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建章（知名企業家、攜程創始人）
4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初步核算數據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6.8%，這是1992年採用國民賬戶核算體系（SNA）以來，中國經濟GDP指標首次負增長。
相比之下，2003年的“非典”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要小得多。中國經濟在2003年第二季度受“非典”影響最大，但“非典”並沒有改變當時經濟上行的趨勢。
2003年四個季度GDP增速分別為11.1%、9.1%、10%和10%，二季度GDP增速比前後兩個季度平均增速僅低大約1.5個百分點。通過對比，足以反映新冠疫情對中國今年第一季度國民經濟所造成衝擊的嚴重程度。
目前中國境內的疫情形勢已經明顯好轉，相比之下，歐洲和美國的疫情仍在惡化，累計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持續上升。然而，中國為取得這種輝煌的抗疫成果，其實付出了極大的經濟代價。
中國抗疫的基本模式是：嚴防死守+封城停工+嚴格隔離。尤其是武漢市，從1月23日封城至4月8日解封，長達76天。在封城期間，武漢的工業生產和公共交通基本上陷於全面停擺狀態。
抗疫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這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有沒有可能在控制疫情的同時，把經濟代價控制到儘量低的水平？在這方面，韓國不封城、不停工的抗疫經驗值得借鑑。
韓國的疫情一度也很嚴重，自2月19日“新天地教會”集體感染致疫情暴發，大邱和慶尚北道成為重災區。接下來的十多天，韓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五六百個，最高的2月29日新增909例，3月3日累計確診病例突破五千，當時韓國被認為是“除中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總統文在寅的民調支持率也在那時降到最低點。
2月23日，文在寅總統宣佈，韓國政府將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預警級別上調至最高“嚴重”級別。這是韓國自2009年甲型H1N1流感後，時隔11年再次發佈最高級別預警。
緊接著，韓國成立以國務總理為第一負責人的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出臺了一系列抗疫措施：從嚴管理入境人員，取消大型公共集會，關閉圖書館、教堂之類公共聚集場所，建議民眾保持社交距離，各類學校延遲開學或通過網絡授課。
但上述措施並非韓國獨有，許多歐洲國家也採用，為何後者卻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呢？其實，韓國的最重要防疫措施，就是儘量普遍地、大規模地進行檢測，把所有感染者，不管有沒有症狀全部篩查出來，然後及時隔離或送往定點醫院治療。因為流行病學阻斷傳播的關鍵，就是隔離感染者。
為了擴大檢測範圍，韓國大幅放寬檢測條件：有疑似症狀者均可免費檢測。在大邱新天地教會出現聚集性感染後，官方要求所有新天地教徒均需接受檢測。2月19日新天地教會集體感染暴發僅一天後，韓國的病毒檢測能力即達到1萬人次，此後日均檢測約1.5萬人次，峰值時近2萬人次。
韓國具備這樣的檢測能力，是吸取了2015年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的教訓。近年來，韓國引入了緊急使用許可制度，縮短了藥物和試劑投放市場所需的時間。現在，韓國也在給其他國家供應檢測試劑盒。比如，應美國的要求，4月14日韓國向美國運送60萬個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
為了提高檢測效率，韓國首創“得來速”（Drive-Thru）檢測法，也稱為“免下車”檢測法。“Drive-Thru”原本是一種快餐連鎖店經營模式，司機不用下車，打開車窗就可以從餐廳購買漢堡包、飲料等快餐食品。韓國將該方式應用到新冠疫情的病毒檢測工作中。
在公共停車場裡，防疫人員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被檢測者坐在車上，搖下車窗，就可以被提取檢測樣本，極大減少人員接觸感染風險。“免下車”檢測只需10多分鐘即可完成。檢測結束後可回家等待，檢測結果會發送至手機。
韓國還開發了兩種抗疫App：“自我診斷App”和“居家隔離App”。中國疫情爆發後，韓國政府要求入境韓國的中國旅客，必須用手機下載“自我診斷App”並綁定自己的信息。使用者每天都要在這個App上輸入自我診斷信息（比如是否有發燒等症狀），這個App始終提示使用者開啟GPS，說明App在定位，記錄每個使用者的行動軌跡。
現在，這個範圍已擴增至所有入境韓國的人員。在韓國本土疫情爆發後，“居家隔離App”於3月上旬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地區率先投入使用。這個App可以活用GPS功能，當居家隔離人員脫離指定位置時，使用者和負責其監督工作的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員的App將同時收到警報，然後行政安全部工作人員將居家隔離者勸回。
大規模檢測之後，韓國的感染者在最短的時間內被篩查出來，傳染源被切斷，到3月中旬，韓國疫情就得到了有效遏制，每天確診人數維持在100多例。截至4月15日，韓國較前一天新增27例確診病例，這是韓國境內單日新增病例數連續一週低於50例，9日-14日分別為39例、27例、30例、32例、25例、27例。
韓國在控制疫情的同時，不封城、不停工，普通市民的正常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被譽為全球抗疫的“模範生”。
4月15日，韓國舉行第21屆國會議員選舉，總統文在寅所屬的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優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韓國政府在這次抗疫中取得顯著成效。
需要說明一點是：2月25日，韓國政府宣佈將大邱和慶尚北道兩地劃為特別管控區，採取“最大程度封鎖措施”力阻疫情蔓延。但“封鎖措施”並不等於“封城”，而是意味著加強防疫密度強度，阻斷疫情社區擴散，並沒有禁止人員和車輛的流動出入。
韓國執政的共同民主黨首席發言人洪翼杓也解釋說，所謂的“最大限度的封鎖政策”主要是指防疫意義上的阻止新冠肺炎擴散，包括最大限度地動員防疫人員和軍隊醫療人員，最大限度地隔離和治療患者，儘快增加病房，防止感染早期擴散等，而不是在地理意義上封鎖這一地區。
除了韓國以外，我國臺灣地區也是在不封城、不停工的情況下控制了疫情。1月20日，武漢臺商回臺確診後，臺灣立即成立疫情指揮中心，每天在電視上做倡導短片，教導民眾勤洗手、戴口罩，信息公開透明，一旦發現人群聚集立即發送短信示警。
得益於2003年非典爆發後建立的港埠篩檢站和居家隔離制度，臺灣地區的疫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截至4月17日，臺灣地區累計確診395例，出院166例，死亡6例。
目前，我國的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新形勢下，應該建立常態化的疫情防控機制，對入境人員和國內重點地區人員進行普遍檢測，一旦發現確診病例，要迅速開展全面的流行病學調查，找出密切接觸者並及時隔離，從而切斷傳染源，而不應該簡單粗暴地採用一刀切的封城封村、全面停工停產，也不應該重複隔離來自低風險地區的旅客。
總之，在防控疫情的同時，還要儘量避免由於過度的防疫措施而帶來次生災害。韓國能做到的事情，中國應當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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