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是指宋太祖乾德初年，趙匡胤在酒宴上以榮華富貴誘通幾位手握重兵的將領交出兵權，從而以和平的方式將兵權收歸中央的歷史事件。
趙匡胤何以會在建國之初便急於將兵權收歸己有呢？
自唐代安史之亂起，四方領兵的節度使便不奉王命，擁兵割據。延續到五代十國，大臣篡政之事更是屢見不鮮，宋初曾有人慨嘆說，朝為比肩之人，夕便有君臣之分，政權更迭如同走馬。
趙匡胤及其謀臣趙普意識到，天下之所以僭竊相繼，戰亂不斷，其原因就在於節鎮權力太重，跋扈難制，因此欲穩固趙宋統治，必須抑奪其權。
趙匡胤之所以上臺，就是因為他握有中央最強大的禁軍部隊，有堅強的武力做後盾。
因此，他剝奪的首要目標便是曾經為其稱帝立下汗馬功勞，與其兄弟相稱的石守信、王審琦等禁軍將領。
據《宋史.石守信傳》載，趙匡胤在一次晚宴上突然惶惶不樂，發出為帝后未嘗安枕而臥的哀嘆。石守信等人忙問其故，趙匡胤講：
“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
石守信等人惶恐不知所措，趙匡胤遂藉機勸他們退還兵權，多積金帛財物，“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於是，石守信等人在次日便都藉故有病，請求罷職。
趙匡胤自然恩准，予以重賞，令他們以節度使名號在朝充任散官，至於讓皇帝寢食不安的禁軍兵權自然就轉到趙匡胤一人手中了。
趙匡胤於杯酒之間解決了宿將主兵這個問題，接著便以同樣的形式解決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問題。
趙匡胤一面將各州政事、司法、經濟等職權分離出來，轉由文臣掌握；一面則直接著手削弱其軍事力量。
乾德三年(965年)，初，命天下州縣挑選本部士卒，強壯者一律送到京城充任禁軍。
開寶二年(969年)，諸藩鎮入京朝見皇帝。宋太祖盛宴招待之際，故伎重演，再次對這些功臣宿將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關懷”。
於是，以風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為首的諸藩鎮紛紛表示引退。次日，趙匡胤便將他們全部留居京城，改任環衛官或其他散職。
這是“杯酒釋兵權”的延續和發展。
“杯酒釋兵權”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與宋太祖對形勢的準確把握是分不開的。
宋太祖在確認已經完全掌握政局之後，方才適時地採取適當方式將兵權收歸中央。
宋太祖以和平方式奪取了政權，又以和平的方式將兵權順利收歸中央，
這與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那種殺戮功臣的做法完全不同，是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穩定的。
事實上，宋太祖以及後來的宋太宗收攬兵權，是與北宋政權逐步統一全國的步伐相一致的。
歷史表明，這種剝奪兵權的方式，在當時並沒有對北宋統一南方、滅掉北漢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杯酒釋兵權”對當時北宋軍隊的戰鬥力並未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
但是，“杯酒釋兵權”的順利進行絕非意味著它的完全成功。在趙宋王朝加強對軍隊控制的過程中，“杯酒釋兵權”只是第一步，隨之而來的是軍事制度的變革。
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使統兵權與調兵權相分離；更戌法令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募兵制造成了龐大卻軟弱無力的軍隊。
凡此種種，均為今後北宋在對外作戰中屢戰屢敗埋下了制度上的禍根。
“杯酒釋兵權”中宋王朝，以優厚的生活條件換取了功臣宿將手中的兵權。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叱吒的將軍們返鄉後，廣置田產，多買奴婢，過起子逍遙自在的富家翁生活。
但是，他們的存在卻嚴重破壞了經濟生活的正常規律。兼併土地、買賣人口本為政府所明令禁止，但在這些人面前卻又顯得那麼蒼白無力。
後人在評價北宋經濟時，當時是“田制不立”，究其根源，不能說與“杯酒釋兵權”沒有關係。
“杯酒釋兵權”在歷史上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軍事領域。它是趙宋王朝軍事制度改革的原則體現，更是趙宋王朝積貧積弱歷史事實的源頭所在。
北宋朝鮮有“叛將變兵”產生，這一點不容置疑，但北宋朝對外作戰屢遭敗績，年年歲幣外奉，更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說，“杯酒釋兵權”在宋初也許是必需的，但作為一種歷史經驗，是功是過，卻委實難以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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