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不光是农业大国，还是军事强国。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中国一直处在世界发展的最前沿。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看似都是乱世，对百姓造成了很难弥补的肉体与内心伤害，但不外乎中国的军事实力因此而提升。就算最后到统一的年代，国家数量不是很多，但每个国家的实力却都是很强的。全国趋于统一，这些国家的兼并功劳也少不了。这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战国时期，秦国的实力由于变法而逐渐增强，但这也少不了常年征战的因素。无论用什么方法训练军队，战争永远是检验军队战斗力的“最好”选择。
日本应该是从商业转变为军事大国的，但它的商业基础也不怎么强。在几代天皇的努力下，经济实力甚至还不如我们轻视商业的中国强大。但经过多年的努力，最后还是有一些成果的。况且日本是以商业提升为目标，而中国则是大踏步加快农业产量，这样几百年过去后，中国与日本的农商差距将会越来越远。相对而言，我认为农业算是比较闭塞的，而商业往大了说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域性的外交。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带动自己国家的发展，速度较快。而商业则是交易双方互相发展，速度是农业的各一半，但不如农业单一。对于一个长久发展的国家，显然商业要更好一些。毕竟发展总不能靠自己国家的力量，更多的应该是学习他人之长，改正自己之短，实乃强国也。
中国的将军习惯采用战术，一些人在这基础上又提出了兵家理论，孙武出书《孙子兵法》、还有不知名的《三十六计》。总之，中国军队打仗，讲究计谋，人数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因而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例子并不罕见，只有那些以打仗为了的统治者，才不会使用计谋，频繁中计。如苻坚，以及元朝末期的一些皇帝，这些人只有通过一味地加强中央集权，来提高军队实力。就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央集权就像是一个处在锅中的“小鲜”，重之不得，轻之不得。“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但如果法令不足，这个国家的统治就不会长久，军事实力也必定不会强大。
而日本最初是采用拼人数的“战术”的，纵观日本整个战国时期，除了武田信玄还懂得一些孙子兵法的要妙之处外（但也没能在使用过程中搞明白），其它的大名几乎在战争中都不用计谋。要说日本人最钟爱的武器是大刀和长剑，也不是全无道理。这两种武器在近战时最有威力，对付骑兵是长枪好用，但如果不成队列，那么仍旧是敌军的刀下鬼。当然，这也是日本战国时代的流血事件非常多，几支侦察队的交锋，就能染红旁边的一条河流。这足以看出日本的战争多数是残酷的，但也是没意义的。
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双方在交战时只想着置敌人于死地，并没有考虑那些不该有的“道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诸侯都是因为讲究仁义，从而被打败的。如宋襄公令敌军过河后再攻击等，在战争中，各家的学说均没有用场，只有法家与兵家（尤其是兵家）才是战争中真正的主角。这也是日本军阀在战争中高于中国之处，但这随着封建王朝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中国的军阀战争已经成为了领地的争夺与权力相争。“仁义”已经不起作用，“为政以德”也早已和古书埋到地底下了。
日本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在19世纪末一跃而起，成为了亚洲军事强国。这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后期的懦弱无能是分不开的。双方在同等实力下使用战术是有效的，但在武器根本就不是一个年代的战争里，落后的那一方必将灭亡。况且日本是岛国，进攻当时的清政府只能从海战开始，虽然北洋水师也有部分战列舰，但都是耗资巨大买来的。中国海军并没有大规模制造战列舰的能力，但日本却已经掌握了。这就是一个长久之计，最后日本还是成功入侵了中国，瓜分清朝的领地。
此时的农业发展显然已经派不上用场，日本的崛起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商业。中国虽然败了，但也从中得出了教训，从此农业与商业均衡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强国。
再来对比一下日本士兵素质。这个绝对没得说，中国完胜。中国因为讲究仁义，所以在对待俘虏方面，还是比较仁慈的。（张献忠除外）这也是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许多关于兵法的书籍都特别强调了这点，这貌似并不能增加我方人数，但却可以降低敌方士气，动摇军心。即使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一蹶不振，而日本则不提倡接受俘虏，对待俘虏最常用的就是斩首，这在织田信长的军队中尤为突出。
织田军队从来就没有降俘，即使是敌方君主有投降之心，也会被织田断然拒绝。在打败浅井长政时，后者自知织田不会放过他，便切腹自尽。这也使日本战国的许多大名丧失了获取良将的机会，基本上许多大名征战到逝世，伴随他的还是那些初始的家臣，几乎没有变动。如果遇上大的战役，家臣大部阵亡的话，那么这个大名也就完蛋了。就像武田胜赖打的那场败仗一样，武田家至此灭亡。
而中国军阀割据势力的许多优秀将领，大多数都是通过俘虏而来的，三国时期尤其是魏国的将领，张辽等猛将都曾是曹操的俘虏，后来在魏国也有了一席之地。如此而言，日本的大名在用人才能上远不及中国，这也令他们在征讨过程中非常吃力。如果原始的家臣综合素质又不高，那么这个大名必定会成为战乱时代的牺牲品。
既然没有能力去招安名将，那么日本大名取胜的实力，只能凭借军队数量了。但即使这样，日本战国时期他们最强大的军队还不如中国那时候的一个小国。日本是一个岛国，人口本来就没有多少，壮年男子全国那时候也就几十万。分到大大小小的大名里，军队人数最大不到五千人，甚至有的才是几百人。这些日本军阀普遍爱钻牛角尖，他们就因此在士兵的装备上去下工夫。
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繁殖能力也很强，所以即使是处在夹缝当中的弱国，兵力也要有上万人。这主要和君主的德才是分不开的，他们通过游说，以及优秀的政治才能，去招揽军队。而后又给他们很高的封赏，在战争中有功者还可以升官进爵。况且由于中国的战国时代真正的“硬仗”其实很少，如果不是王国之战一般伤亡人数都不多，这也和计谋的灵活使用有关。而这也增强了国君的威严，使更多人甘愿加入他的队伍。
日本在防护方面可能要略胜中国的乱世一筹，因为日本的战国时代与中国最后一个较大的乱世——五代十国而言，还是相差了几百年时间。以后的宋元明清，无论是分裂程度还是战争数量之多，都无法与日本战国时代相比拟了。那时候火枪已经在各个军阀之间流行起来，但成本尚高，弓箭仍是军队中主要的射击武器。日本大名们由于人少，每名士兵都会随身携带弓或弩，在敌军冲锋时先射上几分钟，然后抽刀近战拼杀。到了中后期甚至组建了火枪队，双方对战时甚至都成了火枪的互相射击，那么人数较少的部队就会处于被动状态。
于是大名们便在士兵们的防护装置上加大功夫，不光有披甲，还有护肘、护腕等甲片，尽量减少士兵的伤亡数量，但却就加重了士兵的战场负重。不知为何，这些大名为了加强士兵在战场上的移动速度，竟然令他们穿着没有防护的鞋子（有点类似于布鞋）作战。士兵们对五脏六腑的防护尤为重要，每名士兵都佩戴护心境，这个东西可以抵挡弓箭与火枪子弹的直接射击，击中后就会弹开，在近战中也能抵御大刀的攻击。
中国士兵尽管也有防护，但并没有日本战国时期的部队那么严格，因为中国封建时期乱世的军阀主要使用的是冷兵器，其伤害程度并没有火器那么大。这也是中国军队行军速度较快的一个原因之一，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士兵都披上了防护力较强，但却不是特别沉重的鱼鳞甲等。
日本在军事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战役有没有取胜的优势，都特别喜欢使用敢死队。许多军阀在战争前夕，都会组织一帮人，给他们丰厚的奖赏，令他们上阵杀敌。这些人通常没有活着回来的，但都能给敌军造成重创。后来因为火器普遍流行，敢死队的编制开始逐步废止。而中国除了毫无优势的背水一战，或者是保卫首都的战役外，其它时候都不会派出敢死队来作战，尤其是在我方军队有足够优势取胜的时候。因为敢死队普遍都是由一支军队中最为勇猛，对国军最忠诚的士兵组成的。这些士兵一旦阵亡了，那么军队的核心就会丧失，战斗力也会随之而下降。
但日本人不管这些，他们只考虑眼前的战斗是否能够胜利，这算是每个大名目光短浅的一面吧！
与时代相结合的一大不同，就是日本战国时期骑兵已经不是主力，而中国的乱世骑兵仍是主要角色。这与火器的崛起有直接关系，十多个火枪兵排成列射击，就可以阻击一个近百人的骑兵队。其实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从武田胜赖打的那场败仗开始，才逐渐意识到骑兵已经丧失了战场上霸主地位。在这一战当中，武田强大的骑兵被火枪火炮一排排击倒，但其战斗力还是不可小觑，仍旧一拨拨往前冲。直到最后打光了全部兵力，武田家的许多著名武将也全部战死，而织田德川联军损失还不到二百人。
至于中国的战乱由于都是在冷兵器时期，骑兵完全就是这个时期的霸主，没有之一。任何步兵即使持最好的武器，也难以和骑兵单独抗衡，除非组成方阵前进，会使骑兵不敢靠近。长枪长矛算是与骑兵近战时的唯一克星，至于弓弩则是远程打击骑兵的武器，但普遍证明没什么效果，除非使用火箭可以大面积烧杀骑兵。这也要计算好速度，才能将敌军骑兵尽可能多得在射程内，被大面积射杀。
战争，对于老百姓而言，往往造成的伤害是难以磨灭的。但不一定每场战争带来的影响都是坏的，有的推翻了一个万恶的王朝，有的则促进了时代的进步。而中国和日本的乱世时代，这样的战争有很多，对比来看的影响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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