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堪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统帅。他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首先，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生长于五代时期的赵匡胤，目睹了当时国家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跟随周世宗参加了后周的统一战争，有着比较明确的“天下一家”的思想。
因此，他始终把实现国家统一作为自己的使命。建宋伊始，他就亲自率军平定了李筠和李重进的反叛分裂活动；接着，又消灭了各地方的割据政权。割据政权南唐，一直十分恭顺于宋，兴师讨伐又找不到什么借口。
于是，赵匡胤便直截了当地对南唐来使说：“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伐，他终于实现了统一南方的宿愿。然而，他认为统一事业并未完成。开宝九年正月，当群臣尊他为“一统太平”的皇帝时，他辞而不受，认为“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怎可称之为“一统太平”呢？
他在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过程中，虽然凭借武力解决问题，但也有走和平途径的努力。例如，对于后晋石敬珊割与辽朝的幽云十六州，在收复方式上有着两手准备。他在去世前，基本统一了南方及中原地区。
结束了中唐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割据混战局面，为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他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战争观，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理应永载史册。
其次，中央高度集权的建军思想。自唐中叶至五代，骄兵强将演出了一幕幕叛乱、割据的闹剧，造成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持续了二百余年。
为防止这种“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建宋后，即把中央高度集权作为治军的根本指导思想。体现在治军原则上，主要有：在统兵机构的设置和相互关系上，遵循“互相维制”的原则，以使兵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特别是皇帝一人；
在兵力部署上，本着“内外相制”的原则，以期京师之外“无外乱”、京师之内“无内变“；在军队调动和屯成上，“将不得专其兵”，兵要“均劳逸、知艰难“；通过营兵换防，防止将帅犯上作乱的“凶谋”；
在养兵政策上，遵照“为百代之利”的原则，取在灾区大量招兵之策，以达到“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的巩固政权的目的；
在武装力量编成上，按照“强干弱枝”的原则，通过把地方军的身强力壮和英勇善战者选人中央禁军等办法，以加强中央的军事力量。
赵匡胤及其重臣提出的这些治军思想，从制度上制止了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对皇权威胁的情况的再演，消弭了缩延二百多年的由于兵权分散而导致的政局混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产秩序。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在承袭这一祖宗家法时，由于不知变通，对武人和内变防范过甚，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如冗兵耗食、将帅无权、兵将分离、训练低效、军纪废弛，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
再次，比较切合实际的战略思想。先南后北，是赵匡胤在统一战争中采取的战略。这一比较切合实际、运用比较成功的战略来自于三方面思思：一是“先易后难”。这一思想，是后周重臣王朴的“平安策”提出的，后被周世宗采用。王朴认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得昊则桂、广皆为内臣，顺、蜀可飞书而召之、蜀平，幽可望风而至。”
赵匡胤跟随周世宗参加了攻取南唐的战争，经过三年苦战，获得淮南十四州，而江南地区仍然丝毫无损。这表明，南唐不易攻取。也表明，周世宗对王朴战略的运用，在“难”、“易”的判断上并不切合实际。
赵匡胤接受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确立“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但在进攻目标、进攻顺序上作了重大调整和修正，即“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
正是由于对“易”、“难”的分析符合客观情况，所以在统一南方的进程中相当顺利。二是“先富后取”。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战略上就是受经济的制约。
赵匡胤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正是基于宋初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这一实际而制定的。因此，他广泛听取主要谋臣和将相的意见，然后指出：“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候我富实则取之。”三是“攻守并举“。宋初的疆土，仅占全国的一半。长江以南，有大小七八个割据政权；
在北方，山西境内有北汉，燕云地区又被契丹占领；在西北，党项军队不断扰边。面对这种实际，赵匡胤坚持攻守并举，对南方采取攻势，在北方采取守势。
为维持与辽国互不攻扰的局面，还要求“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到开宝七年，又主动与过议和通好，解除了进军南唐时的后顾之忧，从而基本获得了“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的效果。
作者介绍：我是“根据环结结巴巴”，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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