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些文人官僚，雖然學富五車、才華橫溢，但由於人品很渣，一旦進入朝堂便興風作浪，輕則黨同伐異、排斥賢良，重則蠹政敗國，將國家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委實可惡、可恨、可鄙。據史書記載，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十位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官僚，他們用自己的行為很好地詮釋了“無恥”二字。
1. 譙周(201-270年)
譙周為蜀漢大儒，精研六經，頗曉天文，門生眾多，《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便是他的學生。譙周以儒學見用，官至光祿大夫，為蜀漢學者之首，是公知中的公知，大咖中的大咖，儼然蜀地“精神教父”。
譙周雖極富學識，但在政治上屬於“投降派”，對蜀漢政權的合法性經常提出質疑，一向反對北伐戰略，並因勸後主投降獲得封侯重賞。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對譙周深惡痛絕，認為其罪“通於天”，遠過於後世的馮道。
2. 王衍(256-311年)
王衍是西晉著名的玄學大家，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容貌俊雅，被朝野內外競相推崇，世稱“一世龍門”。王衍出身本來就好，再加上名氣大，在仕途上自然是“平步青雲”，最終做到宰相(司徒)。
王衍雖然身居高位，但為官全無操守，只想苟且偷生，加之崇尚浮華虛誕，引得世人紛紛效尤，極大敗壞官場風氣。公元311年，王衍為軍閥石勒俘獲，為求生竟勸其稱帝，石勒鄙薄其為人，將其活埋。
3. 魏收(507-572年)
魏收少有才名，與溫子升、邢邵並稱“北朝三才子”，在北齊朝負責編撰《魏書》。魏收性格陰暗，好挾私報復，凡與其有私憾者，著史必隱去“仇家”先人善政美德，凡向其行賄者則反之，曲筆失實處極多，故《魏書》有“穢史”之稱。
魏收累官至宰相(尚書右僕射)，但在任毫無作為，且畏禍保身，不能匡救時弊，大為時人所譏諷。
4. 楊再思(634-709年)
楊再思為東漢大儒、太尉楊震的後代，早年以明經及第，極富學識，歷仕武則天、唐中宗兩朝，前後擔任宰相近十年。楊再思為人巧佞偽善，當宰相時唯唯諾諾，從未舉薦過人才，只是一味的迎合上意，深為時人所薄。
楊再思為鞏固權位，專以取悅權貴為生，尤對武則天面首張易之兄弟百般巴結，公卿無不鄙視。左補闕戴令言將楊再思比之“兩腳野狐”，時人皆有同感。
5. 元稹(779-831年)
元稹為中唐大詩人，極富文采，與白居易並稱“元白”。元稹自負詩才，為人自然不免風流，除妻妾韋從、安仙嬪、裴淑外，一生紅顏知己很多，較著名者有崔雙文(即崔鶯鶯的原型)、薛濤、劉採春等人，但都是始亂終棄，毫無責任感。
元稹人品有虧，官德自然不佳，起初尚能正道而行，但屢經仕途坎坷，終於自甘下流。元稹晚年依靠宦官當上宰相，執政期間極力排擠賢相裴度，大為同僚所鄙。
6. 馮道(882-954年)
馮道年輕時勤奮好學，文采極佳。早年效力于軍閥劉守光，後逃奔河東李克用，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十帝，始終擔任將相、三公、三師之職，位高權重，常被朝廷倚為柱石。
馮道雖然身居高位，但毫無節操，對喪君亡國毫不關心，只在意自己的地位是否穩固。為了當宰相，甚至還向遼國稱臣，實在是奴顏媚骨、無恥至極，後世的歐陽修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更斥其為“奸臣之尤”。
7. 李昊(892-965年)
李昊少有文采，後流落至蜀，被拔擢為官，在前蜀擔任翰林學士之職，在後蜀擔任宰相，法規條令多出其手，極受小朝廷重用。李昊前後仕蜀五十年時間，掌管財、政大權，妓妾無數，十分奢侈。
因富有文采，故前蜀、後蜀滅亡前，其降表都出自李昊之手，可謂“駕輕就熟”。蜀人鄙薄李昊所為，有人暗地在其家大門寫下“世修降表李家”幾個字，見者無不鬨然大笑。
8. 蔡京(1047-1126年)
蔡京散文水平極佳，但書法尤精，獨具風格，為海內所崇尚，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其中“蔡”原本指的就是蔡京。蔡京在北宋先後四次擔任宰相，執政長達17年時間，深得徽宗寵信。
[轉載]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十個無恥文人官僚
蔡京為人兇狠狡詐，喜歡玩弄權術，巧佞偽忠，專以窺伺人主之意以固位專寵。加之貪婪成性，見利忘義，為排除異己不擇手段，極大地敗壞朝政，被稱為“六賊”之首。欽宗即位後，蔡京被流放嶺南，病死於途中。
9. 秦檜(1090-1155年)
秦檜為進士及第，中詞學兼茂科，博學多才，詩文聞名天下，以書法尤精，其作品可觀者很多。秦檜早年為官口碑甚好，秉性剛正不阿，在北宋滅亡前夕曾極力主戰，怒斥投降派，一度還想自殺殉國，與後來的表現簡直是大相徑庭。
秦檜的轉變發生在被擄往北方後，面對金人的威逼利誘，終於屈服投敵，被派往南宋主持金宋議和之事，官至宰相。秦檜當政期間，大肆迫害抗金將士，尤以誣殺岳飛為世人所切齒。
10. 嚴嵩(1480-1567年)
嚴嵩為進士出身，書法造詣頗深，有珍品傳世，同時還擅長寫青詞，以此頗受明世宗寵信。嚴嵩63歲入閣，官至內閣首輔，與其子嚴世蕃一起操控朝政，權傾天下二十年，為害巨深。為鞏固權勢，嚴氏父子不遺餘力地剷除政敵，尤以加害沈煉、楊繼盛為世人所痛恨。
嚴嵩一意媚上欺下，竊權罔利，毫不將國家安危放在心上，致使韃靼、倭寇之亂愈深，被《明史》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嚴嵩晚年失勢，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寄食於墓舍而死，可謂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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