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鴻潮
新冠肺炎疫情激發了遠程辦公的市場需求，也使得辦公軟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據《證券日報》等媒體報道，2020年2月24日，字節跳動旗下辦公套件飛書宣佈，向全國所有企業和組織免費開放，不限規模，不限使用時長，所有用戶均可使用飛書全部套件功能。這給已有一定用戶市場積累的企業微信與釘釘形成了競爭壓力。《新京報》隨後報道稱，2月29日，飛書發佈官方公告稱，飛書相關域名無故被微信全面封禁，並且被單方面關閉微信分享API接口。“頭騰大戰”再次拉開序幕，也再次激發了學術界、產業界對微信行為是否違反競爭法的討論。
互聯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開放、公正的架構。在前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依賴一些重要的中介渠道，例如，報紙、電臺和電視，渠道的稀缺性註定了不可能每個人都獲得發表意見、獲取信息的機會。互聯網的開放架構恰恰使渠道不再是一種稀缺資源，保障了所有人都擁有發言和信息獲取的機會。這根本性地改變了信息獲取、傳播、記錄和解釋的方式，社會也越來越以此為基礎來組織生產、社交和娛樂。這也造就了互聯網今天的繁榮。
這種開放、公正的結構不應當被視為命中註定，而必須在必要時用法律來維繫。伴隨互聯網生態演進和利益格局的變化，總會出現某種力量，能夠也有意願改變這種結構以服務於自身的利益。例如，電信運營公司便有動力給網站、平臺等提供有差別的流量供給服務。這種差別既可能是基於正常的商業安排，也可能意在排擠競爭對手。因此，我們必須運用包括法律在內的社會規範來約束這種力量的行使。實際上，正是因為我們的法律要求電信運營商向用戶提供安全、方便、穩定和價格合理的服務，並履行普遍服務的義務，才確保了互聯網平臺能夠公平地獲得電信流量資源。也就是說，包括阿里、騰訊、字節跳動在內的互聯網巨頭，本身就受益於法律保護的這種開放、公正的結構。
近年來，“頭騰大戰”在內的事件都日益清晰地表明，確保互聯網開放、公正的關鍵節點已經轉移至網絡平臺。數字革命導致信息爆炸，注意力成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而在雙邊或者多邊市場效應下，這些注意力越來越集中於少數的超級平臺,這些平臺也因而獲得了信息傳播中看門人的巨大權力。運用這些權力，超級平臺可以決定哪些內容得以呈現在公眾面前，而哪些信息能夠被有效的遮蔽。而且，平臺在通過中介鏈接服務構建用戶群后，大多開始提供內容服務，具有偏袒自己內容的強烈動機。由此，這些超級平臺既有能力，也有動機來干預整個互聯網開放、公正的結構，從而服務於自身的利益。
與此同時，如果超級平臺對競爭性內容進行歧視性處理，對內容端用戶、消費者端用戶、平臺長遠發展與市場活力、技術創新都存在可預測的負面性影響：其一，具有龐大用戶規模的平臺，往往是內容供給商接近消費者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徑，這些內容供給商對平臺能否維繫開放、公正的接入政策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其二，消費者也依賴超級平臺獲取信息，平臺對內容的歧視減少了消費者的選擇空間，減損了消費者福利；其三，平臺對競爭性內容的減流與刪除，對技術創新與市場活力也會帶來阻礙。
實際上，作為信息、內容與交易的重要入口，平臺已經成為互聯網的核心節點。如果我們期待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中發展數字經濟，就應當為平臺設定一些確保開放、公正行為的基本義務。當然，作為私主體，平臺自身的財產權和經營自主權應當得到尊重，它有權利根據自身商業模式來設定合理的接入、使用政策。同時，它也應當行使必要的內容管理權，以保證網絡安全和用戶隱私等重要利益。因此，開放、公正的要求並非主張平臺應當“無差別處理”所有內容，而是要求差別化內容管理建立在透明的平臺規則上，並遵循基本的底線要求。至於這種底線設定在何處，歐盟聚焦於“平臺不得優待自己內容”的高標準；美國在探索“不得基於排除競爭目的對內容進行屏蔽、刪除”的低標準，我們亦可結合產業實踐進行探索。
再看本次“頭騰大戰”，飛書相關域名被微信全面封禁，並且被單方面關閉分享API接口，的確已觸發對微信基於排除競爭目的而對內容進行屏蔽的合理懷疑，監管部門應當有所關注。若微信否認這一點，它應當證明自己的屏蔽行為確實是為了保護用戶隱私、控制違法內容等方面的合法考慮和必要措施，並且與自身已經制定、執行的內容管理政策保持一致。當然，最終的判斷還要考慮法律要求的相關市場界定等要件，但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法律的解釋要對社會現實的變化保持敏感，競爭法作為與政策取向高度關聯的法律更應如此，其概念解釋本身應當適應數字經濟崛起的現實。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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