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魯迅先生在悼念柔石等“左聯”五烈士的散文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中, 披露了他此前寫的一首無題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 。這首詩裡蘊含著魯迅的熾熱情感, 該詩藝術水準高超, 是魯迅的著名詩篇。該詩問世後, 許多文人學者步原韻寫了和詩, 郭沫若就先後和詩三首。魯迅生前與郭沫若關係並不友好, 郭沫若更是激烈地攻擊過魯迅。但時移世易, 郭沫若對魯迅的態度也隨之大變, 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筆者認為從文人詩詞創作的角度, 也是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一扇窗口。
魯迅的散文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是紀念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而寫的。這篇散文曾選入高中語文課本, 因此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很大。魯迅在文中用了他此前撰寫的無題詩 (慣於長夜……) , 這首詩也成了魯迅流傳最廣的舊體詩作之一。
為了忘卻的紀念
讓我們先重溫下面這段文字:
……
在一個深夜裡, 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 周圍是堆著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 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 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 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 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緇衣。
……
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現在已經很清楚了。1931年1月11日, 李求實 (偉森) 、柔石、白莽 (殷夫) 、馮鏗、胡也頻左聯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槍殺於上海龍華, 大批左聯作家被通緝, 魯迅先生也時刻面臨被捕的危險境地。在聞知柔石、白莽等左聯的五位青年遇難的消息後, 魯迅先生絲毫不畏反動派的屠刀和淫威, 先後發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1931年4月25日《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是應當時在中國的美國友人史沫特萊之約, 為美國《新群眾》雜誌而作, 時間約在1931年3、4月間, 當時未在國內刊物上發表, 後收入《二心集》) 等文章強烈抗議和揭露反動派的罪行。在烈士們遇難兩週年的日子, 即1933年2月8日, 魯迅先生帶著無限的悲憤寫下《為了忘卻的紀念》 (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 這篇文章。這是我們知曉的這篇文章創作的背景。後來魯迅還寫了《白莽作〈孩兒塔〉序》等文 (1936年3月11日夜, 魯迅記於上海之且介亭。它最初發表於1936年4月《文學叢報》月刊第一期, 後由許廣平編入《且介亭雜文末編》) 。
且介亭雜文末編
“左聯五烈士”的名字也由於魯迅的這篇文章而被人廣為知曉, 其實與他們一起遇難的還有18位同志, 可是那一同被殺的另外十八位死難者卻沒有被紀念。在很長時間裡, 人們只說“左聯五烈士”, 卻不說“龍華二十三烈士”, 這是怎麼回事呢?據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先生考證, 這裡有一箇中共黨史上的“秘密”。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三馬路東方飯店舉行了一次反對中共四中全會 (也就是反對王明) 的黨內集會。因為有內奸告密, 到會者就在這裡被捕了。當時掌握領導權的王明給獄中支部書記的指示是“別把反對派列入自己的組織”, 就是說, 不把他們看作自己人了。這樣, 當然也不會去營救。最後, 被捕者中的二十三人全部被殺害了。2月7日, 中共中央與江蘇省委機關中傳來了二十三位烈士在龍華英勇犧牲的噩耗, 潘漢年與許多同志都主張要開追悼會, 紀念他們, 但卻為王明所阻撓, 他說:“何孟雄等人雖然已經死了, 但對這些人的錯誤還是要繼續清算!”因此, 他們的死因也就鮮為人知了。這才是所謂“左聯五烈士”的真正大背景。
魯迅的這首無題詩比《為了忘卻的紀念》這篇文章早兩年左右問世, 據專家學者考證, 該詩大概是在1931年2月23日至28日這一週左右的時間內寫成的。
魯迅的這首詩的藝術成就很高, 在社會上反響很大。1933年6月, 著名愛國詩人柳亞子在《我對創作舊體詩和新詩的經驗》一文中, 推崇魯迅的舊體詩, 評價是“不可多得的瑰寶”。文章中特地抄錄了魯迅刊於《現代》雜誌的七律《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 稱讚說:“鬱怒清深, 兼而有之。”
著名詩人、戲劇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對魯迅這首詩非常欣賞, 從1937年至1957年的二十年間, 他多次拜讀魯迅的《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 並步魯迅原韻, 曾先後和詩三首, 成為詩歌創作上的一段佳話。
無題〈慣於長夜過春時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 郭沫若歸心似箭, 渴望回國參加抗日, 報效祖國。7月24日夜, 郭沫若在即將離別日籍夫人安娜和孩子們的前夕, 伏在枕上含淚寫下了第一首和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的詩《又當投筆請纓時》, 即《歸國雜吟》 (其二) , 詩曰:
又當投筆請纓時, 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 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 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努力,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說:“原詩大有大唐風韻, 哀切動人, 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 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在寫的時候, 自己卻有一片真誠, 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看來郭沫若是真的很欣賞魯迅的這首無題詩了。
這首和詩中傾注了郭沫若歸國抗戰的滿腔熱情和矢志奮鬥的堅定信念, 讀後讓人血脈賁張。1959年郭沫若在創作旨在“為曹操翻案”的歷史劇《蔡文姬》的時候說:“蔡文姬就是我, 是照著我寫的。”郭沫若談到了這首和詩, 他和蔡文姬都曾有過以國事為重, 因而骨肉分離的遭遇。
郭沫若《歸國雜吟》詩共七首, 即1937年7月15日至10月10日之間寫的《寫給橫濱友》《又當投筆》《黃海舟中》《有感》《悲歌燕趙》《雷霆》《春申江上》等, 七首全系舊體詩。
1947年元旦前夜, 郭沫若在國統區寫下了第二首和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的詩:
成仁有志此其時, 效死猶欣鬢有絲。
五十六年餘鯁骨, 八千里路赴雲旗。
謳歌土地翻身日, 創造工農革命詩。
北極不移先導在, 長風浩蕩送征衣。
這首詩的左翼色彩非常濃郁, 作者身在國統區, 心繫解放區的感情躍然紙上。“謳歌土地翻身日, 創造工農革命詩”的詩句就像他當年推崇解放區的文藝作品《白毛女》《小二黑結婚》一樣。他說:“我是完全被陶醉了, 被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
1957年7月7日郭沫若寫下第三首和詩, 詩題為《紀念“七七”》, 全詩為:
二十年前國難時, 中華命脈細如絲。
盟刑白馬揮黃鉞, 誓縛蒼龍樹赤旗。
大業全憑三法寶, 《長征》不朽七言詩。
盧溝橋上將圓月, 照耀農民衣錦衣。
郭沫若對毛澤東本人和毛氏的詩詞崇拜有加, 後來他成了毛澤東詩詞最權威的解釋者。詩中, 郭沫若對於毛澤東《七律·長征》一詩, 則更是直抒胸意, 讚歎不已。
寫到這裡, 筆者不禁想到魯迅和郭沫若之間的關係。其實郭沫若和魯迅的關係並不友好, 魯迅生前一直未曾與郭謀面。儘管他們都在上海居住過很長時間, 儘管他們都是日本友人內山完造先生的朋友。魯迅、郭沫若二人非但關係不友好, 甚至可以說非常惡劣。特別是“文學革命”發展到“革命文學”那個階段以後。
1928年“文學革命”發展到“革命文學”階段。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是倡導“革命文學”的兩支生力軍。郭沫若、成仿吾、田漢、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陽翰笙等人, 在上海出版《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 大力宣揚馬克思主義文藝。他們都是一些情緒型的人物, 感情激越高漲, 喜歡追逐新生事物。對魯迅的攻擊和詆譭, 更是反映出了他們的狹隘。他們對魯迅的攻擊、否定, 主要認為魯迅“落伍了”“過時了”, 不足以擔當起新時代賦予的文學使命, 即領導不了“革命文學”。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 (1928年1月) 說:“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 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沒落的情緒”“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 說魯迅是“趣味文學”的“老人”, “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 他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 第三個閒暇”, 稱魯迅是“有閒階級”。他還把文學革命以後的新文學稱為“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 是“中間的”語體, 並對“五四”文學進行了全面否定。錢杏邨 (阿英) 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一文說, 魯迅的“思想是走到清末就停滯了, 因此, 他的創作即能代表時代, 他只能代表庚子暴動的前後一直到清末;再換句話說, 就是除開他的創作的技巧, 以及少數的幾篇能代表五四時代的精神外, 大部分是沒有表現現代的!”特別提及杜荃 (郭沫若) 《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 (1928年8月, 載於《創造月刊》) 一文, 文章說魯迅是“時代的落伍者”, 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 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 魯迅就是“二重反革命分子”, “不得志的法西斯”。他們把“五四”新文學當成資產階級文學而予以全盤否定, 表現出了一種激進而不切實際的態度。針對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無端攻擊, 魯迅、茅盾等人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批評。魯迅稍後在《上海文藝之一瞥》 (《二心集》) 對這些“才子加流氓”進行了當頭棒喝。
1936年魯迅逝世的那一年, 上海左翼文壇內部的鬥爭在“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中達到高潮。周揚、郭沫若、徐懋庸等人把“國防文學”看成是唯一正確而且是正統的口號, 視魯迅、胡風、馮雪峰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為“標新立異”的與“國防文學”勢不兩立的錯誤口號。郭沫若撰文對魯迅冷嘲熱諷, 他當時寫了一副對聯生動地表達了他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態度:“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 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 未免呼籲失門。”
魯迅逝世兩年後的1938年, 胡風在他獨立編輯的《七月》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的文章《論魯迅》。1940年1月,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是給予了魯迅崇高的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 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 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 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 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1年, 在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領導下, 各地中共黨組織開展了慶祝郭沫若創作25週年和紀念他生辰50週年的活動。周恩來發表題為《我要說的話》的演講, 把郭沫若與魯迅相提並論,
周恩來發表題為《我要說的話》的演講
此時, 中共已經把郭沫若推上了中國文化界領袖的地位。郭沫若對魯迅的態度隨之也就來了180度的大轉彎。他開始研究魯迅, 並寫下了《莊子與魯迅》《魯迅與王國維》等論文, 後來在公開場合, 周恩來發表題為《我要說的話》的演講, 可以說郭沫若如變色龍一樣是善變的, 對魯迅是如此, 對蔣介石的態度也是如此。1927年3月31日, 郭沫若在江西省會南昌朱德的家中, 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蔣。郭沫若也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通緝。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郭沫若從日本回國。周揚請他去延安, 他拒絕了, 卻託國民黨元老吳稚暉通融求見蔣介石。1937年9月24日, 蔣介石在陳布雷的陪同下會見了郭沫若, 郭沫若受寵若驚, “恭恭敬敬地向蔣委員長懺悔過去的罪過, 要求蔣委員長饒恕他, 他要獻身黨國, 將功折罪……”會見後, 郭沫若趕緊寫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在報上發表, 文章中對蔣介石大加頌揚, 三次描寫蔣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特別是在“文革”期間, 他寫了“向江青同志致敬”“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緊跟潮流的詩詞。文人無行, 到了這個地步, 怪不得至今還有許多人鄙視他。
郭沫若趕緊寫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在報上發表
筆者又突然覺得,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 還應該研究這些作家們的舊體詩詞。魯迅的許多古體詩都是膾炙人口的。如:“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破帽遮顏過鬧市, 沉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渡盡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心事浩茫連廣宇, 於無聲處聽驚雷”、“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等等。人們可能還會發現, 有的外國詩, 用舊體詩的形式翻譯比用自由體形式翻譯更受讀者歡迎。比如, 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詩, 興萬生的譯文比較符合原詩的面貌, 其譯文如下:
自由與愛情!我都為之傾心。
為了愛情, 我寧願犧牲生命;
為了自由, 我寧願犧牲愛情。
但殷夫把他譯成了一首五言絕句: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殷夫是意譯, 他的譯文沒有興萬生那樣譯得合符原詩的內容和形式, 但卻在中國讀者中廣泛流傳。14筆者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正是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披露了殷夫的這首詩歌的譯文, 才使得它在中華大地上廣為人知。可見, 傳統的文學藝術形式力量之巨大。
魯迅先生與郭沫若先生
筆者認為, 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聶紺弩、錢鍾書等中國現當代文學名家的古體詩也是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研究的一塊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地, 應該像研究毛澤東的詩詞一樣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從魯迅的這首悼念“左聯”五烈士的無題詩和郭沫若的幾首和詩來考察魯郭之關係, 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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