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当中国历史步入14一-17世纪时明代成为瘟疫最严重的历史时期。在明代，瘟疫常与其他自然灾害同时爆发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大荒之岁，必有疾疫”瘟疫与多种灾害并发，导致民众大量死亡。据明朝实录载: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余人;永乐十一年(1413年)，浙江归安等10580余人: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绍兴、宁波等地疫死34000余人;景泰四年(1453年西建昌府疫死8000余人，武昌、汉阳二府疫死10000余人;正德六年(1511年),辽东疫死81人;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因瘟疫“十室九死”; 崇祯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疫大流行，死者无数。
瘟疫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一旦爆发，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尸骨遍野，哀鸣不绝，
崇祯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勤政的皇帝，他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崇祯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明朝竟然灭亡了。临死前，崇祯这样 一句话，“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崇祯的这句话道破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当然首因是以为内身边大臣误导，此外就是上干天怒，民间爆发了大瘟疫。
根据资料记载，从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瘟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当时，热门管这种病叫做死黑病，也就是现在人们俗称的鼠疫。
为啥明末会大规模爆发鼠疫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明朝末年，进入小冰河期，天旱少雨，当一只老鼠感染鼠疫菌后，由于体内出现高热症状，内脏开始溃烂出血。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很快整个地区都感染了鼠疫菌。
与此同时，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
瘟疫的应对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问题，更不是医生就能解决的，应对大规模瘟疫需要国家力量的保证。杨念群教授回顾近代以来的防疫体制后指出：
清代的历史已经证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而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对个体病患者的实际治愈水平。或者也可以说，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
与明清以来国家在防疫事业的缺位相反，近现代中国开始努力建立起国家防疫体系。1911年东北地区鼠疫的爆发给中国防疫事业带来了极大发展机遇，在防疫专家伍连德的指导下，东三省总督锡良动用官府力量，有效控制了东北鼠疫扩散，这也成为国家力量参与防疫事业的开始。而公共卫生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则得益于1928年起国民政府前后三任卫生部部长——刘瑞恒、颜福庆、金宝善主导下近20年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未停止，全国范围内的省、县、乡卫生系统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全面、有效地推广，成功推行了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活动，陆续消灭了鼠疫、真性霍乱、血吸虫病和天花，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医学奇迹。
如此一正一反，足以证明大型群体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需要长效、大范围的体制保障，而在中国除了国家力量很难做到。在推广的过程中则必须警惕官僚主义作风的复辟，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注意信息的通达，以避免信息壅塞和谣传。在大疫当前的局势下，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坚定必胜的决心。毕竟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解决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时，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么“聪明的”人，一些敢于逆风而行的人，一些敢于勇挑重担的人，一些敢于讲出事实真相的人。
如果官员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点发国难财，多一些为国为民的情怀;
如果医学权威都能够少一点教条，多一些救死扶伤的魄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抵御瘟疫的战役中，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送瘟神（其二）
毛泽东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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