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達不到要求的兒子
小時候的李安在臺灣花蓮長大，對於花蓮，李安的記憶是“很單純，泥土性很強”。就像很多人對小時候的記憶一樣，李安對花蓮的記憶也是模糊的。很多年後，李安總結說，在花蓮“接受的是美式自由開放的實驗教育”，他像一匹野馬，可以隨意奔馳，但家裡是典型的老式儒家環境，一回到堂屋，他必須按下心思，撫平所有縱橫交錯的念頭和舉動。
但作為一個小孩子，李安不可能做到收放自如天衣無縫，弟弟李崗也說，“哥哥小時候捱揍比較多”。父親對於長子的期望，從一開始就沉甸甸地壓在李安身上，這是他到現在還心心念唸的，每當家裡出現了大事小情，他的第一反應都是，“我是長子，這個應該由我來”。
和爸爸的嚴厲不同，媽媽和李安是“一夥兒的”，他最高興的就是和媽媽去看電影。9歲的李安和媽媽看了李翰祥的《梁祝》，哭得稀里嘩啦。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李安對李翰祥的崇拜綿延至今，二是換來了父親更加深切的失望。父親李升第一次對兒子說出“要像個男人一樣”這句話，當時他不會料到，此後，這競成了他對這個長子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李安不止一次承認，“自己不是個合格的兒子”。從小李安就沒有表現出父親所期望的胸懷和擔當，不但不能“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就連“仁義、好施、慷慨、重諾”都磕磕絆絆。
失敗的兒子當到10歲，李安又迎來他生命中另一個更失敗的身份——學生。10歲那年，家裡搬到臺南。“老師都講閩南話”，臺南實行的日式教育，李安“上課第二天，就因為數學考不好被打耳光”，“打完還要謝謝老師”。這讓李安再一次生出外省人之感，10歲的少年開始學習此後他—直需要學會的“融入”。
對於一個學生來說，融入一個環境，首先得在學習上擁有話語權，而這恰恰是李安最感到丟臉的，他的成績“比糟糕還糟糕”。與此同時，李安另一方面的優點開始顯現，唱歌、跳舞、書法，他都冠絕全校。
大概每一位天才都曾經歷過這樣的撕扯吧，自我與他者的廝殺，要麼以向現實繳械而終結，要麼以涅槃重生為起點，而每一個這樣死裡逃生的天才.這一番掙扎最後都成為其讚美詩中一個特別的註腳，以供旁觀者津津樂道，但只有當事人才知道這有多兇險，有多煎熬。
磨難接著磨難而來
李安說，他至今遭受過兩個重大的磨難，一是兩次高考落榜，第一年差了6分，第二年差了1分。第二個磨難是從紐約大學畢業後，在家賦閒了6年。想想看，一個後來震驚世界影壇的人，在畢業後整整6年的時間裡，在家洗衣做飯帶孩子，每天在老婆要下班的時候，和兒子規規矩矩地坐在沙發上，等待“英勇的獵人媽媽帶著獵物回家”，是不是比好萊塢電影還要驚險刺激？
妻子林惠嘉是李安去芝加哥替中華榮工青少棒比賽加油的時候認識的，在關於李安的各種文字裡，林惠嘉被譽為奇女子。這個伊利諾大學畢業的生物學博士，比李安酷得多。大兒子出生，她居然沒有通知李安，李安後來回憶說：“第二天我搭飛機趕到伊利諾，醫院的人都高興得鼓起掌來。原來半夜惠嘉獨自來到醫院，醫生問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和親友，她說不用，院方還以為她是棄婦。”李安功成名就後，和妻子去菜市場買菜，有人羨慕“你命真好，先生還可以和你買菜”，她答“是我今天特意抽空陪他買菜的”。
即便酷如林惠嘉，也曾被李安那6年弄得幾近崩潰，她打電話和媽媽訴苦，媽媽要她離婚，放下電話，林惠嘉自責“我怎麼變成這樣的女人了”。就連李安自己都喪失了信心，想去學電腦，林惠嘉罵他：“學電腦的人這麼多，不差你李安一個。”
很多人不相信“成功與失敗只有一步之遙”這種泛酸的話，但這句話的光芒的確折射到了李安身上。他的成名作《推手》是獻給父親的，也是獻給妻子的，這個失敗的兒子、丈夫，終於等到了極有可能等不到的這一天。
很多人說李安的電影打破了東西方的界限，曾有專家為此專門研討，結論是李安對人的思索是基於人性本身出發的，而人性從來都不曾被時間和空間的圍剿得手過。
電影是他與父親和解的方式
正如《理智與情感》對於英國文化的認知，《與魔鬼共騎》對於美國曆史的觀看，《臥虎藏龍》對於東方文化的審視一樣，李安被當作某種符號被放大定格。他不得不在越來越盛大的洪流中起伏。所以他說“我可以處理電影，但我無法掌控現實。面對現實人生，我經常束手無策，只有用夢境去解脫我的挫敗感”。
換句話說，李安的成功正在於他對自己失敗的直視。李安的電影一直沒有走出少年的陰影，他在《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探討的都是兩代人之間的隔閡問題，他藉著電影和這個以父親為代表的世界講和，他試著去理解，去溝通，去勇敢地到父親面前大馬金刀地坐下來。對父親的敬畏，是他探尋那個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緣由。
在父親面前的失敗，造就了李安的成功。李安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像是他的自傳。片中派的父母去世，他沒機會見到父母最後一面，只能對著大海喊：“爸媽，我對不起你們。”李安也借這部電影向父親說感謝和對不起。父親李升在2004年過世，當時李安正在拍攝《斷背山》，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他連夜回家，在機場，接到弟弟的電話，他隔著電話和父親說話，但再也沒有聽到父親說話，再也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李安的每一部電影都帶著父親的氣息。拍《臥虎藏龍》時，他聽取了父親“用力不要太深，著色不要太重”的勸告，拍出了中國人所獨有的空靈的禪意。《斷背山》拍攝之前，父親鼓勵他“等你拍到50歲，應該可以得奧斯卡”，他說“沒有這句話，我可能堅持不下去”，但李安很少提及的是，父親緊接著說的是，“到時你就退休，去教書”。
他用電影和父親溝通，也用電影去尋找父親的精神，現在他知道了，父親是他的一個結果，但更多的是他的原因。因果相生，如金水循環。
一個“失敗”的異鄉人
除了兩代人的隔閡，李安也一直在探討不同文化的共通之處。這是他的電影可以穿透種族天然壁壘的原因。
李安出生於花蓮，相對於父親的漂泊來臺，他算得上土生土長。可在一個更大的環境下，他和父親一樣，生活在當地人的故鄉里。加上10歲時遷移至臺南，小小少年就不得不在兩種以上的文化旋渦中尋找立足點。
少年時候，他是臺灣的外省人，碩士畢業後，他是紐約遙遠的異鄉客，他的前半生，—直在故鄉之外顛沛流離。他一直是個失敗的異鄉人，找不到工作的李安甚至去劇組打過雜。
李安的電影一直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去做有效溝通，他的電影都很隱忍，但也有儒家水滴石穿的堅韌。和他合作過的人都說，李安在藝術上和為人上完全是兩個人，在電影面前，他寸步不讓，在生活裡，他溫和靦腆。
還有比李安更失敗的人嗎？在父權和異鄉長大的孩子，對人情世故總是理解得特別深刻，他必須學會很多，才可以保證自己在一個個他不慎闖入的世界裡求得安全。他在臺南和紐約要做的，也是他的電影一直在做的。
還有比李安更成功的華語電影人嗎？他的成功就在於他對自己失敗的坦誠相見，他從不企圖用後來的成功去塗抹之前的失敗。他不需要供奉，經歷過排斥和拒絕的孩子對平等和博愛的需求，遠大於這幾個字的表面意義。
除了拍電影，他別無所長。“我沒辦法跟命運抗衡，但我死皮賴臉待在電影圈，繼續從事這一行，時機來了，就迎上前去。”
李安永遠記得父親教他寫毛筆字，“寫字要回鋒，走到盡頭時要回來，要圓潤才完整、好看”。李安做人如寫字，做電影也如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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