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原本是西北边陲一个贫弱的诸侯国。但它最终成功逆袭，灭掉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
那么，在群雄并起的战国年代，秦国为什么能从贫弱中强势崛起，统一天下呢？
一、思想上，忧患意识促使秦国成功崛起，树立起统一天下的宏大抱负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一直被楚国、齐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六国所鄙视。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从地位上看，西周时期，秦国只不过是替周天子抵御戎狄的看门封邑，后来虽然随着秦国抵御戎狄有功，被衰微的周王室破格晋升为诸侯，但在当时各诸侯国眼里，秦国历来就是一个卑微的小国；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秦国处在陕西关中、汉中、甘肃东南部、四川中东部的荒野地带，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秦人生活困苦；第三，秦国身处边陲，在与戎狄常年战争中，其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国，具有“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的特点，故成为中原文化的另类，被视为夷狄。
秦国不仅长期面对戎狄作战压力，还要备受六国鄙秦的心理压力，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就是秦孝公当时痛定思痛的真实心理写照。这些因素的刺激，促使秦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并由此演变成谋求发展的欲望和动力。于是，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就发奋图强，树立起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
二、文化上，传统剽悍奔放民风的熏陶和功利观主导，成为统一天下的取胜砝码
秦国在与戎狄长期战争中，由于与戎狄文化不断碰撞，形成了既开放又务实的极具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的独特文化。一是剽悍奔放的崇武尚战精神。秦国地处西北边陲，与中原诸国交往较少，加之与戎狄文化碰撞的影响，与中原诸侯国相比，其文化、文明程度长期落后于东方诸国，故其民风显得尤为剽悍奔放，表现为野蛮粗鲁、勇猛顽强的秦人性格，加之军功爵制的大力推行，于是就形成了骁勇善战、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崇武尚战精神；二是重实利的功利观。面对当时六大强国环伺的虎视眈眈，浓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一直成为秦国取胜的主导思想，使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国事处理均以“实利”为至高无上的标准。这种功利观不同于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等虚荣，而是一切均以是否获利为主要考衡目标，如夺取土地多寡、杀敌数量多少、掠夺人口数量如何等均成为奖励军功、赐爵和赐田宅的标准，而君主亦以霸权政治统治和国土为主要渴求目标。
传统剽悍奔放民风的熏陶和功利观主导，虽然使秦人成为“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的代名词，但是，这一切毕竟均有利于秦国在统一战争中，能够不断取胜，故成为其统一天下的取胜砝码。
三、政治上，通过商鞅变法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形成了统一天下的强大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
为了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间，秦孝公通过商鞅变法，进行了政治改革。
首先，制定统一的大秦法律。在法律中，规定赏罚分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臣子要守法，庶民要守法，君主也要守法，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商鞅还强调，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不能凭主观好恶之情而破坏法制，更不能亲疏远近而妄行赏罚。
变法之前，商鞅派人将一根三丈之木放于闹市，下令：“谁能把木头移至北门，可获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心存疑虑，无人去搬。随后，商鞅把赏金加至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木头扛起，搬到北门。商鞅予以赏金，如数兑现自己的承诺。此举在臣民中确立了法令的诚信。新法推行后，秦太子犯法，商鞅刚正不阿，令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为受罚，此举使得贵族、大臣等都不敢再触犯新法，同时在秦民中也树立了法律不可动摇的威严。由于赏罚分明，公平公正，使秦人对新法心悦诚服，于是秦国得到了大治，形成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良好社会风气，有力地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的统治。
其次，大力推行郡县制。规定全国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 废除分封制,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每个县都设县令，负责县政，由国君派出，直接听命于国君，亦不世袭，并设县丞，辅佐县令；设县尉，掌管军事。以郡县制取代世袭分封制，标志着秦国最早完成了从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过渡，有效地集中并控管国家资源，进一步加强了秦国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由于上述两项措施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故在秦国展开的统一天下战争中，一方面凝聚了民心，另一方面，亦促进了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从而形成了统一天下的强大凝聚力和战争动员力。
四、经济上，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不断增强的国力奠定了统一天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国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强国，必须在经济上彻底解放生产力。为此，秦国废除井田制，实行授田制，奖励耕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对努力从事农业和纺织生产的人，实行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对那些因懒惰而欠债不还者，将其没入官府为奴婢，同时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土地制度改革，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百姓开荒，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赋税按照每个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外，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以有利于增值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秦国统一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保障，私有土地税和户口税的征收，确保了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人口的增殖和徭役的征发又为统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及其人工补充。由此，秦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彻底解放，国力不断增强，这一切均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外交上，以“连横”和“远交近攻”的策略进一步分化瓦解敌国，加快了统一天下的步伐
秦国是以功利观为主导的国家，一切国家事务处理均以“是否获利”的“实利”原则为考衡标准，故其外交政策亦是均以此为战略目的。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连横”和“远交近攻”策略的运用。
所谓“连横”策略，是与“合纵”相对应的战国外交策略，其实质是秦、齐各大国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而进行军事斗争的外交方略，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秦国主张“连横”策略最为著名的纵横家是张仪。如为离间齐楚联盟，以解除对秦的威胁，秦派张仪以商斺之地六百里许楚为诱饵，使楚与齐断交。但达到离间目的后，秦国又违背承诺不给，结果引起秦楚大战，而齐国则乘机与秦结盟，联合魏、韩进攻楚国，在垂沙大败楚军。
所谓“远交近攻”策略，是指联络距离远的国家，进攻邻近的国家。这是战国时期秦国采用国相范睢提出的一种外交策略。范雎认为需要隐藏自己的战略目标，对远方的国家表示友好的态度，先攻打自己的邻国。因为选择邻国进攻，打下的土地就是秦国的，但是如果要打远方的国家，即使打下了也未必能让秦国所占有，而且，如果同时树立好几个敌方，会迫使六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这样秦国会失去自己有利的军事力量。远交近攻先把斗争重点放在近旁的三晋，对较远的齐楚暂置不顾，从而达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兼并扩疆之目的，破坏了东方诸侯国的“合纵”策略。
运用“连横”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国进一步分化瓦解了敌国，加快了统一天下的步伐。
六、军事上，军功爵制的实施造就秦军的“虎狼之师”，促成了秦国统一天下宏愿的成功实现
为了激励士气，造就一支充满血性的“虎狼之师”军队，秦国在军事上实施了军功爵制。所谓军功爵制，就是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按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并按所授的爵位享受相应级别的富祿。
具体来说，就是在爵位上确定为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二十等级，并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同时制定爵位降级继承原则，男子傅籍为成丁时，不能无条件继承父亲的爵位，只能降若干等级，他们若想得到和父亲相同的爵位，必须凭借军功。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官吏，规定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 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此外，还规定爵位在当时不仅是身份的象征，而且还可用来抵罪，同时规定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宗室子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禁止私斗（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并把私斗行为引导至为“国”而战斗，树立了“私斗为耻，国斗为荣”的理念。
由于推崇战功，秦人的血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从而造就了骁勇善战、所向披靡，并且让六国人见人怕的秦军之“虎狼之师”，最终促成了秦国统一天下宏愿的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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