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黨爭非常厲害，其中臺鑑頗有推波助瀾之功。臺鑒參與黨爭，對北宋的政治風氣產生了惡劣的影響。那麼具體來說，臺鑒參與黨爭對北宋的政治風氣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具體影響呢？下面帶大家來看一看。
一、是非標準被黨派標準所取代，加劇了官場傾軋和吏治腐敗。
朋黨在用人問題上實行援引私人，重用親信的政策。他們往往重用子弟親屬，援引同鄉，薦舉門生故吏等，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一些奸邪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機。北宋黨爭日益激烈，為了維持各自政治集團的力量，舉薦官吏不再“任人唯賢”，轉而任人唯“黨”，這種現象在“新法之爭”和“新舊黨爭”時期尤為突出。
王安石甫一執政，已經充分意識到了朝廷輿論對變法命運的影響。為了順利推行新法，其在變法準備階段便意圖控制言路，大力舉薦支持變法的士大夫為臺諫官，如舉薦李定為御史、張商英為監察御史，同時將反對新法的臺諫官驅逐出臺諫系統。諫官吳申、御史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覬、諫官唐垌等人皆因反對新法被貶官。王安石把反對新法的臺諫官盡皆貶逐，“臺諫言執政者皆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成為執政黨臣的臺諫言事議論自然以附會執政風旨為準則。
哲宗時期，在對待臺諫的問題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高度一致。正如王安石拉攏臺諫、排斥異己一樣，司馬光入持政柄之後，立即提拔舊黨士大夫為臺諫官，“擢劉摯為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引在言路，結成黨羽”。選用臺諫皆是以黨派為標準，而不考量其是否具有臺諫應有的政治品格和能力，從而導致官僚系統混亂、吏治日益腐敗。
臺諫參與黨爭風氣的盛行，使朋黨之間互相傾軋，從政治迫害到干預學術，無一不為。
宋徽宗時期的“崇寧黨禁”是蔡京集團對所謂元祐黨人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迫害，然而實際上遭到迫害的並非只有元祐黨人。蔡京將一切異者都劃為元祐黨人，列入“元祐黨籍”，完全是出於私利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元祐時期，元祐黨人曾禁燬“荊公新學”，蔡京便如法炮製，其以政治干預學術，並將之擴大化，對元祐黨人的所有文學作品一併禁燬。禁燬“荊公新學和“元祐學術”對北宋文學、文化造成了重大損失。
二、宋廷關於朋黨的爭論與反思趨於頻繁
在臺諫參與黨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北宋君臣關於“朋黨”的討論和反思也逐漸增多，其中關於朋黨的弊端以及如何去朋黨的爭論最為頻繁。
楊萬里曾說:
“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
建中靖國元年（1101），殿中侍御史商倚上疏徽宗乞戒朋黨之弊:
“臣嘗聞自古朋黨之論既起未有不為朝廷患。臣不敢遠引漢唐敗亂之跡為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說互作，豈朝廷所欲為哉臣願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戒勵及出榜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朋黨之弊，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
上述記載足以說明宋人對朋黨的弊端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元祐二年（1087）五月，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哲宗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奸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元祐八年（1093），尚書右丞梁燾奏曰：
“陛下必欲無朋黨交通之患，莫若判別邪正，辨察真偽，無惑先入之說。必取眾多之議，則事合公當不牽於所愛；必察偏私之情，則真偽自明。常使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朋黨自消，交通之歡自無矣。”
紹聖四年（1097），御史中丞邢恕上疏論朋黨曰:“凡朋黨所以成者，以其所愛，雖不肖得以私進之；所惡，雖賢得以私退之。由此能鼓動人情，使之歸己，此朋黨之所以成也”，於是建議哲宗：
“使威福予奪足為臣下之利害者，皆自己出，則人人砥節向公，惟事君而已，豈復肯附執政大臣為朋黨哉？執政大臣雖欲植朋黨，豈可得哉？”
邢恕這段論述充分說明了朋黨不分是非、黨同伐異的特性，他認為君主只有把威福予奪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使人臣惟知事君，才能遏制大臣朋黨。
三、在臺鑑催化下，黨爭呈不斷擴大趨勢
最後，在臺諫的催化下，北宋時期的黨爭呈現出不斷擴大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黨爭持續的時間增長；利用文字獄打擊的異黨人數愈來愈多，打擊力度也越來越大；黨爭從政見之爭發展為意氣之爭。
“景祐黨爭”發生在景祐三年（1036）五月。
“慶曆黨爭”始於慶曆四年（1044六月，終於慶曆五年（1045）十一月，持續了17個月。
“濮議之爭”始於治平二年（1065）四月，終於治平三年（1066）三月，持續了11個月。
神宗朝的“新法之爭”則貫穿於熙豐年間而不止，其餘波甚至影響到哲宗時的“新舊黨爭”“新舊黨爭”則從元豐八年（1085）八月一直持續到北宋末年。
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時期的臺諫參與黨爭，主要是因政見分歧而導致的朋黨之爭，但隨著不同黨派的形成和擴大，哲宗時期的黨爭已經發展為意氣之爭，最終在徽宗時期走向全面黨錮。
“進奏院獄案”受到最大打擊的是蘇舜欽，其在此案中被貶之後，再未進入中央權力系統，同時被貶的大約有十幾人。“烏臺詩案”中除蘇軾外，受到牽連被貶的有25人。“車蓋亭詩案”則是北宋以來打擊面最廣、打擊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獄案，舊黨藉此案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了一次清算由此可見，臺諫在北宋時期的幾次文字獄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文字獄的影響逐漸擴大。
宋仁宗和英宗時期臺諫參與的黨爭，其影響僅限於黨爭之時，黨爭結束其影響也隨之消失，沒有擴大化的現象。
然而，從宋神宗時期開始，臺諫參與的黨爭逐漸呈現出擴大化的趨勢，哲宗和徽宗時期尤其突出，黨爭雙方逐漸以排擊整個政治集團作為目標，極盡詆誣和羅織之能。隨著愈來愈多的臺諫參與朝廷的黨爭，黨爭不斷擴大化終釀成黨禍，宋人也感慨道:
“祖宗時，異論之人，未嘗深貶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
北宋後期，隨著臺諫勢力的增強，臺諫官誣劾他人、攻訐好勝的現象日益增多。臺諫詆訐成風，是臺諫參與的黨爭擴大化的重要因素。此外，君權和相權對臺諫制度的破壞，也是黨爭擴大化的主要原因。
結語：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臺諫參與黨爭使北宋的政治風氣有所變化，主要表現在:
一、是非標準被黨派標準所取代，政治上是非不分，加劇了官場傾軋和吏治腐敗；
二、宋廷關於朋黨的爭論與反思趨於頻繁；
三、在臺諫的催化下，北宋的黨爭逐漸擴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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