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有沒有一個既能總結以往興亡治亂的歷史經驗教訓，又能解決國家現實問題，從而保證漢朝強盛的長久治安之道。
董仲舒：請陛下看一看我的“天人三策”。
漢武帝：……
漢武帝：你先去江都易王劉非那裡當國相吧！
戰國秦漢之際，是古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上從國有經濟向小農經濟轉型，政治上由封建制向郡縣制過渡，文化上由“百家爭鳴”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渡。於是在漢代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治體制、以“五口百畝”之家為主體的小農經濟形態、以儒家思想 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奠定了秦漢以後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格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土地私有制度的小農經濟
劉邦攻入咸陽時，便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他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廢除。漢朝建立後延續了秦朝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繳納賦稅，耕地稅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漢朝人口稅分為算賦和口賦。算賦是丁稅，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稅，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二十錢。
在農業基礎設施方面，鐵農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槓；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國渠、六輔渠、白渠等。東漢時期，出現了翻車和渴烏等水利工具，增加了農業生產效率。
在國家發展政策方面，免除徭役，減輕人民的負擔；釋放奴婢，凡民以飢餓自賣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讓士兵復員歸家，給予他們土地及住宅，使他們從事生產勞作；繼續推行秦代按軍功授田宅的制度，穩定社會秩序；鼓勵生育，增加勞動力。同時奉行重農抑商政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乘馬車，並加重租稅，景帝在晁錯的建議下，改行貴粟政策，國家存糧進一步大漲，經濟實力大增，商人的地位才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漢朝初期的休養生息政策與相對寬鬆的土地制度讓民間農業得以繁衍生息，農耕文明出現了繁榮景象。
漢高祖劉邦
二、小農經濟上的統治階層
漢代的統治階級主要包括開國功臣、劉氏子弟、六國貴族後裔及以儒生為代表的官僚，這些人大概就是我們教科書裡面提到的封建土地所有者，他們的一舉一動決定著整個國家的命運和歷史的走向。
（一）開國功臣及劉氏子弟分封
漢承秦制，爵位從最高一級的列侯到最低一級的公士共分為二十級。但是漢與秦又有所不同，秦始皇廢除諸侯而立郡縣，劉邦從漢初之實際出發，實行了分封諸侯與郡縣並行的制度，所以在二十級爵位之上，還多了一級：王位。漢初的分封主要就是王、侯的分封。
1．分封異姓王
漢高祖劉邦一共封了八個異姓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均為楚漢戰爭時期安定局勢的臨時舉措，平定天下後，劉邦與呂后開始著手剪除異姓諸侯王。七個異姓王，皆因各種罪名被殺被廢，僅剩長沙王吳芮成為僅存的異姓王，歷五代因無嗣而止。
燕王臧荼，劉邦大肆捕殺項羽舊部，臧荼因擔憂威脅自身安全而謀反，引發劉邦親自率軍征討，被劉邦擊滅。
燕王盧綰，陳豨謀反時盧綰與之私下溝通，於是劉邦以樊噲為將軍，率軍攻擊燕王國。盧綰本想向劉邦請罪，然而劉邦突然駕崩，於是盧綰只好帶領眾人逃亡到匈奴。
趙王張敖，張敖繼承其父張耳趙王爵位，娶漢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受到貫高謀反的牽連，改封宣平侯。
韓王信，韓王信在馬邑被匈奴冒頓單于重重包圍，投降匈奴。
楚王韓信，起初劉邦擔心他反叛而改封他為淮陰侯，而後陳豨反叛時，韓信計劃為陳豨做內應，韓信被呂后設計擒住，
被夷三族。梁王彭越，陳豨謀反時，劉邦命令彭越參與平叛，彭越以病推脫消極對抗，於是劉邦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襲擊彭越，誅殺彭越之後，滅其族。
淮南王英布，韓信、彭越死後，英布因擔心自己被殺而發動叛亂，被劉邦親自平叛，英布逃往番陽，被番陽人殺死。
長沙王吳芮，聰明人懂得退讓，開始低調行事，把自己大部分領地讓給劉邦子女，又將自己的部分精銳親兵分到荊王劉賈（劉邦堂兄）帳下。得以善終。
2．分封劉氏子弟為王
平定異姓諸侯王后，分封劉氏子侄為同姓王，共有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九個同姓諸侯王。並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與群臣定下白馬之盟，立下“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誓約。文景兩代相繼執行的“以親制疏”和“眾建諸侯”之策，數量眾多的劉氏子弟相繼被分封為王、侯，於是他們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
3．分封功臣為列候
劉邦根據各位功臣在反秦滅項中的功勞大小，封一百四十三個功臣為列侯。漢承秦制，當時漢朝全國一共有三十六郡，經過分封，留給中央政府管理的僅有十五郡，而在這十五郡之中，還分佈著若干列侯公主的食邑。
（二）六國貴族後裔：遷居監視
劉邦接受婁敬的強幹弱枝的建議，將關東六國的豪強大族、名門望族共十幾萬人全部遷往關中居住，置於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消除了後顧之憂。
（三）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培養政府所需的官僚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在長安設太學，為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太學之中設五經博士專門講授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
學生稱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他們擁有免除賦役的特權。博士弟子內由太常負責選擇，外由郡國察舉。武帝還下令天下郡國設立學校官，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統。太學和郡國學主要是培養政府所需的官僚，客觀上也廣泛傳播了儒家文化。
漢城湖-西安-漢武帝
三、中央集權國家體制
（一）中央三公九卿制
漢承秦制，中央官制延續秦朝的三公九卿制。
三公的職責為：丞相，輔佐皇帝處理全國事務，是皇帝的助手；太尉，協助皇帝掌管全國軍隊；御史大夫，為丞相的助手，掌圖籍章奏，監察百官，相當於副丞相。三公之間互不統屬，直接隸屬於皇帝，便於皇權集中。
九卿的職責為：廷尉，掌司法；治粟內史，掌國家財政稅收；奉常，掌宗廟祭祀禮儀；典客，處理國內各少數民族事務和對外關係；
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從警衛；少府，掌管專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澤收入和官府手工業；衛尉，掌管宮廷警衛；太僕，掌宮廷車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務。武帝時中央官員分為外朝官、內朝官。外朝官包括丞相及丞相之下的各六百石官，專門擔任行政職務，處理行政事務；而內朝官包括大司馬和左、右、前、後將軍，尚書，以及侍中、散騎、諸吏、諸郎、博士等，由皇帝直接差遣，處理皇帝命令的事務。加強了中央機構為皇帝服務的職能。
（二）創設刺史制度
設置刺史制度，監督地方的豪強、官吏。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將全國分成了十三個監察區，每個區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隸校尉，其他十二個州都叫刺史。“刺”，檢核問事的意思，即監察之職，“史”為“御史”之意。刺史官級低於郡守，但其代表中央。巡行郡國，監察地方的諸侯王和郡守縣令。刺史制度是在原有的地方層層監察的基礎上，增強了中央直接監察的權力。
（三）郡國並行制
漢高祖劉邦在剪除異姓王的過程中，一方面“漢承秦制”，實行郡縣制；另一方面大封劉氏諸王，實行封國制。這種在一箇中央政權之下推行的兩種政治體制，即“郡國並行”制。
郡國並行制是漢初劉邦在吸取秦二世滅亡的教訓和成功運用分封制安定天下基礎上的獨創，漢初政權推行郡國並行制，擴大地方王國的自治權力，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不多加干涉，對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較大作用。七國之亂平定後，景帝下令取消諸侯王的治民權，減少諸侯王的特權；到了漢武帝時期又實行推恩令，消除地方諸侯王對中央的威脅，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四）察舉制
察舉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級官員，從平民或低級官吏當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選拔在
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當時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入朝為官。察舉制，始於漢高祖，形成於漢武帝，完善於東漢時期。通過這一制度的實施，漢王朝選拔了一批德才兼備的人才，不僅充實和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而且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起了一定推動作用。四、“大一統”意識形態
（一）董仲舒教化思想
“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春秋繁露·實性》
在總結秦亡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及漢朝以來現實狀況的基礎上，以“待教而善”的人性論及“天人相通”的天道觀為理論基礎，董仲舒提出了具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教化思想體系。教民性成善是教化的根本目的和中心任務，董仲舒繼承了荀子的性惡論，並凸顯了性中善的潛質，比較溫和地批評了孟子的性善論；
以獨尊儒術，三綱五常為指導思想和基本內容；通過興太學，置明師實施教化；以身示教，以樂達教，因材而教，是其教化的基本方法。（二）“大一統”思想及“讖緯化”
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時期名學思想的基礎上，將陰陽五行等學說納入到儒家的思想體系之中，提出了“大一統”思想。漢初社會危機加重，階級矛盾尖銳，“大一統”思想對維護中央集權統治和社會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儒家政治思想經過董仲舒的這一番改造，適應了漢代維護君主專制、實現大一統的需要，於是取得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大一統”思想觀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國歷史和文化，是華夏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積澱和養成的一種民族心理與感情，成為了團結、凝聚華夏民族的精神支柱。
為了實現“去秦承周，復三代之治”的政治學術理想。漢儒利用讖諱神化孔子，以論證其政治法統合法性。 為神化孔子，《公羊》家提出孔子作《春秋》為漢製法說，此說滿足了漢朝統治者論證其政治法統合法性的願望，但卻導致《春秋》學以至全部經學讖緯化的結果，形成讖緯化今文經學體系。
（三）今古文經學合流
西漢中期以後，儒家內部的一個鬥爭就是今古文經學之爭。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在社會政治觀點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比如反對鹽鐵官賣、談災異。今古文經學的鬥爭基本上是對博士官職的爭奪；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之處在於，今文經學中專講所謂微言大義，即天人感應的唯心論神秘主義；而古文經學雖然也講災異，但比較注重訓詁，神秘主義稍微減少一些。經學的分化表面上是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問題，實際則是不同學派的政治利益問題。
自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以來，隨著儒生入仕參政的越來越多，經學與政治的雙向互動也愈加頻繁。從石渠閣會議到白虎觀會議 ，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今古文之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隨著東漢末年社會矛盾的加深，經學分化的趨勢得到緩解，並出現了融會今古文經學的大儒——鄭玄，於是今古文經學完成了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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