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幾乎歷朝歷代都發生過或大或小的“文字獄”事件。縱觀整個古代史，因為不懂得避諱而丟掉性命的人，尤其是文人，不計其數。文字、語言避諱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語言現象。
文字獄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出自清朝文人龔自珍的名篇《詠史》“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在此之前，文字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稱謂，比如文禍、筆禍、書案、文網等等。
文字獄是古代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在各朝代均有發生，西漢“種豆之禍”，北宋蘇軾的烏臺詩案等。總體來看，清朝以前文字獄案件數量較少。清朝將文字獄推向高峰。據不完全統計，清朝文字獄案件至少發生160起，比其他朝代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就規模（懲罰力度）而言，清朝也是數一數二的。清朝某些案件規模之大，株連範圍之廣，史無前例。
清朝文字獄案件數量超前代總和
總的來說，清朝文字獄需要避諱的有“明”“清”二字，皇帝的年號，以及種族避諱。
“明”字是清朝人最忌諱的一個字，不管是在詩篇中還是文章中，出現這個字，就有引火上身的風險。所以，在當時，很少有人的名字裡出現“明”字。
順治17年（1660年），發生了“將明之才”案。張縉彥，河南衛輝新鄉人，明崇禎時任兵部尚書。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打北京，張縉彥降清。劉正宗，山東安丘人，明崇禎時授編修，福王時授中允。入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在順治17年這一年，二人一個被流放寧古塔，死於戍所，一個從寬免死，改入旗籍。而這一切的悲劇，只因為張縉彥在寫給劉正宗的信中提到了“將明之才”。“將明之才”出自《詩經·大雅·桑民》，意為大臣輔佐帝業之才能。然而這四個字在當時卻被解讀為“扶助明朝的英才”。
“明”字是清朝詩人最為避諱的字
徐駿，字冠卿，江蘇崑山人，原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幼子，後中進士。徐駿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是：“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是離開家鄉後有感而發，卻被解讀為“思念明代，無意本朝，出語詆譭，大逆不道”。最終，徐駿被處以斬立決，所有文稿都被燒燬。
呂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又字莊生，號晚村，浙江石門人。順治十年，25歲時始參加科舉，中秀才，此後連年周旋於科場，心跡相違。與黃宗羲、宗炎兄弟結識後，他從苦悶中解脫，下定決心不仕清，不僅不參加科舉做官，而且要拒清。他隱逸山林，怡然自得，不時搖擺筆墨。他著書授徒，聲名大噪，被人們尊為“東海夫子”。康熙十八年，開博學鴻詞科，浙省大吏提出推薦，他不從。最終他身披僧服，出家當和尚，更法名為耐可，字不味，號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終年五十五歲。然而，在他死後，雍正皇帝一連發布三道上諭，列舉了呂留良的罪狀，罪名為觸及種族避諱。呂留良倡導保持漢族氣節，不做異族臣民，這樣的思想觸及到了統治者敏感的神經。呂留良一家悉數被殺，剩下的被流放。
影視劇中的呂三娘為呂留良的孫女
此後，乾隆皇帝更是製造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文字獄高峰。他在位40年間，製造了至少130起文字獄。
作家魯迅曾在其作品《且介亭雜文》中發表了對清朝文字獄的看法。他認為，清朝文字獄發生的根源在於皇帝與百姓之間存在難以穿透的隔膜。魯迅還認為，文字獄不僅給中國文化帶來了巨大災難，也造就了國人的奴性性格。不得不說，魯迅雖然言辭激烈，但也擊中了文字獄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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