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潮
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了远程办公的市场需求，也使得办公软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据《证券日报》等媒体报道，2020年2月24日，字节跳动旗下办公套件飞书宣布，向全国所有企业和组织免费开放，不限规模，不限使用时长，所有用户均可使用飞书全部套件功能。这给已有一定用户市场积累的企业微信与钉钉形成了竞争压力。《新京报》随后报道称，2月29日，飞书发布官方公告称，飞书相关域名无故被微信全面封禁，并且被单方面关闭微信分享API接口。“头腾大战”再次拉开序幕，也再次激发了学术界、产业界对微信行为是否违反竞争法的讨论。
互联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开放、公正的架构。在前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依赖一些重要的中介渠道，例如，报纸、电台和电视，渠道的稀缺性注定了不可能每个人都获得发表意见、获取信息的机会。互联网的开放架构恰恰使渠道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保障了所有人都拥有发言和信息获取的机会。这根本性地改变了信息获取、传播、记录和解释的方式，社会也越来越以此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社交和娱乐。这也造就了互联网今天的繁荣。
这种开放、公正的结构不应当被视为命中注定，而必须在必要时用法律来维系。伴随互联网生态演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总会出现某种力量，能够也有意愿改变这种结构以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例如，电信运营公司便有动力给网站、平台等提供有差别的流量供给服务。这种差别既可能是基于正常的商业安排，也可能意在排挤竞争对手。因此，我们必须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规范来约束这种力量的行使。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的法律要求电信运营商向用户提供安全、方便、稳定和价格合理的服务，并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才确保了互联网平台能够公平地获得电信流量资源。也就是说，包括阿里、腾讯、字节跳动在内的互联网巨头，本身就受益于法律保护的这种开放、公正的结构。
近年来，“头腾大战”在内的事件都日益清晰地表明，确保互联网开放、公正的关键节点已经转移至网络平台。数字革命导致信息爆炸，注意力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而在双边或者多边市场效应下，这些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超级平台,这些平台也因而获得了信息传播中看门人的巨大权力。运用这些权力，超级平台可以决定哪些内容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哪些信息能够被有效的遮蔽。而且，平台在通过中介链接服务构建用户群后，大多开始提供内容服务，具有偏袒自己内容的强烈动机。由此，这些超级平台既有能力，也有动机来干预整个互联网开放、公正的结构，从而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与此同时，如果超级平台对竞争性内容进行歧视性处理，对内容端用户、消费者端用户、平台长远发展与市场活力、技术创新都存在可预测的负面性影响：其一，具有庞大用户规模的平台，往往是内容供给商接近消费者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这些内容供给商对平台能否维系开放、公正的接入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其二，消费者也依赖超级平台获取信息，平台对内容的歧视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减损了消费者福利；其三，平台对竞争性内容的减流与删除，对技术创新与市场活力也会带来阻碍。
实际上，作为信息、内容与交易的重要入口，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核心节点。如果我们期待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数字经济，就应当为平台设定一些确保开放、公正行为的基本义务。当然，作为私主体，平台自身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应当得到尊重，它有权利根据自身商业模式来设定合理的接入、使用政策。同时，它也应当行使必要的内容管理权，以保证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等重要利益。因此，开放、公正的要求并非主张平台应当“无差别处理”所有内容，而是要求差别化内容管理建立在透明的平台规则上，并遵循基本的底线要求。至于这种底线设定在何处，欧盟聚焦于“平台不得优待自己内容”的高标准；美国在探索“不得基于排除竞争目的对内容进行屏蔽、删除”的低标准，我们亦可结合产业实践进行探索。
再看本次“头腾大战”，飞书相关域名被微信全面封禁，并且被单方面关闭分享API接口，的确已触发对微信基于排除竞争目的而对内容进行屏蔽的合理怀疑，监管部门应当有所关注。若微信否认这一点，它应当证明自己的屏蔽行为确实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控制违法内容等方面的合法考虑和必要措施，并且与自身已经制定、执行的内容管理政策保持一致。当然，最终的判断还要考虑法律要求的相关市场界定等要件，但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法律的解释要对社会现实的变化保持敏感，竞争法作为与政策取向高度关联的法律更应如此，其概念解释本身应当适应数字经济崛起的现实。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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