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指宋太祖乾德初年，赵匡胤在酒宴上以荣华富贵诱通几位手握重兵的将领交出兵权，从而以和平的方式将兵权收归中央的历史事件。
赵匡胤何以会在建国之初便急于将兵权收归己有呢？
自唐代安史之乱起，四方领兵的节度使便不奉王命，拥兵割据。延续到五代十国，大臣篡政之事更是屡见不鲜，宋初曾有人慨叹说，朝为比肩之人，夕便有君臣之分，政权更迭如同走马。
赵匡胤及其谋臣赵普意识到，天下之所以僭窃相继，战乱不断，其原因就在于节镇权力太重，跋扈难制，因此欲稳固赵宋统治，必须抑夺其权。
赵匡胤之所以上台，就是因为他握有中央最强大的禁军部队，有坚强的武力做后盾。
因此，他剥夺的首要目标便是曾经为其称帝立下汗马功劳，与其兄弟相称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
据《宋史.石守信传》载，赵匡胤在一次晚宴上突然惶惶不乐，发出为帝后未尝安枕而卧的哀叹。石守信等人忙问其故，赵匡胤讲：
“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石守信等人惶恐不知所措，赵匡胤遂借机劝他们退还兵权，多积金帛财物，“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
于是，石守信等人在次日便都借故有病，请求罢职。
赵匡胤自然恩准，予以重赏，令他们以节度使名号在朝充任散官，至于让皇帝寝食不安的禁军兵权自然就转到赵匡胤一人手中了。
赵匡胤于杯酒之间解决了宿将主兵这个问题，接着便以同样的形式解决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
赵匡胤一面将各州政事、司法、经济等职权分离出来，转由文臣掌握；一面则直接着手削弱其军事力量。
乾德三年(965年)，初，命天下州县挑选本部士卒，强壮者一律送到京城充任禁军。
开宝二年(969年)，诸藩镇入京朝见皇帝。宋太祖盛宴招待之际，故伎重演，再次对这些功臣宿将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怀”。
于是，以风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为首的诸藩镇纷纷表示引退。次日，赵匡胤便将他们全部留居京城，改任环卫官或其他散职。
这是“杯酒释兵权”的延续和发展。
“杯酒释兵权”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宋太祖对形势的准确把握是分不开的。
宋太祖在确认已经完全掌握政局之后，方才适时地采取适当方式将兵权收归中央。
宋太祖以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又以和平的方式将兵权顺利收归中央，
这与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那种杀戮功臣的做法完全不同，是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稳定的。
事实上，宋太祖以及后来的宋太宗收揽兵权，是与北宋政权逐步统一全国的步伐相一致的。
历史表明，这种剥夺兵权的方式，在当时并没有对北宋统一南方、灭掉北汉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杯酒释兵权”对当时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并未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
但是，“杯酒释兵权”的顺利进行绝非意味着它的完全成功。在赵宋王朝加强对军队控制的过程中，“杯酒释兵权”只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军事制度的变革。
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使统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更戌法令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募兵制造成了庞大却软弱无力的军队。
凡此种种，均为今后北宋在对外作战中屡战屡败埋下了制度上的祸根。
“杯酒释兵权”中宋王朝，以优厚的生活条件换取了功臣宿将手中的兵权。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的将军们返乡后，广置田产，多买奴婢，过起子逍遥自在的富家翁生活。
但是，他们的存在却严重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规律。兼并土地、买卖人口本为政府所明令禁止，但在这些人面前却又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后人在评价北宋经济时，当时是“田制不立”，究其根源，不能说与“杯酒释兵权”没有关系。
“杯酒释兵权”在历史上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它是赵宋王朝军事制度改革的原则体现，更是赵宋王朝积贫积弱历史事实的源头所在。
北宋朝鲜有“叛将变兵”产生，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北宋朝对外作战屡遭败绩，年年岁币外奉，更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说，“杯酒释兵权”在宋初也许是必需的，但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是功是过，却委实难以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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