成为官私争利之地，“侵河”行为亦非常激烈。于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下诏，“沿汴两岸房廊除堤面依条留一丈五尺外，应地步并交割与京城外”。[13]4561 汴河诸桥处，作为水陆运输的交会点，商业更为繁盛，“以至市桥亦有地税”。[13]3302 桥梁本身，也不得不加以保护。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八月下诏：“京城汴河诸桥，差人防护，如闻邀留商旅舟船，官司不为禁止，自今犯者坐之。”[35]《方域》一三之一九至二0 仁宗天圣三年(1025)正月，又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35]《方域》十三之二一 可见，宋东京汴河桥附近一定分布有众多的商业店铺，只是未见具体的文字记载。但是，当时开封东南有座陈留桥，想拆迁他处，仅仅因为有位大户的“邸店舍在桥下，徙则邸店尽废”，还闹出了一场官司。[13]3548 由此可以推想，处于商业繁华地带的虹桥，其下的邸店商铺一定会更多，“侵河”、“侵街”现象更为严重。这从《清明上河图》即可看到：不但桥面上有临时摊位，桥头附近的汴河两岸更是布满了各种店铺，如“十千酒店”等。因此，汴河两岸应是宋廷治理的重点所在，“表木”也应竖立更为密集。这种现象，生活在开封的张择端应十分熟悉，故特在这张历史画卷中的虹桥两侧绘出四根，以代表东京街头众多的表木，是深有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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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合群，男，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考古学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建筑学重点学科带头人，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8 卷 第 3 期，（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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