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民、馬伕、塵肺病》是一部很沉重的紀錄片，他背後的拍攝故事也很沉重。
如果以一種看BBC紀錄片的視角來看，那麼《礦民、馬伕、塵肺病》多半會讓人失望。它沒有唯美的鏡頭，沒有舒服的配音，更加沒有恢弘的場景。
這部紀錄片如它的名字一樣，黝黑、蕭條，透露著人世間背陽的一面。但對於一部沒什麼資金投入，以真實切入點為主的紀錄片而言，它又是一部難得的誠意之作。
因為他沒有賣慘，沒有煽情，有的只是真實二字。
導演蔣能傑為這部紀錄片前後忙活了將近十年，紀錄片中出現的人物有他的父親，有他的堂弟，還有鄰村的人。當拍攝的主人公不幸離世後，蔣能傑才開始剪輯數年積累的素材。
礦工由生到死，不過短短的幾年時間。但他的死並不是壽終正寢的死，而是死於塵肺病。
如果沒有蔣能傑的鏡頭，那麼沒有多少人會知道或者記得這個礦工。事實上，礦工這類人群是當代社會中的失語者，除了礦難新聞外，我們很難得知這個群體的真實面貌，甚至是許多礦難發生後，也未必有新聞能夠被髮出。
失語者為了維繫基本生活而從事著世界上最危險的的工作之一，而他們所獲得的微薄報酬甚至無法讓他們的子女正常的入學。等到他們肺部塞滿礦灰之後，則就此失去參與這個世界的權利。
接下來，本文不再複述劇情，畢竟有些電影只有自己看才能被觸動。
環境與黃金
塵肺病這三個字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在大眾的眼前，早在2009年6月，張海超就以“開胸驗肺”的方式讓塵肺病被大眾所熟知。遺憾的是，這麼多年過去，塵肺病仍舊困擾著礦工與一些工廠的一線員工。
權威機構曾報告國內塵肺病累積病例及可疑塵肺（0+）病例近百萬，其中以從事煤炭工作者為重，每年塵肺病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80億元，同時在國內外還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
然而，即便塵肺病威脅著許多相關從業者的健康，但在生計與利益面前，塵肺病更多被選擇性的忽視了。
柴靜曾在《看見》一書的“山西，山西”一章節中寫到她的家鄉因為過度開採煤礦而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但她也提到，不止是煤老闆與政府不願意讓開採停下，而是大多數當地人都不願意讓開採停下。因為停工就意味著失業，相比於環境破壞所帶來的長久性生活影響，失業所造成的現實生活困境更加讓人難以接受。
“先發展，後治理”是許多國家隱性的發展路線。工業革命時的英國如此，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如此，如今的印度也是如此。
但經濟的發展卻並非讓所有人受益，且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各類野蠻式的生長。有些人抓住機會得以跨越階級；有些人原地踏步；還有些人在失去公有制庇護之後淪為了私有制的犧牲品，而環境被破壞的成本，往往又會無形的附加於他們身上。
《礦民、馬伕、塵肺病》裡的礦工大多數都是給私人小業主打工，換句話說是非法開採。礦工經常遭遇政府的整頓，只能東躲西藏或暫時蟄伏以躲避整頓。
又因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採礦裝備上更是能省就省，就連炸藥（沒有正規渠道購買真貨）也只能用假貨。帶有毒氣的假炸藥已經直接造成許多礦工的死亡。
但礦工早已習慣了死亡的威脅，甚至在他們看來，政府的整頓比有毒的炸藥更讓他們頭疼。
錢比命重要，黃金比環境重要。
某種意義上，礦工的生存困境跟礦產無法正規化有關。因為非法，只能偷偷開採，礦產所有者為了追求短期的最大利潤，索性忽視安全問題，最大化的利用勞動力來增收。
礦工作為弱勢的一方，且因為沒有政府的統籌，早就失去了議價能力。
那麼，有一個清晰的因果鏈呈現了出來：政府因為環境等因素不批開採——私人冒風險開採牟利——礦工成為風險的第一承擔著——因為政府不進行管理與干預，礦工的待遇與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礦工出意外，政府賠錢善後。
缺少政府的統籌，資本會攫取走大部分利益，礦工只得餬口錢財。但如果政府不斷整頓，強制讓所有私礦關閉，那麼失去工作的礦工會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
這也就是為什麼礦工會更頭疼政府的整頓。從表面來看，整頓能夠防止他們進入危險的礦洞，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整頓又讓礦工不得不以游擊戰的方式來偷偷生產，從而變相抬高了風險性。
許多人都看過春晚小品《超生游擊隊》，一對超生的夫婦四處躲避計生辦的人，最終成為了一對流浪夫婦。違反法律的夫婦被“法律”驅逐，以至於離開了自己的安樂小窩，選擇流浪生孩子。又因為流浪，他們將承受著其他意外與失去收入的風險。
底層的生存本能往往會觸碰到灰色地帶，但有限的人文主義又通常會對這種灰色地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工會的意義
Netflix公司出品的記錄片《美國工廠》曾帶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中國模式的工廠如何在美國盈利？
曹德旺曾說在美國開工廠有成本上的優勢，比如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電力/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
中國唯一的優勢是人工成本低廉。但讓他沒想到的是，人工成本就足以抵消美國工廠其餘的優勢。
相比於中國工人，美國的藍領要求更高的待遇，更少的工作時長，更完善的福利。中國效率在美國徹底熄火，機器可以24小時輪轉，中國工人可以接受三班倒，但是美國工人不接受。
同時，一部分人要求成立工會，以保證工人的利益。福耀玻璃與工人的博弈隨之展開，最後還是在雙方妥協之下，才讓福耀玻璃在美國的工廠不至於虧錢。
而從本心來說，福耀玻璃是抗拒工會的。或者換句話說，任何企業都會天然性的抵制工會。
在中國，因為制度原因，政府有能力約束資本。但在美國，工人的保障更多的是靠工會來爭取，工會讓工人能夠團結起來已擁有與資本家議價的能力，他們可以通過罷工、遊行等方式讓生產癱瘓或製造輿論壓力。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八小時工作制其實就是工人與資本博弈的結果。在電影《愛爾蘭人》裡，也描繪過卡車工會為卡車工人爭取利益的畫面。肯·福萊特於小說《巨人的隕落》裡，亦以一個礦工家庭為視角帶出一戰之前的礦工的生存情況。
《巨人的隕落》中，礦工所工作的礦產屬於一個伯爵家族，礦工領著很少的工資，幹著最沒保障的工作，然而即便攫取大部分利益，貴族仍舊覺得礦工們過於貪婪。好在因為工會的存在，讓礦民們能夠稍微有一些反抗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時以上，才能夠賺取購買劣質麵包。
而工會之於資本家有點像古羅馬時期的保民官之於元老院。在很長一段時間時間內，資本一直在試圖衝破更多的桎梏以尋求利益最大化，故而在上世紀70年代，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如張伯倫、羅伯特等，開始摒棄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以《壟斷競爭理論》、《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來為資本的壟斷尋求更為站得住的理由。
不過讓許多經濟學家沒想到的是，資本家總有新的辦法來追求最大化利潤，比如進行產業輸出。
二戰以後，歐洲被打的稀爛，亞洲更是疲乏難當。美國製造的商品開始輸出全世界，那時候的美國工人是美國夢的代表，只要你不懶惰，就可以輕易的實現美國的中產生活（其他國家的高產生活）。如動畫片《辛普森一家》裡的辛普森先生就是一個工廠藍領，但即便是這樣一份在美國隨處可見的工作，都能讓他負擔一家五口人的生計。
但當日本製造與中國製造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後相繼甦醒後，美國資本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紛紛將工廠開設在其它成本更低的國家。美國也由製造業大國逐漸的變成製造業空心化的國家。
這個過程讓資本家獲得了更多的利潤，但藍領卻就此隕落，再不復往日的榮光。而我們的美國大統領特朗普之所以能夠依靠藍領工人的支持當選，所依靠的就是他“讓製造業回來”的承諾。
隱性的代價
回過頭說《礦民、馬伕、塵肺病》裡的礦工。
許多礦工因為非法工作的原因，無法得到一個正經勞動者所應該有的權益，處於食物鏈頂層的人可以對底層人進行利潤危急轉嫁。這也就是說，礦主總有辦法將危機進行轉嫁，當他們收到罰款或者需要進行賠償時，會通過壓縮礦工工資，降低開採成本等方式來彌補缺失的利潤。
沒有工會制約，沒有政府的規範化，礦工們根本無法保障基本權益，因為這類重體力工作從不缺乏勞動力，一旦有礦工提出要更多的錢與更好的工作環境，立馬就會被其他人取代。
更糟糕的是，礦工在工作的過程中還遭受到了永久性身體侵害。當塵肺病找上他們時，沒有保險、沒有勞務合同的他們只能苟延殘喘或者迎接死亡。
能讓他們悲劇不再重現，就只有政府完全取締黑礦，並且為這些礦工安排合適的工作；或者說將礦產進行正規化，以明文法律來維護礦工權益。
世界文明的進步的同時也不斷在進行著淘汰。生產力的發展，理想的狀態是讓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與乏味的腦力勞動中解放，從而能夠有更多世界去進行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工作與實現人生理想。
但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會傾向於幹掉冗餘勞動力，勞動者會失去經濟來源，成為沒有價值的存在。
我們假設一下，當採礦可以完全由機器人作業時，資本會分一部分利潤給無活可乾的原礦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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